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已80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3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74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31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页）这是1945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元。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4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