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琪琪相恋了七年，我们认识的第二年我带着她来到广东一起定居。那一年她爷爷去世了，我在一旁尽力地安抚她。结束了她的高中时代我陪她在珠海念了两年书。第三年她向自己的导师和同学宣布她要写长篇了。写书的过程很慢，待她读到研究生第二年时才出版全书。那本书确实大获成功，这我得承认。可是，琪琪吸引我的地方，和这本书可没有一点关系。

我想相恋了七年还让我如此迷恋的原因就是她能把我们两个引向幸福的回忆之路。不管是多么漫长的回忆，她也会寻找到一瞬间的起点。像是如果我好奇地问她，对我的爱情的起点源于何时，她会说，就是我们第二次见面那天夜里，两个人被困在王府井女子百货的屋檐下看雨，不时有水溅到我们的眼睛里，我们大声地聊天，以不让雨点的声音漫过我们高涨的情绪。凌晨四点钟我们躲进自助银行，相互依偎着睡着了。

“那时候，你左手刚好搭在我胸前，”她一脸怨气地对我说，“我根本就不敢睡。”她说她想抓走我的手又怕弄醒我，不过我的手放在那里她又觉得特吃亏。“或许就在那么一瞬间，”她双臂支撑在腰上说，“我就认定你是我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可能是我的表情出卖了我，她突然跳出来捏住我的鼻子。

“说。”她叫道，“你当时是不是装的？”

“不知道啊，”我转身背对着她，不让她看到我表情。“你不是说我睡着了吗？”

“没睡觉，你一定没睡觉。你后来睡觉都打呼噜，可你当时却静得不得了。”她又跑到我面前，看到我的呆板表情忍不住笑了，“大色狼！加上偷心贼！”

要是她反过来问我什么时候爱上她，我可说不清楚。每一次我都用“一见钟情”这个词来敷衍她，心里却在寻找爱上她的起点。我想可能是第一次吻她她流出的眼泪，或者是我们做爱时她那少女的羞涩让我顿时生出无限柔情。反正我绝对成不了作家。因为我永远也看不清一段感情的来龙去脉。

琪琪。

我同样猜不透高叔感情的起点是在何时何地。

我父亲去世后的两个多月他来了我们家二十五次，或者还要多几次。每天下午他除了问一句“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吗”，轻易不会说多余的话。更多时候他就穿过我母亲的发间看着窗外的落雪。我母亲还是那样地冷默，即使高叔穿的衣服再多，她也会将他当成透明的。

天气越来越冷了，坐在屋子里我们也要将双脚裹进被子里。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向上升，上升，飘到六楼我们的家里。

“就要过年了。”高叔缓慢地说。

虽然在他眼里，身体是透明的，可声音却可以听到。“是啊，”我母亲说，“他走了以后，这是我和孩子们过的第一个年。”

“让我，”他停一下，摆了摆身下的椅子，说，“也和你们一起过这个年吧。”

“难道你没有老婆孩子吗？”我母亲站起来，她要发火了，“干吗总像臭虫一样地长在我们家里？”

“我有的，”他低声说，“我有个儿子在桂林上大学了，老婆在做汽车生意。”

“那就是了，”我母亲平息了情绪，坐了下来，“陪他们过年吧，一家人在一起不容易。”

“嗯，”他没再多说，点起一根烟。以前他是不吸烟的，至少头几次来我们家从来不吸。

我母亲把刚织好的毛衣穿在我身上，看看是否合身。那根烟快吸完了，他拿着烟头看看四周想哪里熄掉。

“给我吧。”我母亲接过来。

“垃圾筒里都是纸，我怕烧着了。”

“嗯。”我母亲将烟头丢到了洗手间。

“嫂子。”

“呃？”她冲了一下马桶。

“上个月，我刚跟我老婆离婚，孩子我也不要了，归她。”

“怎么回事？”我母亲回屋，用手巾擦了擦手，“你疯了吗？”

“我是说，”他又点起一支烟，“就算是没有雷哥的托付，我也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照顾你，照顾力力和莲莲。我的意思是，”他弹了弹烟灰，“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我不可能结婚的。”她拽下我身上的毛衣，说，“你别想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跳起来抓着自己的头发，喊道，“我，为了你，把我儿子我老婆都甩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家里人都在背后骂我，你却一句话两句话就把我打发走？”

“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我母亲没有理会他的激动，“再说，我跟你很熟么，说结婚就结婚？”

高叔瘫坐在地上，将烟头烫在自己的手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别这样。”她抓过他的手臂吹着他的烫伤处。“从来没有人，我可以说就算他当年也没对我这么狂热过。我很高兴，真的，很感激你这样为我。但是我不能嫁给你。要是早两年他还活着的时候，我可能会为你这样的举动跟他离婚，然后义无反顾地嫁给你。可是现在不行，万事万物都是有个准则的。现在他走了我有责任。要是没有莲莲和力力我就该跟他一起去了。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如今我这有两个孩子，我得守寡，不是为他，是为这准则守寡。要是过年真剩你一人的话，就过来吧。但是我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我母亲放下他手臂，看着他那双忧伤的眼睛。“对不住了。”

“我不明白，”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来了。”

我父亲说，凡事都有准则的，就像马走日，象走田，可是有时候马就跳不了，象也飞不起来。这就是准则，谁都不能破坏。

我母亲的意思是，她可以嫁给高叔，可是我父亲一旦死了，她就谁也嫁不了。

高叔过来教我象棋。

“别教他这个，”我母亲笑着说，“下棋的人都有点不正常。”

“爸爸以前就教过我的。”

“我想他也会教你象棋规则的。”他摸摸我的头，起身揉揉自己的眼睛，裹紧外套，对我们笑了笑，下楼了。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来过我们家。

有一天夜里，我母亲从睡梦中爬起来，靠在床上哭了。外面的星光穿过挂满雪花的窗户散开在屋子里的每一处角落。我母亲打开窗户，一阵冷风将她的头发吹散。她开始不停地抽泣，声音渐渐变大。她关上窗户，抱着枕头光着脚下了床。像踩在了梦中的天鹅绒上，她的脚步悄无声息。我母亲，一个女人，活到了四十多岁才等来了她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她试图笑一笑来弥漫她满心的忧伤。附在玻璃上的冰片发出碎裂的声音。我母亲回头看看终于放声哭了起来。

我父亲乘着一片云来问她：“你哭什么呀？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他对她有些不满，“我死得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哭过。”

“你死的时候感觉到的是痛苦，是伤心愧疚。”我母亲抹着眼睛，“这些都能挺过去，可是现在呢？是幸福是骄傲，这些我承受不住。我就不得不哭了。”

我父亲说不出话来，他摊开双臂，耸了耸肩，坐到了云上。

“别难过，”我母亲对他说，“我拒绝了他，我没有嫁他”

是的，我母亲拒绝了他。以后高叔也没有来过。三十年后我母亲还记着他，就如我现在仍然浮现出他惟一一次哭泣时的情景。星星在黎明之前忽然隐去。屋子里变成了一片漆黑，她这时才发现，只有在黑暗中，她才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以至于有些事情会穿越时间进入她的视野。

天色渐明的时候，我母亲，臭警察的妻子，织布大王的孙女，又一次失声地哭了。

那一年春节，也是我姐姐在家过的最后一个年。我们三个人，我母亲留了四副碗筷，她并没有阻止我们先吃年夜饭。可是，她没有动一下碗筷，她装作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我们知道她在等一个人。午夜钟声敲响时，我们一起下楼看烟花，她却四处张望着，那个亭子，那个以前我父亲常常和高叔下棋的亭子是空的，所以她就像我们一样欢笑起来。

我们没有钱，买不起太多太好看的烟花，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的烟花。别人的烟花直飞

云霄，张开无数彩色的花瓣，绚丽过我们的，我们的生活。

整个正月我母亲都在等一个人的到来，最后她长舒了一口气，这个人没有来。假如他来了，她怕自己会不自禁地答应他。她怕自己会在余下的几十年里饱受幸福的谴责。一个月来她每天早上起来便站在六楼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天空。初七和正月十五下了两场雪，我母亲像雪美人那样，让薄薄的白雪落到头顶。

一天上午，她看见一个骑绿色车的邮差进我们家的大门。冬冬冬！有人在敲门。我母亲没理会。冬冬冬！我母亲知道那个人不是高叔。冬冬冬！那个人走开了。

第二天邮差又来了，冬冬冬！里面没有声音。

冬冬冬！

“快开门呀！”邮差在门外叫了起来，“给您送财来啦！足足有二十万的汇款单！”

“是谁寄来的？”我母亲开了门。

邮差仔细看了看邮单，说：“一位姓高的先生。”

“他为什么汇钱？”

“这个？”他笑了笑，“我怎么知道啊？”

“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做？”她接过邮单看了看，自语道。然后她将汇款单递还给邮差，说：“可是，那姓刘的女人已经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

我母亲从红檀木箱里翻出黑色的貂皮大衣，我想那应该也是织布大王在上个世纪给她孙女的陪嫁。她给我们做好饭菜，一个人下楼了。

那天下午，没有人站在六楼的阳台上，晚上也没有，反而下了那一年的最后一场雪。阳台上留下了一些猫的脚印。猫从房顶跳到我们的阳台上，绕了几个圈，又一跃落到其他人的房屋里。我坐在椅子上看到雪花映着街上路灯的光芒闪着金黄的颜色。

我母亲在夜里踢着一路的风雪回来了。她摸着我的头对我笑了笑，将柜子里的衣服一件件抽出来叠好。最后她起身对我说：“挑几件你最想要的东西装起来，我们明天就搬家了。”

直到去世前，织布大王的孙女在市郊这两间平房里生活了三十一年。不算那离家出走的半年，他的曾孙女，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九年。在夏天屋子里的每一处都可以闻得到外面垃圾散发的臭气，在冬天躺在床上整夜都在听着风在窗户的夹层中哭泣。表姐抱怨了二十年也没能改变我母亲那不可动摇的意志离开这里。我后来赚了些钱，我说：“离开这种烂地方吧，妈。”

她没有理会我的话。“这里离教堂很近。”她说。那时她已信奉了十年的圣主。

我在想，她并不是留恋这个地方，她只是害怕再经受一次迁徙的痛苦。

搬家公司仅用了一刻钟便将我们需要带走的东西搬进了车里。

“一直开下去。”我母亲坐在车里给他们引路。“向右拐。”她双眼目视前方，她没有看见两边的树木。“再向左转个弯。”她摇开右边的车窗，将手臂伸出去抓着风。“从这里能开过去吗？”她说。风从她的眼角穿过，划过她的发髻，她的双颊留下了泪水的痕迹。

或许是她知道自己会忍不住哭的，所以她打开窗户让风来吹落泪水。这样，她一生还只是哭过那么一次。

我表姐提醒我，马上就要过小年了，说这话的时候她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视摇控器。

“这几天你都在写什么？”她问。

我说我想把家里这些事一点点都写出来，算做一个回忆的凭据。

“你认为这样有意义吗？”她关了电视，皱着眉说，“整个这些事情，就算你什么也不写，我们也会记着一辈子的。”

我什么话也没说，吸起一根烟。我不敢保证我们到老了的那一天还会想起这些。

她站了起来，抖动着右手，张了几次口，抬高声调说：“这个家完了，全完了！老太太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干吗还要写点什么让人再记起这个家呢？”

我看着她，眼泪充溢了她的眼眶。“为什么？”我说，“你就这么一个家，你不像我，我还可以组成一个新家，可你没有了。或许你以后会留守在这里。只要你还在，”我停了停，低着头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儿，继续说道，“我和琪琪以后回到长春来，还会再住进这个家。”

“就算我一辈子不结婚，”她说。

你别说了，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老太太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她还是说了。

我陪表姐看电视一直到深夜，我相信她并没怎么留意电视的情节，几次剧情的突转都没有如从前一般触动她那脆弱的情绪。她在想着一些事情，可能后来她也弄不清楚她在想什么。人一过了中年就是这样，思考常常会因为思想上的懒惰而沦为回忆。

“过小年那天，我们请一些亲戚朋友来聚餐吧。”我提议道。

“我们没什么亲戚了，”她说，“我是没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见到老太太跟谁来往过。”

“那我们请牧师过来吧。”

“我可不想把教会那些人都弄过来，”她反对道，“我从来就没信过教。”

“我打算去见见我爸以前那些同事，我还记得有个人姓张，估计去那里的派出所还能查得到。可是有一个我们最想见的人，可能就找不到了。”我关掉电视打算各自回房睡觉。“我说过，或许他已经死了。”

“谁？”她警觉地问，之后她想了想，问我，“你是说那个高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