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8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年4月30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50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预了40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