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何西来

认识陆幸生是今年春天，他拿了这部书的稿子，来到我家，要我作序。同时带来他以前两部长篇《银色诱惑》和《银豹花园》，还有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这两部作品的评介文章。他说，他是在看了我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所作的序言之后，产生请我为他的新作写序的念头的。那篇序和作序的书，曾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幸生说，读了那序，他对我的文学理念和人生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认为我也会对他的作品产生共鸣，所以为他的新作写序之事，非我莫属。我也就应了下来，只是请他不要催促太紧。�

半年过去了，北京已届新秋，他的这部《银狐之劫》付梓在即，责编打电话过来问序。我说书稿已经读过，确如作者所料，产生了共鸣，印象不错，并答应尽快写好给她。�这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与作者已出的两部长篇有着相近的题材和相通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类似于松散的三部曲式的艺术格局和思想格局，连书名也经过了着意的安排。“银色”“银豹”“银狐”，都以“银”字打头，可以称之为“三银系列”。按照作者的意图，《银狐之劫》应该是这个系列的收尾之作。“银”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象征。作者意在凸现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权力在不受监督与制衡的条件下走向腐败的必然性，这包括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权力和金钱，都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这是权钱可以互相交换的基础。但金钱和权力背后都站着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各自欲念的支配下行动着。有的大权在握，利用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漏洞，行贿受贿，买官鬻爵，中饱私囊，鲸吞国有资产，陆幸生笔下的女“老板”就是这样的角色。有的依附权力，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结成特殊利益集团，或瓜分国有资产以自肥。或其实只是分一杯羹，如被称为“狼外婆”的财务总管郎世萍，办公室主任华天如等。有的投机钻营，出入官府，巴结权门，吹牛拍马，空买空卖，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是飞着吃的准诈骗团伙，如林浩、潘晓虹、崔铁牛之流。�

这里有一个权和钱相互交换的网络。在小说所给予、所营造的情境中，老板处于网络的中心，由她掌握和操控着整个网络，用它来巩固自己的权位，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以攫取更多的国有资产，装进腰包，转化成他们一伙的个人财富，老板之所以特别欣赏殷国鹏为他设计的管理软件，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管理软件，她就能够更加有效地掌握集团名下所属的企业的运作情况。�

老板的服饰集团公司，是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的一个畸形的产物，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属于中央明令禁止的“翻牌公司”。它打着现代企业管理的幌子，完全按照原先政企不分的一套模式运作，因而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笔下，老板象毒蜘蛛一样居于整个网络的中心，是一个精通权术而又极为贪婪的家长。她的集团的核心，很象一个封建性极强的行帮团伙。小说中着意描写的那个H市子公司总经理皮小林在省服饰集团总公司成立的晚宴上，喝得半醉，跪地向老板敬酒时，又叫妈又叫娘的场面，写的看似夸张好笑，其实是寓庄于谐，凸现了老板与她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封建家长制的本质。在《银狐之劫》里，老板固然是权力最大的人物，其他许多人物的升降沉浮、祸福诛咎，都操在她手里，在艺术上也写出了特点，写得很成功，但是她不是主人公，也并不处于作品的中心和情节展开的中心。作品的真正主人公是殷国鹏，一个被她赏识，并一手由她提拔起来的副总经理。�

殷国鹏出身于农村，他是从大学教师的岗位上转入仕途的，虽然是翻牌的省服饰总公司的副总，却有着不折不扣的副厅局级的官身级别与待遇，因此，直到被“双规”，被重新降职起用，他的经历都不是下海经商，而是典型的仕途上的宦海沉浮。他的经历，是《银狐之劫》情节发展的主线，以他为中心，由他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组合而成。他是结构的中心，也是感受的中心，他的命运、他的心灵、他的性格与思想的不同层次与侧面，都是在这种关系的组合中，渐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而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多从与他的接触和交往中带出，有些还是直接从他眼中显出，或从他心灵的镜面中折射出来。正因为他在艺术结构上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的描写就不能不关系到全书的成败，而作者正是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不少的心血。�

从叙事策略来看，《银狐之劫》有显线和隐线的区别，也可以叫做近线和远线，近线是现在进行式，远线虽是已定格了的往事，确也是渐次展开的，可以说是过去进行式，近线的展开大致依时间的顺序，远线则在近线的展开中，视情况的需要与可能，采用插入和倒叙的方法，起一种对比、参照和丰富近线叙述的作用。这是很需要费一番心思的。过了，就会枝杈旁出，使文字显得枝蔓、拥挤；不足，则又会使近线显得单薄。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得恰到好处的。尽管书中“过”和“不足”的情况都间或出现过，但总的来说近（显）、远（隐）两条叙事线索的交叉互动，还是做的不错的，因而也是成功的。正是在这两条叙事线索的对比、参照和交叉互动中，殷国鹏的性格和命运，渐次明晰了起来。

叙事的近线，是以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殷国鹏的个人经历和生命旅程为主轴，被切割出来，作放大和细化处理的。远线则是他此前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的出身、婚恋、家庭，他的求学、就教、出仕进入官场和作为前程看好的新星等。从世俗的观念和官场升降沉浮的逻辑来看，远线是他走向飞黄腾达的上升线，而近线则写了他的一段颠峰期的状态和自这颠峰跌入谷底，个人命运发生逆转，以及播迁的心灵历程。�

遭遇“非典”，是他命运从颠峰向谷底滑落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曾料到，他本人不曾料到，他的老板那么精明的人也不曾料到。之前，是他，受老板的委派，去北京活动。�

贿买上峰，与林浩、潘晓虹一伙互相勾结，回省后又到下属地市频繁活动，以致因过度疲劳而致病，而作为“非典”疑似病例被隔离。老板的问题，因此而暴露得更快了一些。接着殷国鹏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双规”了。出了医院的门，进了203招待所的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遭遇“非典”，老板退休后的位置就是他的。看来，他们碰到劫难，好像很有些偶然性，然而，老板一伙的腐败问题，终究会暴露出来，会遭查办，而他，迟早也是在劫难逃。从这一点谈，他的从官运的颠峰跌落下来，又带有某种必然性。�

在通常的相对平稳的环境下，人的性格的某些深隐的层面，不易暴露出来，他们甚至还可以通过各种饰伪的办法，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遮掩起来。但是，遇到某种猝不及防的非常情况，意外情况，则往往会把诸多危急的、不利的因素，汇聚在一起，以极为严酷的形态，向个体生命袭来，让他们人格和心灵受到严酷的考验，作家在作品中也常把自己的人物放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下，进行拷问。其实，这里也往往是作家的自我拷问，并通过这拷问，拷问读者，使他们不能置身事外，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托尔斯泰、妥思陀耶夫斯基，甚至法国的莫泊桑，都莫不如此。殷国鹏因遭遇“非典”而进医院，而被“双规”，碰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严酷的非常情况。他的灵魂也正是在这严酷的情势下被拷问的。这给作者的描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阔大空间。他很好地创造并利用了这一空间。�

殷国鹏家乡村畔有一座山，山上有个纱帽峰。离开农村，步入仕途，他就象朝着这个山峰攀登，终于完成了身份的转换。随着职位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他身上原有的某些淳朴的值得珍重的东西，也在一点点褪去，而官场的那些恶行恶德，那些习气和做派，都或先或后地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他离善良的老百姓，离有正义感的“老狼”吴沧浪，“老狗”田沟越来越远了。他异化了，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个清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与民众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鹰犬和骨干。作者陆幸生的贡献在于，他具体而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异化的过程。旁观者清，人们可以通过作者的描写，看到人性的泯没和灵魂的沉落，这里是一个泥淖，是一处罪恶的深潭，舒舒服服几乎没有多少挣扎，殷国鹏就陷进去了。他的感觉方式和认知方式，都变成那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了。进了“非典”隔离病房，他很难适应那个环境，他对那位女护士的蛮横态度，包括他对传媒的态度，都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官员身份和心理。然而，到了203，他老实了，驯顺了。只有那里才是他们这种人的克星。�

在“双规”的一段时间里，他交待了和自己有关的问题，他没有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置，在暂时回乡，等候重新安排工作的另一段时间里，他倒是动了类似于过去官员们归隐的念头，而他在农村昔日的恋人蓝枫也希望他回来共同经营那个前景肯定看好的产业。他又面对着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出处进退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激流勇退，恋栈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接他的车队出现在纱帽峰时，他还是兴高采烈地换了衣服，迎了上去。尽管是“左迁”，他虽有点遗憾，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入了官场，就是官人，就有官身，农村哪能留得住他？这个结尾的处理是很精彩的，既符合生活的逻辑，也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

除了主人公殷国鹏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人物外，作者还写了许多其他人物，如主管副省长吴仕昌，秘书、后来接受老板职位的于凡，一贯支持老板的娄副秘书长，服饰局长白文龙，机关党委副书记海螺等，从而把纷纭万象的社会生活，都摄入自己的艺术镜头，使作品获得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整体的真实感。�

陆幸生长期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在任扫黄打非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被视为这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在文学和艺术的多个领域里都一试身手：从事过美术创作，画过大量的插图，本书中的二十二幅精美插图，就出自于他的手笔；出过纪实文学的书，出过诗集，长篇小说更是他着力最勤处。他的本职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的见闻和切身体验，是他汲取创作题材的源泉。在《银色诱惑》的扉页上就赫然印着“以笔为旗，向腐败和邪恶宣战”的檄文式口号，宣示了他的人生理念和艺术理念。他要把他的书“献给苦斗在‘扫黄’‘打非’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他的书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在这本《银狐之劫》里，“老狼”的形象，就有他的影子，虽然不时以调侃、自嘲的笔调写之，但他却是老板及其团伙的腐败行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我很欣赏陆幸生对自身的这种苍狼之性的隐喻。他是现实生活的充满激情的介入者、干预者，不回避邪恶和黑暗，敢于直面，敢于拍案而起。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乐观。我把他的创作归入当代作家中由陆天明、周梅森、张平、王跃文代表的小说创作倾向中去。只要沿着这样的创作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实绩。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点期望。

2004年9月1日六砚斋序

序（二）——施正东

《银狐之劫》是知名作家陆幸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银”字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些年，他80万字的《银色诱惑》和40万字的《银豹花园》两部长篇相继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说震动了全国的扫黄打非战线，惊动了整个新闻出版系统。客观地说：有赞赏，也有批评，颇有争议。

直面当代文学，泡沫翻滚表面繁荣不言而喻；直面书市大有令人目不暇接，头昏眼花之

感。可定神一看，大多属过眼烟云，无甚生命力。唯我主义作品门类繁多甚嚣尘上；无病呻吟的文字仍在严重损害精美的纸张；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隐私”类文学毫无社会责任感地接踵出现在地摊上。一句话，诸多擅长摆弄文字的人们都冲着“钱”字去了。这是一种令人痛心、遗憾的文学现象。然而，幸生同志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和许多有社会责任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一道，深入生活，研究社会，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沉重地思考着，艰难地笔耕着。

《银狐之劫》写的就是去年春天，“非典”时期发生在我国南方某省的一个故事。该省某国有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出差北京，正值京城“非典”疫情严重之时，他回来后即高烧不退，但对进入疫区的活动却隐瞒不报，还四处请客送礼，活动频繁。为达小集团的一已私利鞍前马后不惜工本，借省局与集团政企分开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由于他“非典疑似”症状明显，二十多天后终于住院诊治，受到当地“防治非典办公室”和纪检部门的严格审查，结果东窗事发，牵连暴露出上至省府个别人物，下至集团管理中层内外勾结、跳龙门钻狗洞的一系列丑行。

该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书中的一些人物也都耳熟能详。关键的是简单的故事情节所揭示出来的并不简单的社会现象。所以，小说对人物道德品行和人生轨迹的描写，读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让我惊诧和困惑的，倒是看到了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原来是如此这般地以深化改革和市场化为幌子，暗地里制造出这么多非典型性的集团和公司，并以此展开着更堂皇的虚假和更多样的侵吞，滋生出一批让人只能看清半张脸的新贵和富人。

什么叫“非典”？这个名词300多天以来总是让我听着困惑。它原本是医学专家给“非典型性肺炎”起的简称。但一个人的机体得了典型性的肺炎并不难治，为什么这种“非典型性”的肺炎却这样让人谈虎色变，也让那么多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呢？有人说正是因为它是非典型性的，是一种谁都没有见过的病症，不是正路货色，所以才难对付。但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他们认为这是SARS，只不过是一种衣原体病毒，并不像我们有所谓“典型”与“非典型”之分。所以我认为，国人之聪明处，就是什么都喜欢弄出一点中国特色来。有时想想“非典”这个名称，犹如白马“非马”，真是妙极了，真亏得专家们想得出来。

有时候看看我们所处的社会，各式各样的“非典型性”社会现象还少吗？尤其在转轨时期许多的人和许多的事都让我们不知如何定义。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保守的还是改革的？是市场的还是计划的？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真是难以说清，各种疑难杂症都似曾相识，但又都不是那样典型，这确实难为了不同层次的治国里手们。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但也分明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形成一种非“计划”的市场，但又与典型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不是一回事；我们正在尝试着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文化产品乃至价值观念，但我们又无意于转型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可以说一切都有某种“非典型性”的色彩。就拿幸生同志小说中描写的集团来说吧，它扛的是现代企业的金字招牌，运行的却是计划经济的官商老路；表面上是走向市场的集团公司，可仍然坐着正厅级的行政交椅；银狐老板经营的明明是国家垄断行业，享受国家政策的保护，自己却又能与非垄断行业接轨，以内部人控制的所谓股份制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拿着三四十万元的巨额年薪；明明是风月场上既买又卖的生意高手，可又拼着老命请各种官方媒体为自己拍专题、建牌坊；明明是身处商场、媚上欺下的红顶商人，却又能在省府某些官员面前如鱼得水，弄得官场如同市场……所有这些，是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笔者实在说不清楚，看不明白，姑且沿用西方人的说法，称其为我国当代社会中的SARS现象吧。

在“非典”发生一周年之际，陆幸生同志嘱我给他即将付梓的小说作序。不揣浅陋，勉为应命，拉杂写来，语无伦次，很难符合常见书序的行文规范，只能算是一篇“非典型性”序言，勉强交差吧。幸生兄历来仁慈宽厚，当不会见外。�

200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