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开，一为大32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