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年2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