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1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73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还有一点是，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页，群众出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年最有资望。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页），容庚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