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40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40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