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年出生，1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是政治学。1934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年以后的东西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帐。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真是“天真”。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1947年到1948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年，钱先生50岁，多好的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