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天地皇皇

铜钱沙村的老村长田稻被“押”在乡政府了。

“铜钱沙”是个有名的先进村,富村:土改第一个试点,全区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合作社,人民公社第一个先进生产大队,“农业学大寨”的第一面红旗,第一个实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第一个办起乡镇企业,第一个迈进小康村。

铜钱沙村得天独厚,地处钱塘江边,背靠天下闻名人称天堂的古城杭州,与西湖风景区毗邻连壤。江水滔滔,潮涨潮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一块新生的涌潮平原,海涂绿洲,占尽了舟揖车马之便,享尽了稻粱豆麦之肥,是天赐的富庶之乡。

田稻是第一个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第二个是他的孪生弟弟田麦。阿稻、阿麦、铜钱沙,都是田土根当年取的名字。

田稻犯了什么法被押在乡政府了?村里人都说:“村长被扣押了,不准回来了。”村民们骂声一片。有骂乡长的,也有骂田稻的。

更多的是田稻的支持者。四五十岁以上的人要冲到乡政府去,去说理,去要人。当然也有看戏不怕台子高的,巴望田稻摔下来。这个人是杨三赖正名杨来福。他拎着个老酒瓶儿在桥头小卖部门前,呷一口老酒,摸一把皱巴巴的下巴,从脏兮兮的涤卡中山装左下兜里抠一粒兰花豆,往上一抛,猴腮儿一抬,鼠嘴儿一张,两颗焦黄的大门牙把那粒豆儿叼住,尖舌一伸,进了口腔,牙床磨得嘎嘣嘎嘣响,吞了,再用食指拇指揪左右两边那两撮带点灰白色寸把长的山羊胡子,揪住了,在食指头绕一圈,抖开。这是他的绝技,许多小青年学了几年终不得要领。他一抖开山羊胡子,往往会带出一句精辟绝伦的几乎要被小油条们奉为经典的骂人话:“娘卖×,什么特区开发区的,不就开发他妈的两样东西吗?不就是两样东西又兴买卖了吗?”他又重复了一次绝活。几个无聊的小青年一边欣赏,一边异口同声地问:“赖爹,哪两样东西?”他狠带劲地一抖山羊胡子,啐了一口:“×、田,卖×、卖田!生意火啦!”众人捧腹大笑,连柜台里的小老板娘也笑得前合后仰。

赖子不笑,鼓起眼睛:“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不是吗?老村长被押在乡里,不就是要他签字,卖掉铜钱沙,卖给开发区,卖给港台商,卖得连×毛也不剩一根。”他下意识地揪住那撮细长胡子,狠狠地一抖,很像是要揪下来扔掉,卖掉。可惜那胡子一文不值。

“把你的两撮毛也卖掉吧!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

他虽然是村中长辈,却连三岁小儿也不尊重他。老油条、老光棍、老酒鬼,幸好一生没娶,不然他连老婆也会拿去换老酒。他也从来不尊敬别人,包括极有权威的田稻。天下,他没骂过的人极少,什么人他都敢骂。骂了要砍脑袋,砍掉了骂不成,他才怕。除了田稻,谁也不曾把赖爹当回事。

赖子一生没说过几句人话,即使是极严肃极重大的事一经他口中出来,也带有了臊气荤味。用他的话说:“老子一生趴下一个屁股仰起一根屌,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就图个嘴头子快活。瞎吃乱说,管他娘的。”惹得人笑是他惟一的乐趣。他说乡政府把田稻关起来,要他签字,卖掉整个铜钱沙倒是真话,只不过被他一说,就不像句人话了。这件事,村里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们要搬家,房子要拆了。铜钱沙被划进了旅游开发区,这里要修建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从去年到今年,从传说到发正式文件,大会小会层层开,直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政方针、具体规则、文件都订成几本,正本副本好多套。眼下是具体实施,征地,开始迈开第一步。

第一步就碰上了田稻这个扎脚的钉子。旅游开发区大部分是国营农场,小部分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附近几个村也都或多或少地被征,只有铜钱沙将全村覆没。别的村长虽然也叫苦叫难嚷了一阵子,但都被各个击破,签了征地合同,惟独田稻拒不签字。所以,他被留在乡政府里。碰上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头,这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人们犯了个历史的经验错误。田稻老村长历来都是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紧跟政策,这次也以为他会第一个带头签字,拥护开发区建设,谁知他到关键时刻挡了坝。大家围着他一个人,有的唱红脸,有的唱黑脸,集体攻关,希望尽快地拿下这个顽固派。已经三天了,毫无战果。他就是不肯拿笔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合同书上写“田稻”二字。村里人说他被关押了,似乎含有逼迫的意思。谁敢关押他,逼迫他呢?乡长只差叫他亲爹了。

田稻住在招待所里。那招待所简直像栋小别墅,吃喝拉撒睡,不用出屋子,餐餐有人陪,香烟老酒不用自己买。这些都打在征地的费用中,是工作,是生意。

田稻有生以来出现了惊人的耐心。前三天,由开发区及区、乡组织举行的征地正式签字仪式之后,他就一直沉默。新闻也发布了,宴会也举行了,他都巧妙地溜号了。合同是先由开发区跟区总签,再由区跟乡镇分签,然后由乡跟村签。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有步骤的行政任务。开发区是代表国家向农民征地,是买方,同时也是卖方,由开发区把征得的地批租转卖给投资商。当然,要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土地,加工一番,即把农田翻得不像农田,才能卖出。农田是村里的,村是卖方,卖掉的是他们祖宗开辟的、儿孙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那张合同书放在桌子上,田稻能将它倒背出来。村委、支委们也个个都读得烂熟。征地办公室的主任拿着副本,到村里来了五趟,形成这份合同许多人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气力,争争吵吵,参照了一大叠国法、政策和规定。新娘子要出嫁了,他却憋屎憋尿不肯上轿,不知耍什么花枪。

田稻在招待所里睡了三天,抽了一条香烟,喝了三斤老酒,却没说一句话,没写一个字,闷着,堪称史无前例。没有发火,没有骂人,温湿得像在水里浸过的炮仗,用火烧也不着。

村里像是烧开了的一锅水,沸沸腾腾,田稻却像坐在冷水盆中,纹丝不动。

他一人住着一个单套间,那是乡里专门用来招待上司和贵宾的,这回轮到他享受一番。仿佛要过足了瘾才肯离开,离开了,永远也不会再来。他一生劳累奔波,马不停蹄,像一根上紧了的时钟发条,稍一松弛又被人拧紧,一分一秒也不曾停歇,滴滴答答,走过了五十八个春秋。他冥冥之中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被拧紧,拧到了极限,待走完了这一圈再也不必拧,自动散盘。生命的力度再也不会有紧迫感了。他似乎在抓紧最后一刻,把五十多年的疲劳在这几天里全部解除,领略一下休息的味道。他没有休息好。事情迫在眉睫,开发区的红线图也绘制出来了。国土乃国家之土,最大的拥有者是国家,一个小村长,当然挡不住开发区的开发。田稻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在装糊涂,因为许多中介环节是一本说不清问不明的糊涂账。也许他软拖硬抗又会给村民们捞到一点意外的好处。再说,他一拿起笔就发抖发昏,心就像被一刀剜空了似的,背熟了的条款一片模糊,死人一个个向他扑来,活人的呼喊令他头脑发麻。他几次拿起笔感觉都一样,放下笔,那感觉顿释。

“法人代表签字”这几个字他看了几百遍。只需在这行字后面潦草地写上“田稻”二字就完事,太轻而易举了。这字不能由别人代签,否则,不是作假就是违法。区长、乡长们签的是责任状,他签的是“地契”。我是这一千五百亩土地的法人代表?他怎么也适应不了这个说法。“法人”这个词近几年才听说,后来才在文件中看到。领什么执照时,有这么一栏。私人企业、个体户们,最先出来充当了这个角色。他们对自己对国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给公家当法人的人,谁负过责?谁又负得起那个责?他田潮生能负起这个责吗?他觉得好笑,太好笑了!看着“田潮生”的签字就想笑。开发区主任,法人代表,买方。堂堂正正,副厅级干部。我是什么?老百姓举手选的,社长、大队长、村长、支部书记,名称四十年换去换来,都是“田稻”。他从来没有感到是什么法人,只是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他不知签过多少字,“田稻”二字划得烂熟,而且极具特征,任何人都学不来,谁要是模仿了他的签字,他一眼就能辨出来。从一把扫帚到一百万的经济合同,从母猪下崽到女人生娃他都签过字。而这回签字是要把整个铜钱沙卖掉,铜钱沙就会在他签字了之后消失掉,同匈生死簿一样,一笔勾销。他有一种像法院院长在死刑犯的布告上打“Ⅴ”一样的感觉。

这可是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打“Ⅴ”呀!

他觉得有点滑稽,有点荒唐。

合同书上的买方法人居然是田潮生。

田潮生是他田稻的儿子啊!儿子!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准备来铜钱沙投资建度假村的是田麦,资本雄厚的港商,他的同胞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搅了个漩涡,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一个怪结。一块土地,三代人,还有第四代,搅浑了。他害怕黑笔落在白纸上,死后见了父亲,做鬼也说不清。还有村里人会怎么说,怎么看。历史给他出了个难题,逼他回答。

月光从窗口照进来。他走到窗前,抬头一望,月儿弯弯,星斗满天,银河横跨天际。他推开铝合金玻璃窗,一股热风吹进来与房间里的冷气汇合。他腹背同时感到冷热交错,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娘卖×,这空调。”他打了一个喷嚏。他的脑子和身子全被调乱了。他关了窗,走出来,站到阳台上。一阵夜风吹过来,楼下的一丛罗汉竹沙沙响。院内樟树上知了突然嘶叫起来,烦。小院里静悄悄的无人。他脱下背心,只穿着一条短裤。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虽然是快六十岁的人,身子骨硬朗得像壮汉一般,黑发中夹杂着几根白发,三天没刮的胡子板刷一样又硬又黑,古铜色的肌肤泛着光泽。他酒量很好,饭量也大,吃喝自然不差,肚皮却没有隆起来。这得益于他习惯田头劳作。他平日很少西装革履,衣着饮食随便,一副农民本色难脱,保持着许多乡下人的坏习气,如随地吐痰,随地小便,不洗手就进餐。但他从来不生病,没住过医院。

他感到体内有一股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在膨胀,欲向外倾泻,渴望获得像儿时挺起肚子往江中撒尿时那种淋漓尽致的快感。他望着月亮,望着山影,山下有一片稻田,山坡上是茶树。他恍若回到了江边,回到了那遥远的童年。

他仿佛看到母亲从铜钱沙款款向他走来。

母亲是个精神失常近四十年的人。母亲打父亲被大潮卷走后就失常了。如今依然健在。耄耋之年,耳聪目明,还能下地干活,一年四季,不停地种豆收豆,种瓜摘瓜,在地里瞎忙。她是个远近闻名的疯子,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不仅仅因为她是田稻的母亲,也是大港商田麦的母亲,是田潮生总经理的奶奶,是场长林清的老岳母。她的儿孙可谓权倾一方,财聚万千。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奶奶受人尊重,重要的一条是她在这片土地上像个幽灵,她的疯话当时听来的确是一派胡言,谁都不信也不敢信,可过三五年乃至十多年,却往往成为事实。她甚至像个预言家,连某某人怎样死,何时死也料定如神。所以,无论谁见了她都有几分对神一般的敬畏。她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存在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判断是非的标准停留在她疯的那一刻,也就是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时。她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疯子,谁说她疯她就说谁疯,所以,她坚决拒诊。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热心帮人,帮倒忙、闹笑话、令人啼笑皆非是常事,然而,却令人笑后深思。所以,她颇有几分令人胆寒的威慑力。除上述两方面原因外,她和丈夫田土根,还是铜钱沙的缔造者、创始人。

田稻想:娘知不知道铜钱沙将要卖掉?全村人都知道,娘是不知道的。谁会跟一个疯子去说这事呢?说了她也不信。她不懂,她连合作社、人民公社、国营农场也不承认,会承认旅游开发区,会承认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吗?她只承认过一回现实:分田到户。她只知道毛主席分了地主的田,邓小平又把田分给了庄稼户。娘要是知道卖掉铜钱沙,她会怎样?会彻底地疯狂,会死?她视土地庄稼胜过生命,要她永远离开这块土地,简直不敢设想。

田稻记起了娘年轻时说过的一句话。那时他还小,城里的林老爷和二地主陈耀武为争地打官司,娘说:“男人啊!斗呀斗,争呀争,不就为了两样,田和女人。田跟女人一样,谁占去了、买去了就跟谁姓,种的庄稼、生的孩子就属谁。田的命跟女人的命一样,惨啰。”后来,合作化时娘疯了,她看到田归了公,大家一起来种,就说起疯话来:“哪有这样伺候田的?田姓公,公家弄,不成了婊子的×,出得了好谷吗?婊子生得出好孩子吗?”那年他当社长,娘骂他做了王八头。好气又好笑。

我当了几十年王八吗?要把自己的娘也卖掉啦!我签字?我是法人?我是三八?娘啊!你又会说什么狂话?

田稻回到房里,到卫生间打开冷水龙头,扒下短裤,赤身冲了个透,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试签“田稻”工字。他一口气写了五十多个“田”字。横写竖写斜写,“田”字倒写也是“田”。

他油然想起少年时第一次拿笔写第一个字就是“田”字。

铜钱沙上的十几户人家,莫名其妙地被乡丁传唤到城里去吃官司,说是有人将他们告下了,原告居然是林老爷。在城里法院的大堂上,原告抖出了一张盖有民国政府大印的地契。十年前他就将铜钱沙注册登记,以每亩五块大洋的价格买下来,并且交了税金。垦荒者们虽然落籍在这江心的沙洲上垦田安家生儿育女,春种秋收,抗潮围塘,生生死死,却拿不出一个字的根据来。凭什么说地是你的?凭天凭地凭人,找谁评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灭了,换叫政府,百姓者,庶民也,国有法,民有规,谁叫你不先注册后开垦呢?一字不识的庄稼汉、打鱼郎不知什么叫“注册”,他们只懂种地。早知五块钱就能买到一亩地,抽了血割了肉也要买。这江心里潮涌起来的无主之士,本是天的恩赐,怎么由一张纸儿一飞,就掉进了林老爷的口袋?他又不是种田人,在城里开了半条街的铺子,他要那么多地干什么?

种田人被愚弄了。种田人被愚弄了几干年。他们不识字,而国法是由识字的人写的。

一场官司一天之内让这批垦荒开拓者沦为佃农。

田稻依稀记得那天黄昏父亲和伯叔们荡着小船从城里回来,一个个灰溜溜的。晚上,人们聚在他家的茅草屋里,唉声叹气。这些人都是父亲动员到铜钱沙来垦荒的穷兄弟,大都是老家田家畈来的。他们都很信崇父亲田土根。父亲对兄弟们沉痛地说:“荒了田,只一季不收,荒了儿孙一辈子做不了人。庄稼汉,不就是想在铜钱沙这块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一场人吗?我们没顶起天,也立不了地,成了佃家,站在别人的地上,今日才明白过来呀!我们的儿子不能再糊涂了,要识字。我建议,每户出一担稻谷,请先生,教孩子识字。”

“行,请先生,教子孙。勒紧肚皮也要识字。”大家应和。

穷佃农们丢了开垦得到的土地,突然明白了要认字和法。

铜钱沙人请来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姓韦。田稻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老先生的模样。那个落泊的教书匠穿长褂,吃黄酒,戴眼镜,瘦长脸,深凹的眼窝里陷进两颗黄灰色的小眼珠。他常常闹着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更多是用耳朵,激怒时才用眼。满口之乎者也文绉绉,让人听了半懂不懂。老先生读文章时摇头摆脑,仿佛在品老酒,品着品着,脑袋就像个挂在脖子上的秋后的葫芦,随时会“啪”一声落在地上似的。“先生,我娘煮了成水鸡,爹打了老酒,今日请你去。”一听这话,那蔫葫芦顿时活了,眼也亮了,脖子昂起,现出个鸡蛋大的喉结上下滑动。先生用手抹去嘴角上的梦涎,从周公那里回来,“嗯”一声,算回答学生,不苟言笑,用戒尺一拍桌子:“读——读读!”满屋子十多个学生“咿里哇啦,嗯唔啊呀”如池塘里的青蛙乱叫,说明先生在用功施教,值得吃鸡。

韦先生又迂又馋,穷困潦倒。他年老体衰,要价不高,向每个学生收三斛稻谷,一年一件长衫,酒饭填饱皮囊足矣。教十五六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五六岁。一本《三字经》,读。一本《百家姓》,写。孩子们望着茅屋顶,唱着“人之初,性本善”,低着脑袋趴在红印本上,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学堂是东一家西一户出的竹子木头搭起来的。芦苇围的四壁,用稻草和稀泥糊上去,不透风,剜了几个碗口大的小窗儿。顶上是山坡上割来的茅草铺盖,倒也能遮日挡雨。韦先生早已丧妻,一介鳏夫,学堂里间便是先生的卧室,行囊简陋。先生一日三餐在学生家轮流公吃,衣裳脏了,由学生拿回去公洗,倒也清静,优哉游哉。教好教坏,也没人能鉴别。

韦先生在稀泥巴糊的壁上,恭恭敬敬贴上一张大红纸,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乃五尊之位。紧靠五尊之位是一张方桌,那是田土根十年前从钱塘江里捞起来的。桌子上有笔墨纸砚,还有孔圣人的牌位。

学堂开课,放了鞭炮。一个个家长领了男童,来拜先生。

韦先生正襟危坐在五尊之位前。头顶天,脚踩地,君王打倒,民国在南京,委员长是他的同乡,亲者蒙童之父也,他便是五尊之末,师也!至圣先师孔仲尼的牌位前设一瓦陶香炉,炉中香烟袅袅,两只用木头做的烛台上燃着两支小蜡烛,明晃晃。拜师的仪式十分简单。一群捕鱼摸虾捉蟹赶潮爬树掏鸟窝撵野兔的顽童,平日光屁股挺雀雀撒野,一下子穿戴齐整,虽然个个身上都有补丁,但毕竟是穿了衣服,还套上了鞋子,装起了斯文,一个个像犯人似的被父亲押上堂来。男人们自然有几分自豪,毕竟让儿子迈进了学堂门槛。

这一步迈得十分庄重。

父亲们把儿子牵到先生跟前,不由分说,按倒在一个稻草编的蒲团上:“作揖,跪下,叩头,叩响头,喊先生!”

铜钱沙上长大的孩子,没习过这一套,挺肚子,蹶屁腚,有辱斯文。前一个拜,后一个笑,轮到自己,尤其是五六岁的,竟哭了起来。

“先生,小孩不听话,尽管打好啦!”父亲们一样的话。

先生作微笑状,嗯唔几声。

轮到田稻田麦了。田土根一手牵着一个儿子,站到蒲团前。

田土根左手推出田稻:“先生,这是老大,阿稻。叫先生!”

韦先生睁大眼,扶了扶老花镜,仔细打量。

田土根右手推出田麦:“这是老二,阿麦。叫先生!”

阿稻不吭声,阿麦倒先叫了:“先生。”

韦先生凝视了好一会:“怎么一样?”

田土根笑了:“双胞胎。嘿嘿。”

先生闭上眼,“哦——稻和麦,稻粱粟,麦黍稷,瓜儿菜儿,你打算生六男二女啰!有福有福也!”

“先生,不敢。种田人家嘛。快拜先生!”土根把阿稻按倒,阿稻像头小犊,犟头扭脖子。

“不是说来学认字吗?又不是拜菩萨。”他不作揖,一只腿跪着,一只腿站着。

“跪好!”田土根踹了儿子一脚,在他屁股上掺了一巴掌:“小畜牲,字是容易学来的吗?教一个字,叩十个头也值!叩,叩响头!”他把儿子的小光头接到蒲团上。

田稻拗不过父亲的大手,弹簧似的在草蒲团上碰了三下,自己爬起来。

田土根狠狠地给了阿稻三巴掌。

田麦没等到父亲指令,自作聪明,学着别人的样子拜了起来,三叩九拜,一点不差。众人被他那认真的样儿惊呆了。韦先生一反常态,如获至宝,把阿麦从地上拉起来,叹道:“玉不凿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此童将大有出息也!”

田土根心里总算平衡了,由怒转笑。

田稻是铜钱沙上的孩子王,大孩子也惧他几分。他又蛮又野,打架眼尖手快,在坡上是只虎,在水里是条龙,一口气能潜过半条江。这只小虎这条小龙在书桌上顿时变成了一条虫。写字果然不如摸鱼捉蟹那么容易。

韦先生第一课教孩子们写自己的姓。

田稻拿过先生写的一个红色的“田”字。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姓,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像一块田,周边四条田塍,中间横竖两条塍。看来很亲切,不像姓杨的杨字那么多勾勾刀刀,扭来扭去。韦先生对他有了成见,想抓住把柄,治一治他身上的野气,命他仿照红字写一个试试。他吃力地握起笔,五寸长的笔杆比一丈长的鱼叉还难弄。他笨拙地一笔画成了个“回”,然后,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在中间画了个“十”,递给先生。

先生冷笑一声,抓起他的右手,抖了两下,说:“抓螃蟹的手,横爬!”举起檀木戒尺,冷不了地打下来。连打十下,火辣辣地痛。他充好汉,没哭。

“这不是‘田’吗?”他觉得十分委屈。

“耕田耙地也有个倒顺。”

“我爹耕田就是先耕四边的,不信你去看。”

“这是写字,不是耕地!再写!”

阿稻换了左手,先画了个“十”,再画“回”。

先生又抓住他的左手。他把手猛地抽回来:“不是吗?”

“伸出左手,搁在桌上,我要教你!”

田稻伸出了左手,以为先生要把“田”字写在他手心上,不让忘记。

“啪!”檀木戒尺重重地打在手心上,手心手背一阵麻。头上的冷汗冒出来。

“为什么?”

“我教你,左手不是写字的,用右手。再写。”

先生拿起笔,示范了一遍,

田稻有所悟了。他按照先生的写法,摹了一遍,以为不会再错了。殊不知先生跟他是对面,他刚好写反了。

“哼,你倒不笨呀!”

“不是吗?”他拿起那张纸,倒看横看,“反正倒顺都是田呀。”

“你还蛮有理的。田麦,你来写。”

田麦一直在一旁看着,听先生这么一说,他拿起笔,按照先生的写法,写了个“田”。先生摸了摸胡子,老脸一动,笑了。

“我跟他写的一样。”田稻不服。

“拿凳子来!”先生命令一个比阿稻大三四岁的学生。

大同学搬过一条长凳,不知先生要干什么。

“教化教化,不教不化。趴上去,我看你嘴硬还是屁股硬。”

糟啦,要打屁股。

他趴了上去。“先生,别把裤子打破了,我就这条新裤子。可不可以打别处,打背?”他撩起后襟,赤了背,运足了气。

“扒开他的裤子!”先生命令道。

同学笑了笑。

“扒!”

大同学拍了拍阿稻的背,扒开了他的裤子,露出两块圆滚滚黑黝黝的屁股。

先生把一根两尺多长一寸多宽的竹板递给大男孩:“给我打,打十板,让他自己数。”

田稻想反抗,可如果得罪了先生,学不到字,父亲打起来是更不留情的。他抱住条凳,蹶起屁股。

“啪——啪——啪——”竹板韧性好,弹力大,那同学又会使力,打得清脆悦耳。先生十二分满意。

阿稻皱着眉,数着:“———二——三——”好汉一条。

众生目瞪口呆,最小的吓得哭了起来。

“啪——”先生一拍惊堂木,谁也不敢哭了。

“先生!”田麦跪下,“分三板给我吧,我帮哥挨。”

“唔,梯道天悟。你能代他写字吗?”

“能,先生,我帮哥写。”阿麦恳求。

“你能替他一辈子?”

“不要你替,打吧!”田稻咬紧牙关说道。

“看在同胞手足情上,免去三板。”

阿稻从凳子上跳起来,立得稳稳的,左右各一掌,贴紧裤子,收了收腹,扎紧裤带。“老子姓田,不信就写不好一个田字,写不好,老子不姓田!”他抓起笔。

韦先生说:“好,我教你。先左一竖,接着上一横,连着折竖,下面空着,再写中间一横一竖,最后封门。”他边说边写了个红色的一田。

阿稻一学就会,一口气写了五个“田”字。

“原来,你不笨啊!”

“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哼!那么容易?写字有写字的规矩,由你乱画?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撇后捺,先中间,再两边,先进人,后关门。先人创下的规矩。读书可不像种田,使蛮力出生活。做文章不是撒种种庄稼,学问呀!磨穿铁砚啊!看来,你尚不是没眼的石头。瞧,这个字是打进去的。”

先生再教阿稻写“稻”。阿稻全神贯注,忘了痛,很快记牢。

田稻上学的第一天挨了老师的打,也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还学会了六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那天,放了晚学,田稻扔下书包就去放牛。田土根把耕地的牛从轭头上解下来,将牛绳递给儿子:“先生教啥字啦?”

“名字,田字稻字,还念了狗不叫,没写,只写姓名。”

“嚄,写给老子瞧瞧。”土根把牛鞭递给儿子当笔。

阿稻接过,在沙地上写了两个很大的字:田稻。

“值,这么繁的‘稻’字老子还不会认不会写哩。一天就超过了老子。”

“是从屁眼里打进去的。”

“哈哈哈,打也值。忍着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不识字如猪狗。爬上铜钱沙的那天,我就在这沙滩上写了个‘田’字。我只会写一个字呀!未想到,十年之后,儿子都这么大了,田却不是我的了。”

“是谁的?怎么会哩,这田从来就是我们家种的呀!”

“是城里林老爷的,整个铜钱沙全是他的,包括荒地、芦苇、沙滩,还有江心没冒出来的,全是他的。我们全是他的佃户。”

“这是为什么?他又不是种田的。”阿稻曾同父亲到城里去卖鱼,到林老爷家去过两次。

“儿子呀,人家出五块钱一亩,十年前就把这江心岛全买下来了。人家拿得出白纸黑字红印巴的地契来,我们拿不出一个字。人从书理乖,计巧得便宜。我们出了十年憨力气。”

“字就这么重?难怪先生说,一字值千金。爹,我懂了,打我不怕,它不往我肚里钻我也要往书里拱。”

“阿麦哩?也学会了,也挨了打?”

“不,阿麦聪明,一看就会,先生喜欢他了。”

“好,等你哥俩长大了,挣了钱,把这田写回来。林老爷私下答应过的,每亩三十块的低价,卖给我们十亩,与我签字画押订合同。让埋了爷爷奶奶骨头的地永远姓田。”

他想起父亲的话:“让埋了爷爷奶奶骨头的地永远姓田。”

他扔下手中的笔,看着桌上的合同,看着“卖方法人代表”一行字,眼里一酸,流不出泪来。是人在捉弄土地,还是土地在捉弄人?为什么刚好轮到他来签字?

凌晨四点他才睡去,旧梦联翩,早上八点也没醒。

他沉睡在童年的梦中。

乡长到招待所,推开老田的门。田稻四仰八叉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有节奏地拉着鼾。那张合同书落在地毯上。乡长捡起来一看,没签。他有些火,耐住,没发。一看枕头边,有一张写满了“田稻”二字的纸。他拿过来笑了。有门了!这老头子,心里阵脚乱了,动摇了。乱七八糟的签字虽然写得不是地方,却也说明了他欲签又止的心情。慢磨总比大动干戈好。他已准备了几套方案。这老头子硬的不吃,软的不买,后台又大,有时真拿他没治,弄翻了,他乱捅马蜂窝。他把合同书与乱签字拼了拼,真想抠下两个字,贴在那空白处拉倒。人家急得火急火燎,他在睡大觉。

“老田!我的大爷,喂!”

田稻醒来。那梦还没断哩。

“田村长,田太爷,我的活祖宗,瞧,你把字签到哪里了,练字呀?签吧,往这儿签!”

田稻说:“往哪儿签,我要你教?”

“都到这时候了,你这泡屎夹着不拉行吗?老阿爹,你的党性到哪儿去了,”

“你的党性强?我入党,你还没出世哩!给我上党课!”

“哎呀!别摆老谱啦。签吧!又不是书法比赛,练三天才上阵,拿奖杯。”乡长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我问你,乡里这么积极,从中得了多少好处?”

“天地良心,我个人没沾半分利。一切按文件办的。”

“你们又买了一辆奔驰,是不是从征地款中抠出来的?”

“奔驰?奔驰又不是乡政府的车,是茂发公司的。上面有文件,我哪够奔驰的级别?莫开玩笑。你儿子才坐奔驰哩。”

“开发区十万一亩下来,为什么到村里只剩下六万,到户到人只有两万?”

“不是讲了几十遍了吗?你还没懂?明知故问,政策又不是我定的。用湖水煮湖鱼,将来有几千人要吃饭嘛,统筹安排。移民,再征地,修路,办厂,办第三产业,要花多少?区里截去两万,也没向乡里摆账。有项目嘛。”

“项目,哼,在纸上在嘴巴上,钱却落进了你们的金库。”

“你别瞎说。”

“瞎说?阿光又买了一辆新车,全都配上了大哥大,哪来的钱?我听阿麦说,每亩二十多万哩。”

“你一个村长,我一个乡长,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可以不管,我可得管。地卖了村卖了,每人两万,能吃几年?全村七十九个六十岁以上的,三年死不光。还有两百七十七个十八岁以下的,长大干什么?把女人的洞塞起来不生?”

“政府不是有安排吗?每亩地转非农业户口半个人,发展旅游业。”

“把我们的地十万一亩卖给国家去开发,又让村里十二万一亩买邻村的地做宅基办厂,这公平吗?论地,我们的好几倍,靠城郊。低价卖优,高价买劣,天下哪有这个理?”

“不是早跟你讲过吗?这是个性质问题。国家征地是大局,是国家征集体的。而你们村要迁居,用的是另外村里的地,是集体征集体,农民对农民。十二万还是国家协调价哩。”

“农民该坑?农转非,拔萝卜,从地里拔起来,晾到哪里?”

“这你就别跟我说啰。”

“我不签。”

“嘿嘿,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吃带毛猪?党委有个倾向性意见,当然,还没有形成决议。你不签,让别人来签。村长是可以撤换的嘛。”

“你撤我好了。”

田稻一扔合同,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