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集体制度，集体生产的方式，毕竟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留下了烙印。新一代人没有土地观念，也不知土地上的艰辛，一味贪婪地追求金钱的效益。老年人企图保留一块安息的墓地。铜钱沙虽然卖了，不久将建成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别墅，但留下一部分专有基金，去办一座敬老院，倒也是对上一代人辛劳的报偿。人生谁不老，把祖宗的骨头熬了油去卖，天理不容啊！何况，集体经济并没有彻底垮掉，集体经济名存实未全亡。当今发财的人，有几个不是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起家的？承包土地，承包山林，承包水塘，承包工厂，承包车船机器，五马分尸，也毕竟没有分开呀！法人还是集体，个人只是承包人或经营者。只要土地的产权性质不变，你就无法扼杀集体这个已经四十来岁的成熟了的巨人。你只能在他的胯下变花样。你可以通过花样，玩成百万富翁，但你成不了地主。因为你个人没有地权，你的工厂，你的设备，你的一切，包括你的两只脚板，离开土地是无法生存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能耐，都得投靠到一个拥有地权的集体名下。在中国当今，完完全全的私人公司是凤毛麟角，赤裸裸的私人公司或者企业，如果他敢不披着集体的外衣上场，保准它不几天就遍体鳞伤，死无葬身之地。连外国投资者也深深地懂得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西方那些人，包括崇拜西方的中国人都梦想着将这个巨人埋葬在中国的泥土里，但力不能及。他太强大，也成熟了。他改变了自己以往呆板的姿态，显得灵活应变，渐渐适应了新的战场。他不仅没有僵死，还在他的领土上枝繁叶茂起来。这是出乎许多人的预料的。他们以为东欧和前苏联的多米诺骨牌倒下来，中国的这块牌会撑不住，即使撑也撑不了多久。他们不了解农民和土地，他们不了解集体意识在那土壤中扎根有多深。
田稻吃过早饭去看那块水塘。那里静极了。鱼塘已竭泽而渔，岸边零乱一片。一洼浊水刚刚澄清，清亮得像刚擦拭过的镜子。它已经是开发区的了，不姓田也不姓杨。开发区怎么开发，什么时候把它填平，这已不是他管得了的。它已经换成了一百多万钞票，存到了银行的账号上，拥有它的法人是铜钱沙村。
他绕着水塘走了一周，怎么也难把“水洼地”，“一百二十万钞票”，“敬老院”这三个概念连贯起来。这是一码事吗？
他当大队长时，上塘和下塘两个生产队又为这块地打了一仗：刚好是相反，谁都不要这块地。那年月，学大寨，改天换地。铜钱沙没有穷山，恶水也是有规律的潮。这块地不穷，没有狼窝掌，社员群众激发出来的热情只有使到那水洼地里去。于是把它垦了，种上水稻，要创造高产。谁知那田不听话，稻子就是长不好，产量极低，二十多亩低产田，成了个包袱，上塘下塘两个小队都不愿种，还为此事吵起架来。
那时，田为什么那么不值钱呢？因为一斤稻子才六分钱，一个男人干一天，口朝黄泥背朝天，才十分工，六毛钱。
又过了二十多年，这臭水洼却变成了金子，哪怕多一平方米也是上百块。
他努力地思索着，想把它历史地连贯起来。
他掌握这块土地的大权旁落了，好容易抓到村中的一批老干部老社员，要上告阿才，才勉强保住了这块地的资金不动，留归集体，作为敬老院的资金。
难道我只能管敬老院了吗？他笑自己。
他想起了妹妹瓜儿。瓜儿一生守住那一块净土，五十年后居然创造了一番辉煌。
人哪！一生总该守住一点什么，让它陪自己终身。
清水中，映着他的倒影。蓝天，白云，一轮太阳，全在那镜中。他看着自己的影子。天未老，地未老，白云依旧，青山依旧，而他却不是原来的田稻了。只有人，才是时间的标记啊！
放眼一看，满田满垄的稻子黄了，又是秋收时节。这是铜钱沙上的最后一次秋收了。收了，再也不种了，地卖了。
田稻辞职之后，那种惶惑不安的心情渐渐消退。一切均已成为铁的事实，无法更改了，历史的脚步只留下了一个印迹。在这块新生不到百年的土地上，他走过几步，父亲走过几步的脚印，在地上早已模糊难辨，在脑子里却十分清晰。他陡然感觉到自己从土地的制约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散淡的乡下人。
他也没跟家里打个招呼，在公路边，上了一辆招手即停的小中巴，交了一元五角钱，来到了黄山庵前。
苍苍茫茫的会稽山脉，延伸到江边。江边的山腰上有越王当年石屋养马的旧址。那石屋还在，小得像一座土地庙，令人怀疑当年的勾践怎么能进去。大抵是后朝人为了纪念他垒的。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石屋养马，十年生聚，毕竟复国雪耻，留下了许多东西，也无愧一世英雄了。离卧薪尝胆处只有一丘之隔的就是黄山庙。
田稻已有很久没到这里来了。他不信佛，也不信鬼。妹妹是佛门中人，弟弟是个佛教徒，母亲神鬼莫测，他都管不了。这难怪他：瓜儿从未跟他一起生活过，田麦是半个外国人，母亲有精神病。他只是陪田麦来过两次。他既不烧香，也不拜佛，只是欣赏那庙前的几畦菜地，庙后的一片竹林。一度荒凉得几乎叫得出鬼来的地方，变得如此安闲，雅致，真是福地洞天。这全是人所为呀。
他踱进山门，显得有生以来少有的悠闲从容。匆匆忙忙，如火如茶的人生使得他从来没有闲心闲情注意过与他做事的直接目的无关的事物。他几乎每步行动都有明确的目标。今日，没有目标，只是一时兴起，信马由缰地跑到这里来。来做什么？他也糊涂了，笑了。来看妹妹吗？这可是第一次专门来看妹妹呀！见了瓜儿怎么说？“我是专门来看你的，没别的事。”这话会叫瓜儿大吃一惊，还以为他要皈依佛门哩。进了山门，他才意识到自己有点荒唐。
他立在山门口，下意识地看那新刻的一块功德碑。
那一米多高的石碑质地倒是不错，书法、雕刻却十分拙劣，绝对算不得好工艺。碑文颇像是乡村某个年长的教书先生所作，白话里夹着几个文言古词儿。田氏麦先生被大加称颂，仿佛这庙就是田家的。明真的法名也提到了，只是没姓。一段文字之后，便是功德者的姓名，名下是捐款数目。
田麦人民币叁拾万元
……
以下数百人之多，依钱多少而列。多者一万少者五十。
杜豆女人民币壹佰元
……
这是母亲吗？田稻不敢相信。母亲也捐了一百元，名字排在倒数第十。以下是五十元的九名。碑上的许多名字他都很熟悉，其中不少人已经死去了。他默默地数着自己已知的死者名字，大多是长他一辈或者同辈的人。碑文上极少见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些死者或生者大多跟他一道围过塘，垦过荒，打过鱼，赶过潮。他们死了，无声无息地去了，然而，他们的名字，却因了几百元几十元钱，永远存留下来。几千年后，即使这庙毁了，这石碑是毁不了的，埋在土里也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山下几万亩围垦得来的土地，留得下他们的名吗？虽然他们曾流下血汗，甚至舍弃生命，就像父亲田土根。谁来刻这个功德碑呢？名噪一时的父亲也早被人忘了啊！母亲居然用一百元留下了一个名字。他有些不平。碑上的名字一样大小，严格地按钱数排列。的确也公平。除了政府拨款十万，弟弟三十万，剩下的数百名加起来不到六万。他试想自己的名字假若也夹在其中，会是什么滋味。决不可能，他是共产党员，是干部，虽然一万他也拿得出。碑文上的人名，除了田麦和两个乡镇企业老板外，全是不名的平头百姓，当然是善男信女。他们的人生如一根草，却因为几十元钱而刻在碑上了。田稻感慨不已，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想起自己签名的那份合同。那纸上的名字肯定没这石刻的耐久，也不会被后人读念。他想，把名字刻在石碑上，的确是个好主意。
他看过了名字，再看下款：
总共捐助人民币肆拾伍万肆仟陆佰伍拾元。
这无疑都是自愿的，无须谁去动员催讨，全是现款。神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大？平时，村里要收缴什么公共费用，却是那般艰难。有的党员连党费也不缴，需三催四讨的。宗教为什么能令吝啬鬼也慷慨起来？连赖子也捐了五十元，杨来福的名字在母亲的名字后面。五十元不是可以买二三十斤黄酒吗？他为什么也捐五十元？图来世吗？没有来世呀！
再下一款，居然是所捐款的开支，水泥、木料、钢筋、砖瓦、工匠工资，细至几元几角几分。数十万的工程，而且是民间的，居然无一文钱的乱花销，连剩余捌拾贰元伍角伍分也刻在碑上，注明作香火用。
这恐怕是天底下最清白的一笔账了。
管账的人何以如此清白？大抵只有菩萨知晓了。举头三尺有神灵，菩萨用眼盯着。可菩萨不会说话呀！
这些办事人为什么不揩菩萨的油？
有人叫他：“田书记，田村长！您来啦！”
他把目光从碑文上挪开，截断了自己的思绪。
大家都知他是住持的哥哥，自然也对他恭敬起来。庙是他弟弟出钱修的，是他妹妹管的，他不信神也是神了。
瓜儿见他来，问道：“娘好？嫂好？”
田稻说：“都好。”
瓜儿说：“你好像不太好。”
“我也好，没病没灾的，吃得睡得，有什么不好？”
“菩萨晓得。”
“我都快成神仙啦。”
“你是劳碌命，运好无福的。无事便是悻，难得安耽的。”
“我来看看你。”
“你来看我？你悟到了什么？不悟到什么，你是不会到我这里来的。阿弥陀佛！”
“我也差不多要念阿弥陀佛了，哈哈哈……”
“善哉善哉！”
“唉！善哉啰。”
刚好是午饭时间。田稻在庙堂里转了转，仔细地看了看。大殿里香火弥漫，帷幡锦罗都熏得颇有几成佛色了。正厅上一块鎏金大匾是城里大书法家写的，“普度众生”四字金光熠熠，落款是“家乡弟子田麦”。经堂里除了一般寺院里所有的陈设外，别致的是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竹椅，新的旧的，像是从百家收集来的，一排一排，整整齐齐。这是一些俗家弟子的坐位。他们都是附近村中的老人，家中无事，懒得同儿孙烦恼，懒得婆媳口角，便到庙里来听经，有时也念经，借口信佛，图个清静。大殿左侧，有一小院，有花有草，石桌石凳，十分幽静。有几个老头在石桌上下棋。厢房那边居然有块木牌：“黄山村老年人娱乐室”。
“嘿，老田！你怎么来了？”叫他的是黄山村十年前的大队长。
“老王，你好优哉游哉啊！”
“老弟呀，这不很好吗？我可轻松了八年啦！”
“你发福了！”
“无所用心。不念佛，倒吃斋步。听说你们铜钱沙卖了，进城了，农转非了，好哇！再盖一层楼啰。”
“我退了，跟你一样啰！再盖楼？要拆光哩。”
“你比我小十岁呀！拆了盖新楼。”
“也快六十啦。盖棺啰！”
“对，对，该闲了。盖棺论定，少听闲言嘛。”
他们过去都是大队干部，老朋友。
“你们把娱乐室开到庙里来了，这主意真绝呀！”
“谁叫菩萨占的是我们的地呢？我们没收菩萨的地皮费就算是优惠的了。你们铜钱沙不是十万一亩吗？修庙，我们可分文未收呀。跟市里的宗教管理局达成了这个协议，给一间当村里老年人的活动室，由我管。你别说，人跟人和平共处难，跟菩萨和平共处倒很容易。村里老人到这里来，都不吵不嚷了，有趣。你听经念佛我不干涉，我下棋聊天你不打扰，各得其所。嘿嘿，没人敢到这里闹场子哩。”
“这块地自古以来就是庙里的呀！什么时候成了你们村里的了？”
“你忘了？大围垦时，这庙是围垦指挥部，学大寨时，成了养猪场。明真方丈养过猪，她的口粮是队里发的。她不吃肉，吃粮呀！她也当过我的社员呀！现在她比我强啰，收编佛教协会啦。”
“哦，这笔账是这么算来的。”
“菩萨再大，也归土地神管。只有南天门造在天空，不占地。”
“你这老年人活动室倒成了逍遥宫，会清闲呀！”
“来，老兄弟，一齐吃中饭吧！吃斋，这里没荤。”
不一会，老人们端来了十多把竹椅，围着石桌，坐成一圈，一人一只碗一双筷。两大瓦钵青菜豆腐端到石桌上，热气腾腾，翻出阵阵麻油香，很是吊胃口。一个老人给田稻端来竹椅，又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副碗筷。
老王说：“大家都爱在这里吃午饭，一毛钱一餐，天下第一便宜了。真正的大锅饭啦！用柴烧的，锅巴又焦又香。来者不拒，一毛钱，半斤米，多不退，少不补，菜地里的瓜菜萝卜，四季不断，大家浇水施肥，做饭轮着，不用开会，不用派工，高度自觉，来的烧香客也一视同仁。”
“你还在搞集体食堂？”
“不。这里吃斋，吃素，只有豆腐是买的。这里吃饭，根本不记伙食账，也从不算伙食账。想来吃，往厨房米缸里倒一碗米，随你便，绝对没人管，米缸从不空。吃了，往香案左边那木匣子里扔一毛钱就是。当然，扔一元十元也没人表扬你，但绝对没有白吃的人。木匣子里的钱从来不空，买油盐酱醋，去取。每天有人送豆腐来。卖豆腐的，自己去匣子里拿钱，不会多拿，只会少拿。”
“没人管？成了君子国啦？”
“有菩萨看着哩，哈哈哈。你放心，这里没人做坏事，没人沾别人的便宜。大概是举头三尺有神灵吧，可没人做思想工作。”
“有这等事？谁定的规章？”
“没有规章。你自己盛饭去吧！管饱。你是客，一切免了。”
田稻简直难以相信。
他拿了碗去盛饭，走过小院，发现前厅还有四桌，每桌七、八、十人不等，男一桌、女一桌的，大家围着一钵青菜豆腐吃得正香，聊得正欢。那和谐、安详的气氛令他陶醉了。三十年前围垦时，滩涂工棚里不正是这种气氛吗？也是这些人，也是这种吃法，只不过是生产队的米和菜，派人煮饭。这些人老了。食客中没几个年轻的，没有三十岁以下的女人，没有五十岁以下的男人。他又想起“文革”时吃忆苦饭的场面，五八年吃公共食堂的场面。这些来自各村的人，怎么会不约而同……
他到厨房，揭开大锅，一锅柴火炯的锅巴饭香气腾腾，他的五脏六腑也蠕动起来。他拿起大锅铲，插进去，“唰”一铲掀起，倒入碗中，翻过来，是一块黄澄澄的锅巴。他连筷子也忘了用，馋得用口一咬，“嚓嚓嚓”酥口爽心。好久没有吃过这种饭了。他端着一碗饭，边走边咬，如时光倒转了三十年。他到石桌前，那块黄锅巴已所剩无几了。他坐进圈子，没人讲客气，十来双筷子，在钵子里来来去去，斯斯文文，一边吃，一边闲扯，无拘无束，比一家人还显得和气。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家饭菜，农家吃法，粗蛮而不粗野，散淡而味浓。这些年来，田稻什么都吃过了，城里的大世界五千一桌也尝过了，却总觉别扭，越吃越不是味。今日这顿饭好香，令他食量大增，一连三碗，连自己也愣住了。这不是三十年前的饭量么？
他一下子完全理解了这些老人为什么带一碗米到庙里来搭伙吃饭。回味的是往事啊！人生失去的有些还可以再捡回来，惟有时间失去便永远失去了。
吃过，他往那木匣子里扔了一元钱硬币，“哈”的一响，谁也没看他一眼。他细心观察别人，一个个相安无事。聊天的聊天，扫地的扫地，有的人去菜地，有的人去劈柴，有的人去涮锅洗钵子，并没有人支配他们。干活的人也不嫉妒下棋的人。
瓜儿从禅房里出来，问道：“吃过了？”
“吃过了。”似乎不再有话。
他到店旁竹林里，穿过竹林，站到江边，坐到一块石头上。潮涨潮落三万回呀！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顿时浮现在眼前。江流顽石、竹林阳光，一切如旧，恍如昨日。
土改不久，抗美援朝运动爆发。田稻参加了志愿军，上了朝鲜战场。离开故乡前，他来向瓜儿告别，也是借此来向兰香告别。一去千万里，异国他乡，九死一生，不知能不能回来。母亲和瓜儿在菩萨面前给他烧香，他和兰香在江边的这块石头上道别。兰香把一串佛珠带在他的手腕上，泪人一般……
一场真正的战火的洗礼，给他身上留下了一个疤痕。住了半年的医院，带着个副连长的头衔，田稻荣归故里，被县里分配到区里当武装部长。
他回到家来，问娘：“兰香嫁了吗？”
娘说：“没有哩。她哥也回来了，她却不肯回来。”
“还在黄山庵吗？”
“跟师父和瓜儿。不肯还俗。”
第二天，田稻独自一人悄悄地去了黄山庵。
黄山庵依旧，只是没有了香火香客，古松古柏古樟一片竹林，一座破庙掩藏其中，一派冷清，一派肃穆。沿江边登上小山头的石级长满青苔，两边蔓草几乎把山径盖没了。中间总算有些足迹。山门摇摇欲倾，爬满了藤葛。围墙上斑斑驳驳，墙边野草丛生。他悄悄走进朽门，院内一股清凉。庙宇房廊毫无昔日的光彩。院子里几棵古树犹存。倒也还干净。竹黄树瘦，江风拂来，悉悉索索，秋叶飘零。院内有几畦菜地，瓜菜倒兴旺。一个尼姑在菜地里种菜。院内没有闲地，一条田埂式的小径通向殿堂。殿堂前的一鼎铁铸的香炉仍在，只是冰冷的一尊死铁而已，鼎内积了半鼎雨水。水中了了游浮。几片枯叶飘在水上。殿堂木雕泥塑东倒西歪，暗淡无光。一棵巨大的古樟树冠盖住了大殿。一个老妪在廊下扫着。她身着瓦灰色的僧衣，头上的乱发编起个小智儿，用一根竹签儿横插着，僧不僧，道不道。田稻认出了她。她是老尼姑。
田稻上前，恭敬地问候：“老师父，您好啊！”
老尼没有回答，抬头看了一眼，继续扫地。
“请问师父，瓜儿在吗？”
“没瓜儿呆儿。”老尼冷漠地回道。
“就是明真师父，姓田的。”田稻记起瓜儿的法名。
“找她做什？”
“我是她大哥。”
老尼抬眼细细打量。
瓜儿和兰香抬着一桶水从江边上来。她俩也是一副非僧非道的模样，死灰色的布衣裹在身上。
田稻跑过去：“瓜儿——兰香——”一把接住那桶水，拎起。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呆呆地望着兰香。这就是他日思夜念的人哪，一点也没变。
田稻像是从天上落下来，让兰香大吃一惊。她听说过田稻的一些事，都是豆女来时讲的，但没料到他突然回来。她心里乱跳，两颊排红。师父在跟前，她不得不掩饰住兴奋，拎起一只空桶到江边去打水。田稻拎起另一只桶，跟了下去。
兰香在山边的石头上坐下来，江水舔着她的脚尖。她一时不知所措，心潮乱涌。
“阿稻，你回来了。”兰香怯生生地兴奋得说不出话似的。
“我前天回来的，来看你。”
“你没死，”兰香说，“阿弥陀佛！”
“老天有眼，没打死我。”
“当官啦？”
“什么官呢，回来过日子。我想回家乡。我想——你还好吗？”
“我有什么不好的。”
黄山庙的尼姑，除了还俗嫁人的，就留下了两老两少。几次运动，把佛门冲了。瓜儿死守师父，死也不肯下山。山下搞起了合作化运动，谁也不要几个尼姑，孤山半壁，闲田一处，让她们自耕自食，做了世外桃源。只要她们不再烧香念佛，不搞封建迷信，人们也就不再打扰她们了。她们死气沉沉地过着日子，不与外界来往，守着一座破庙，倒也十分自在。
“你一个人回来的？”
“一个人。怎么，还有谁？同去当兵的，都打死了，我也差点儿把厂丢在朝鲜了。也许是菩萨保佑，你给我念佛了吧？”他拿出了那串佛珠，“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
兰香接过佛珠，心头一热，一把紧紧握住。心想，真有这种男人啊！上天安排的吗？我真的在冥冥之中等他回来？
“你没娶亲，没带老婆回来？”
“怎么会呢？我一直想你，念你。要不是你，我真回不来哩。有一次战斗，我们上去一个团都被打死了。炸弹冰雹一样密。我也受了伤，从战壕里爬出来，爬了十五里，心里就想着，一定要回去，回去见兰香。我手腕上戴着这串珠子……”
“阿稻哥！你真傻呀！”
“我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来接你。你跟我回去。”
“我跟你回哪儿？”
“跟我结婚。我从小就喜欢你。过去我穷，现在我不穷。”
“你到区里是当官。”
“武装部长，不是什么大官，一般干部。”
“阿稻，我不害你。你还年轻，又有前程，转业到城里不愁找不到一个好姑娘。何苦来找我呢？我是地主女儿，还是个尼姑，哥哥是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娶我对你有百害无一利。我也不忍心拖你下水。你死里逃生，回来了，不该再背上一口黑锅，抹煞了你的光荣。”
“我回来，为的就是你，不是为当官才回来的。我若要当官，为什么要回来？转到哪里照样当官。我要找个女人结婚。”
“哪里不能找，哪里找不到？”
“不，我只要你。也许正因为你是地主女儿，我是佃户儿子，我给你家做过盐工，你是小姐，我是长工，就在这分上，我要娶地主家的小姐。这是我的心愿。我爱你非一日一时。你跟了我，我不会让你受苦，我知道你受不起苦。不当干部也行，我只要娶你。你不能一辈子当尼姑，往后，庙说不定也会拆掉的，修行出家的路走不远了。你必须有个家。”
兰香终于点了点头。“我怕害你。”
“你不是坏人，结婚不犯法。我有一笔转业费，可以办得像样点。你同意了，我现在就去向组织申请，跟我爹说去。”
阿稻满心喜欢地往回走。家乡的路格外亲切，如母亲的肌肤，让孩子的脚板心痒痒似的舒坦。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富有人情味。路边的芦苇谢去了花，留下松蓬蓬的缨穗，在秋风中温柔地摇曳。野养麦开着点点的小白花，含着醉意的笑，像少女时代的兰香。甘蔗也快收了，风吹进蔗林，叶语婆娑像叙着旧情。稻子沉甸甸黄灿灿压满了田垄。蜻蜓跟着他飞，蚱蚂跳到他的衣袖上。他一边走一边唱起来：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他不会唱别的歌。那炮火硝烟，血肉横飞的战场远在异国他乡。他跨过鸭绿江，又跨回来了。
“他妈的，我要娶尼姑了？”他独自开怀大笑，“我为什么不能找尼姑？革命嘛。革佛爷的命吧！”他很感激佛爷，要是没有这庙，兰香是藏不住的。那年头，二十出头的姑娘不嫁就算老姑娘了。
他回到家，抑制不住喜悦，把事告诉了爹娘。娘没有反对，爹却说：“你转业转昏头啦！光荣回乡，却找口黑锅背上。她是尼姑呀！城里十八九岁的姑娘多着哩。阿麦的事就够我说不清的，再加个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就更说不清了。我坚决不同意。”
田稻不顾父亲的反对，向区委书记老韦提出了结婚申请。老韦是很了解阿稻家和陈家的情况的，也知道他们俩的事，劝说了一番。那时正推行新婚姻法，不好直接干预。老韦把问题推到县里，要他去找薛政委。薛政委是县委书记，也是知情者。薛书记也只能劝说一番，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
田稻把兰香从庙里接回来，直接去办了结婚登记，给兰香来了个大换装：修剪了头发，买了新衣，换了皮鞋，跟城里的女干部一样。她本来就俊俏，虽说出家生活清苦，但没有生儿育女的拖累消耗，一套灰布衣紧紧地裹着那女儿娇艳如玉的身子，保存着一分处女的天然之美，一旦脱颖令人惊叹不已。
田稻的武装部长没到任就被搁了起来。组织部专找他谈了一次话，改了他的分配，要他到铜钱沙农场去当副场长。当年铜钱沙农场是县里直接管辖的一个很小的专门培育良种的农场，员工百来人。田稻降任到此，种田。
由于父亲的反对，他们的婚事没有大操大办。婚礼很简单：在场部办公室搞了个仪式，发了几斤水果糖，向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又向大家鞠了三个躬。
他宣布道：“我跟陈兰香同志，从今天起是夫妻，一辈子不分离。”
新婚夫妇就住在农场里了。半间集体宿舍做了新房，半间兼做办公室，吃饭在集体食堂。兰香开了斋，做了农场工人，围涂，垦荒，培育良种。
这桩婚事只有一个人暗自高兴，那就是陈昌金。这个受管制的地主分子兼反革命，无论怎么说也是场长的舅兄了。他觉得他家的人天生富贵命，哪怕做了尼姑，坐了牢房。当年他以为自己一生完蛋了，现在妹妹富贵起来，也好。
他们在农场没过多久，父亲就在抗灾中死了。他们夫妻回家来照顾疯了的母亲和未成年的菜儿。田稻本是带国家薪响的干部，农业合作社刚刚成立，他作为下派干部试点创办高级社，当了社长。他也记不清是哪年哪月把个国家干部的关系玩掉了，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不能不说与妻子兰香有关。但他无悔。也许是前世所修吧。
他回到大殿，仰望着悬在梁上的鎏金大匾。“普度众生”啊！弟弟，妹妹，妻子，都跟这庙有关。
“你是不是要一炷香？”妹妹把三根香递过来。
他大吃一惊：难道真有神灵？她怎么知道我要三根香？
他有点恍惚了，眼前仿佛不是妹妹，而是一个可以看透今生来世的神灵。
他接过香，把香点燃，插入香炉。
他轻松了许多，告辞出了山门。那饭菜的香味还没散，他劲头十足。“下次来，别忘了带碗米来。”他自言自语。
他觉得很奇怪，这碗米不能用钱来抵，非得从家里带来才算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