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3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恰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

1957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第58页）1957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据说70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