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念珠－－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宋英夫：（一篇文章《观渔乐》，发表于《社会文化》月刊）
现在，大家都在回忆罗水泊，分析罗水泊，赞扬罗水泊，甚至崇拜罗水泊。泰戈尔一首诗里写：“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还有俄国作家柯罗连科，也写过一个童话故事，其中的英雄丹柯也是用自己燃烧的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罗水泊是否也是这样的英雄么？说实话，我还不敢断定。也许，这就是我与罗水泊多年相知，又是多年老朋友的缘故？
在我的眼里，罗水泊的形象从来就是既伟大又复杂的，他的思想也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写到这儿，我又犹豫了。我觉得，把“伟大”改成“高大”，可能更慎重一些，我是历史学家。我认为，最终还是由历史来评价一个人物更好一些。对于水泊来讲，也是这样，似乎如今还没到完全给水泊做定评的时候。
近几日，我却常回忆起水泊来，不是那个深刻思想家的水泊，也不是具有无畏精神的英勇斗士水泊，而是那个有血有肉，总爱跟我拌几句嘴的水泊。
我想起一组颇有情趣的生活镜头。
是干校后期了，军宣队对于我们的管理不是那么严格了。已经有两批干部回到北京，干校里人心涣散，人们都心心念念盼望着能轮到下一拨回京。水泊却显得挺潇洒，他对我说：“咱俩能最后一批回去，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们都是妻离子散了。天涯沦落也是沦落，回北京也是沦落。”我听了他的话，心里酸溜溜的，却不能否认这是我们俩的现实。那段日子，开始发还我们的工资了，不准买零吃的纪律也松弛下来。我们嘴馋，时不时去何家湾买一条鲜鱼吃。开始还不敢公然做了吃，待到深夜，悄悄用煤油炉煮了吃。以后，发觉军宣队的头头并不干涉，我们就把他们也请来，再买两瓶白酒，买来的鲜鱼也能做出更高的水平了：干烧鳜鱼，糖醋鲤鱼，炒鱼片，炸鱼排，清蒸鱼……吃个不亦乐乎。水泊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本旧菜谱，前后都撕去好儿页。我们却把它奉为至宝，按照它的做法依着葫芦画瓢，大家都试一试手艺。
水泊很聪明，他的厨艺也是顶呱呱的。原在法国留学，我俩挺俭省，又不习惯光吃黄油面包和外国饮食，只好自己动手。一般来讲，是我去买菜备料，他下厨。在干校的那些日子，他重操旧时的厨艺，又发明了好几道鱼菜。例如我刚才写到的炸鱼排，就是他仿照西式炸猪排的做法，又加以创造，发明出的一道新菜。他与何家湾的那些农民都熟识了，还买了不少酒糟，我们做了一盆米酒。他做的米酒很到家，色清醇，微甜。虽然度数不高，喝多了也挺醉人的。我们到湖里放鸭子，那儿有很多茭白草，就割上一大捆，背回来。然后，剥出茭白的嫩心做蒲菜，每根两寸长，选其中脆嫩者切成不规则碎片。又取鲜活鳜鱼一条，去骨切成厚片，用淀粉鸡蛋浆好，湿油拖过。再取酒糟泡过的茭白块投入，加佐料，勾薄芡，一沸即倒入木耳垫底的海碗里。鱼片晶莹，蒲菜碧青，木耳黝黑。吃起来鳜鱼片软滑，茭白脆嫩，酒糟的芬芳清香，真让人口爽神怡。
那时候，水泊与何家湾几个农民关系很密切，尤其与老黄一家人。他说，老黄原是河南人，是三年困难时逃荒流徙至这里。那时的干校，还是一大片湖泊，他们就以捕鱼为生。以后退湖还田，湖面渐渐缩小，老黄与这里的农民也相处颇好，就在此落户了。不过，老黄挺机灵，又擅长捕鱼，生产队就让他作为专业渔户，给他最高工分，还让他从卖鱼得的钱里提成，他几乎是当地富裕户了。原来干校里有一条纪律，不准与当地农民来往和买东西，我们也只敢悄悄到他家去买鱼。以后，军宣队周参谋长知道，还托水泊为他买一些鱼干带回老家。这一条纪律就被打破，我们也能堂堂正正出入何家湾了。我也去过老黄家，虽说他家也算那儿的富户了，可也实在可怜。一家七口人住了四间土坯房，黑洞洞的房间里一股烧稻草的味道。一个十分破旧的五展柜，一张油腻的八仙桌，还有几顶熏黑的蚊帐，我看不出他家富裕在哪儿？问水泊，他说老黄家有一辆旧自行车，一个伢子还上了县中学，堂客养了两头猪。这在当地农民眼中，已经非常值得羡慕了。这比起寅吃卯粮的贫苦社员，可不就是富裕啦？中国农村的贫富区别，以及所谓阶级划分，从来都是自己与自己相比的，难道还能与美国农民相比不成？
一天上午，我们放鸭子，水泊无意中对我说，他明日早起要去观老黄捕鱼，可能回来晚一些，我就先放鸭子下湖吧。我听了，怦然心动，也非常想去。他拼命摇头说，“咱们都去，谁放鸭子呢？”我说，“老黄的渔船既然是未曙出湖，必然是日升而返，咱俩回来放鸭子还来得及。”他乐了，捅我肩膀一下说：“你这家伙真难缠……可是，我还要问一下老黄，瞧他乐意不？”我急不可耐，下午还未收工，就催他去何家湾。那时忐忑不安的心情，真像个小孩子。
晚上，到食堂打饭时，我碰见他。见我急煎煎投去询问的目光，他有点儿忍不住笑，轻轻一点头说：“老黄答应了。”他又肃然对我说：“咱们不能迟到。晚去了，人家没法等我们，就出湖了。”我连连称是，心里却犯了嘀咕：宿舍里是六七人睡一间大屋。我若拨上闹钟，会把别人也在半夜吵醒，怎么办呢？想一会儿，我只好老着脸皮又提一个要求，今晚只好与他在单人床挤一夜。他有些不乐意，也只好答应了。
吃过晚饭，我披上旧棉大衣，穿上胶靴，掖起手电筒，就去水泊住的那个小茅草棚。在那间破工棚里，每天晚上都聚齐一些年轻人高谈阔论。我一进屋，水泊就向我连连使眼色，不要把观渔之事讲出来。不然，那群小伙子们都要去，怎么办？一直聊到快十点钟了，他们才散去。水泊动手收拾床铺，他将一条木凳放在床边，延伸了单人床的面积。我们俩个老头儿互相挤着，凑合睡一夜。但转辗反侧，谁也未能合眼，都生怕去晚了。我俩就聊了半夜，无非是回忆以前的那些往事。结果，半夜两点钟，我俩就悄悄溜出了干校的宿舍去，直奔何家湾了。
皓月当空，我俩都没有打开手电筒。走在狭窄的田埂上，踏得野草悉悉嚓嚓发响。月光像一袭飘渺而朦胧的轻纱薄绡，笼罩着小小的丘陵，远处的竹林，黑幽幽的一幢一幢草舍。除了偶尔从稻田发出几声蛙鸣，就是轻轻掠过的风声。旁边的稻田有股仿佛从地壳深处翻出来的土腥味儿，空气湿漉漉的，似乎里面有牛粪臭气与酒酵味道混杂一起的怪味儿。
水泊埋头默默走着。他并不是朝何家湾方向去，却是朝着竹林丛丛的小山坡走去。我拽他一把，“你走错了吧？怎么……”
“没错。”水泊的那顶破帽子压得低低的，帽舌几乎齐眉，看不见他的脸。走了一会儿，才把双手笼在袖子里，瓮声瓮气说：“咱们，直接去湖边，老黄父子今晚睡在船上。”
走入竹林的小路，夜色显得幽暗了。寒月清辉从浓密的竹叶间洒漏，林中小径更像一块豹皮布满冷峭的斑点，长长的茅草轻微晃动着，我的心中莫名其妙怦怦乱跳。夜风吹来，密密丛丛的竹林低声絮语着，不知名的野花香，草丛的青气，腐朽落叶的沤味儿，却又使我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惊喜。
水泊忽然站下，他伸手摘下一片竹叶，放里嘴里咀嚼着。我也学着他，那叶子是苦涩的滋味儿，或许稍有些甜润。
下了山坡，就看见那片淼茫的湖水了。正是深夜，明月似乎又隐入黑云之中，只剩小半边，也变得暗淡了。湖面简直像一块淡黑色的大玻璃，凝结在土坡下，就连岸边也全无水沫。一阵小风吹来，水面也仍是没有波动的涟漪。微风中含着湿润的水腥味儿，我摸摸脸上，也是凉凉的。我俩走到一棵柳树边，老黄的渔船就泊在那儿。水泊连喊几声，未听见有人答话。我就合着跟他一起叫，才听老黄闷声闷气答一声：
“哪个啊？么事呀？”又歇一下，他听出我俩的声音了，又说：“老罗老宋么？来得好早，出湖要等一下子呢！”老黄打着哈欠，从船舱里探出身来。
水泊道歉说，“真对不起，吵醒了你的好觉啦。我们是赶早不赶晚，怕误了你出湖。”
“误不了，误不了。”老黄望一望我俩，“站在湖边算怎么！也来啵，我们挤一挤，再打个瞌睡吧。”
我本想谢绝，可水泊已跨腿迈入船舱中了。这条渔船不大，一切用具装置都很精巧。舱中，老黄的儿子根伢子正蜷缩着呼呼大睡。我们也都相继倒下，大家挤在一起很温暖。老黄父子身上的酸馊味儿，渔船里的强烈腥气，也都融合在暖烘烘的氛围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内心倒涌动出蓬勃的快感。身体也松弛下来了，便一步踏入了黑甜乡，水泊也是鼾声如雷。还未得尽情享受，又被老黄推醒。睁眼一看，渔船竟然已在湖中了。根伢子在船头举着长竹竿，还冲我们笑呢。何时渔船启碇，我俩一点儿也不晓得。
钻出船舱，微觉凉意。天边已隐约现出淡青色，黑色天空中还散布着几颗星星，湖面却像一匹黑沉沉的丝绸。芦苇在幽暗中摇曳。突然，一只水鸟扑着翅膀飞起来，像是从墨色水面里迸发出的一颗灵魂。我俩觉得无比兴奋，见根伢子用长竹竿去挑浮在水面的草束，不知是为何？便问推桨的老黄，他告诉我们，草中都藏以“把钩”，下面附以沉重卵石。鱼入水草中咬钩，能有所收获。根伢子很熟练，他将草束轻轻挑起，只要能听到其中泼刺有声，立即将其收入捞网，拉到船头。我俩则帮他们随手把鱼摘下钩，扔进舱里。他们设了百十多团水草的“把钩”，也只有二、三十团草束中有鱼，但也钩到七八条鱼了。
收“把钩”一半时，水泊一指东方天际，“看，出曙光了！”天边一道亮光，上层是暗绿色，下面却是一抹粉红，越来越扩大，成为金红色了。湖水也苏醒了，水波闪闪发光。我俩兴致勃勃也想学着拿竹竿挑水草，笨手笨脚，竹竿总是伸不进草团中去。很快，我们又随船去收黏网。这是他们昨日设下的，尼龙网扣丝细如发，横放湖面长达二百米。老黄摇着渔船沿网而行，根伢子利索地提网将缚缠住的鱼退下，同时又展好网仍放回水中。这次黏网收获颇多，约有十五、六条鱼，多是鲤鱼、梭鱼等，也有一些鳜鱼。快收完，水泊也要求一试，一手提网，恰是一条鳜鱼，他惊喜地狂喊一声，立刻拽住鱼尾巴想把它拉出来，可是，手忙脚乱间鱼一滑，居然又溜回水里了。气得水泊连连顿足，我们则大笑。
此时，已是朝曦满湖了，太阳快露头了，翻腾着的紫红朝霞。湖面笼起薄薄一层透明的雾，湖风轻轻拂过，带来新鲜的荷叶香与水腥味儿。很快，雾也被驱散了，不知是被通红炽烈的阳光，还是被湿润的小风吹走的？突破了耀眼的云彩，火红的太阳终于跃出来了，它的光芒向四面八方泻去。湖水也好像在活动，所有的水都往阳光射到的地方涌去了，颜色是黄灿灿又带些紫红色的。我们又随船去收“亮钩”，是用长绳系的鱼钩，细密排列一起，鱼若入其中，一曳动间，“亮钩”即如蝟刺将其钩住。可惜，那天我们运气不佳，一无所获。老黄蹲在船头，吸着烟袋。摇桨则换了根伢子。他们说，倘是钧到的则一定是十余斤以上的大鱼。所以，一定要老黄亲自动手去拉鱼，甚至要有一番激烈搏斗。鱼的力气很大，有时竟能把船弄得失去平衡。水泊极感兴趣，在一旁问这问那，问他们钓到最大的鱼有多少斤？根伢子先说，也就二十多斤吧。老黄瞪眼说，瞎吹牛，那不成了鱼精啦！父子俩人又争论起来了，湖上已有了许多渔船，我们还看到一种奇异景象，从远外望去，有十多条船一字排开，大家都砰砰敲打着船舷，犹如古代列战阵时鸣金擂鼓，颇为壮观。老黄与根伢子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大规模捕鱼办法，用此方法惊鱼入网，再一举收网，能获鱼至千百尾。
日上三竿，我们又去收沉在湖边的“花篮”。这“花篮”实是一种“竹笼”，编织得很巧妙，使鱼只可进不得出。然后，置于浅水湖边，诱鱼来游。那天，我们收到的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老黄说，收这些“花篮”，也不过是搂草打兔子，其中必有许多遗漏。一是因放在湖边，这些“花篮”常容易被别人收走。还有，由于沉放无定所，被蒲苇荷叶所遮盖，也就忘掉了。
临上岸时，我俩感谢老黄父子带我们出湖捕鱼，增加许多见识。又向他买了两尾鲫鱼，花一元五角钱，这是罗水泊的主意。他要我回干校先将那群鸭子赶来，再带一个小锅来，我俩可以在放鸭时煮鲜鲫鱼汤喝。我也兴致大增，不过半小时，就把鸭子赶过来了，除带一个小钢精锅，又拿来一些盐和姜。水泊那时也用身边的小水果刀，将两条鲫鱼剖洗干净，鳞也刮掉了，还掘了一些野竹根等物做柴禾，捡到几块大卵石，架起锅，用舀来的湖水煮鲫鱼，鱼汤煮得滚沸，他又不知从哪儿扯来一把野葱，更是香味扑鼻了。我俩轮流捧着锅，呼哧呼哧喝着鲜美无比的鲫鱼汤，还用手抓着煮得稀烂的鲫鱼肉吃。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哦，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是鲜鱼炖出的汤，有的是清的，有的就是乳白色呢？”
他笑而不答。再问，他又把话题扯开了。
所以，至今我仍然不会煮鱼汤，也还是不晓得这个奥妙。
我的笔记：（供《罗水泊传》的作者参考）
○关于罗水泊的衣着问题
在干校，他总穿一件黑布棉制服。据他说，原是蓝色的，他故意拿去染黑的。能禁得住脏，也省得老洗了。回京后，他的衣服就干净多了。一些年轻人常常搜罗了他住处的衣服拿去洗。他也不太穿旧蓝制服了，总喜欢穿一件中式短衫，高领子，布搭拌扣。他有几件中式短衫，据说都是秦少蓁亲手给他做的。
宋先生说，在国外，罗水泊则是穿西服。他总打不好领带，或是瘪瘪的，或是歪歪扭扭的，朱丽总是唠叨他，他就又改穿夹克了。
罗水泊那顶著名的蓝呢帽，待我们要离开干校时，已经快开线了。他就索性将帽舌扯下，成了一顶无檐帽。以后，他又换了一顶鸭舌帽，只戴了短短一段时间。不习惯，又换了一顶蓝呢帽。也是旧的，帽舌软塌塌的，与前一顶帽子很相像。所以，有些人以为前后的两顶蓝呢帽子是一顶，这是错误的。
罗水泊爱穿一双黑布鞋，也就是俗称的“老头儿鞋”。
他身边总是带着一方手帕，晚年患病后，他的痰很多。他不愿意随便吐在地上，而是吐在手帕里。他说，中国人有一个最不好的习惯，就是随地吐痰。
○罗水泊有一个怪癖，他从来不吃炖羊肉，不吃烧羊肉，连炒羊肉片也不吃，只吃涮羊肉。
他说，法国人饮食中最多羊肉，他却从来不吃，连吃奶酪时，他也能分辨出哪一种是羊奶酪，哪一种是牛奶酪，仅用鼻子嗅一嗅就能敏感察觉。他惟一的破例，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劳动改造的那个农场杀了两只羊，食堂做了羊肉炖萝卜，他盛了满满一大碗，狼吞虎咽都吃光了。可惜，那一次破例，却未能使他为打破这个怪癖而开设一个先例，以后他依然如故。
我曾经问他：“罗伯伯，你为什么不爱吃羊肉呢？”
“很简单，羊肉有一股膻气。”
“涮羊肉就没膻气吗？”
“没有呀！涮——么！唔，沸腾的开水一滚，羊肉片再一涮，膻气自然除尽了。”
“膻气跑到哪儿啦？”
“被开水涮掉啦！”他又向我解释，“开水到达沸点，消灭了膻气！”
“可是，煮羊肉和炖羊肉的热水也到达了沸点，怎么还有膻气呢？”我调皮地问他。
“这个，这个……”他被问住了，就瞪我一眼，“我没有仔细研究过羊肉问题，我不知道。你别问个没完没了啦！”我们一块儿哈哈大笑。
○罗水泊言不由衷——当然，这少有的！他就立刻会在神情和语调中显露出来。首先是目光闪烁着躲避别人的注视，再就是说话结巴，还不自然地出现很多口头语：“啊——啊——啊，这个么，就，就是……嗯——”尴尬地勉强笑着。
他从来就不善于用坚定不移的态度说谎话。
○罗水泊是很机智的。据彭老告诉我，一次他们开小组会，大伙七嘴八舌议论时事。军宣队领导突然进来，人们一下子部把嘴闭住，什么也不说了，气氛显得很窘。军宣队头头内心挺恼火，觉得自已被孤立了，板起脸孔问彭老，刚才在讨论什么问题？彭老慌张地不知该如何回答，急得出了一身汗，吭吭哧哧的。罗水泊却从容不迫地回答：
“哦，我们刚才在讨论辫子。”
“辫子？哦，干嘛讨论辫子？”军宣队领导很惊诧。
“邓小平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我们就议论起来了，维吾尔族姑娘为什么梳那么多条细细的小辫子呀？是为了美，还是为了生活需要？”
“嗯——为了什么？”军宣队领导目光闪烁，追问他。
罗水泊侃侃而谈，“当然是为了美呗！我猜想，是为了她们跳舞的需要。维吾尔族姑娘跳起舞蹈，能在原地飞快旋转——这个时候，那些细细的小辫子也飞转起来，多美啊！咦呀——够美吧！”
大伙都笑了，军宣队领导也破颜一笑。他挥一下手，想阻止罗水泊再往下说。
罗水泊装没看见，又接着说：“维吾尔族姑娘跳舞时再有一绝，就是脑袋和脖子不动，肩膀会动……这个，我老也学不会。”说着，罗水泊就充满童趣地两手平肩，模仿维吾尔族姑娘动肩膀的动作，那模样很滑稽，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军宣队领导也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得……啦！得啦。说……哈哈，说正经的吧。”
○那一次，我到老牌坊胡同的小屋子去找他，他趴在木床上写作。我见他在稿子旁边总放着一块绿色玉石的镇纸，就拿起来看。他却脸色很沉重，从我手中又取回，轻轻摩挲着，说：“这是少蓁以前买来送给我的，这是个纪念物。我一直带到干校，保存到现在……”他的嗓音沙哑了，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我的心里也挺难过。非常想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我还是结结巴巴说：“罗伯伯，我，我……可能是胡说八道。我是小孩子，不明白你们大人的事儿，不过，不过……我觉得……”
他的目光凝视我。我终于说：“我觉得，您可以再结婚呀！”
他缓缓摇头，一道极细小的泪水从眼角淌下。“唉，你真是个孩子。告诉你吧……我以后不会再有家庭生活了。是的，已经永远告别家庭了。”
“您何必那么悲观呢？”
“你不懂。这不是悲观，恰恰是乐观。我永远告别了家庭的小窝，把自己寄托在别处了。”他温厚地笑了，轻轻拍着我肩膀，说：“你确实是个孩子。跟你说，你是不懂的。”
○从干校回北京后，约半年。他提出带我们一群干校的孩子去香山玩。定好了是星期天，但是，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对我说：“算啦，你们别去了吧，罗先生已经有两天没上班了。”我以为他病了，问是什么病？爸爸叹一口气，说是心病，他的儿女不肯认他呀，他伤心极了。我问爸爸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他也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一伙人去找罗水泊，在小屋前敲门，只听他恹恹答一声：“谁呀？……进来吧？”
我们推门进去，见他披了那件旧棉袄，蜷缩在床上。脸色青黄，胡子拉碴，目光呆呆的。他一会儿才想起约好去香山的事儿，就嗓音嘶哑地说：“哦，我去不了啦，身体不舒服……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我们都粗略知道了罗水泊的痛苦心病。大家想为他排忧，使他快乐一点儿。胖三儿上去拉住他的手说，“罗伯伯，走！咱们还是玩去吧。您爬不动香山，就一块儿去中山公园也好。咱们……嘿嘿。”
小眼镜说：“一玩解千愁！”大家纷纷说，“对，对，走吧，我们搀着您！”
罗水泊摇晃着花白的脑袋，有气无力说：“唉，我这两天吃不好饭，也睡不着觉……哪儿走得动路呀。谢谢你们啦。我就想好好歇一歇。”
我们面面相觑，一时找不到话了。亨亨忽然有一些冲动地说，“罗伯伯，您别那么难受！真的，别难受……您有我们呀，我们喜欢您。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罗水泊泪水盈眶地望着我们，嗓子眼儿里发出几响呜呜的哽咽。蓦地，头一歪，将脸埋在被服中哭了，身体不住抽搐。
那天，我们当然没去香山，也没去中山公园。我们只是陪他在街上遛一遛。
○罗水泊是基督徒，他始终抱着宽容的人生态度。有一回，他和徐明远辩论《圣经》的一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伸过去。”徐明远说这是奴隶主义哲学，是对罪恶的纵容。徐明远的观点是应该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罗水泊连连摇头说，人类间的许多罪恶，例如战争，不同种族的仇杀，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偏执情绪……等等，都是由于这种“斗争原则”所引起的。人类互相争来争去，充满了强烈报复心理，其结果必定是悲惨的。我们还是应该提倡爱，提倡宽恕，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徐明远不以为然地说，你老是讲爱，爱，可是别人爱你吗？你把爱说得那么绝对，罪恶就会毫无抵挡泛滥起来，把整个世界淹没掉！
罗水泊说，你恰恰没有看到世界上许多罪恶的根源是极复杂的。它正是人类自身酿造出来的。有的时候，善也能演变为恶。假若，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用暴力可以铲除罪恶，罪恶只会生生不已。对于人类的原罪，最终也只能用爱的原则来战胜。这种爱，与狭隘的爱恋不同，是博爱，这是基督之爱。
我在一旁听着，觉得许多道理非常新鲜。我以前在学校接受的是阶级教育，是斗争哲学。自己从来是懵懵懂懂的，就用这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后来，我对罗水泊讲到的基督教义感兴趣，就从他那儿借来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旧约全书》来读。罗水泊很高兴地借给了我，但他说：“我不能送给你。你看完后，务必还给我。因为，它是我的依傍。”
罗水泊临去世前，特地在遗嘱中写下一条，把这本《圣经》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我一直珍藏至今。
○我曾经问罗水泊，他受过洗礼没有？他目前是否还经常祈祷呢？还有，他如今并不是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对宗教信仰是不是有损害呢？
罗水泊爽快回答，他受过洗礼，是在法国凡尔赛城的一个新教的小教堂里受洗的，主持洗礼仪式的牧师叫本·诺阿。他现在也还常常祈祷，较多是晚祷。他始终把祈祷看成是与基督与上帝的沟通方式，从中汲取一种心灵的力量。他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祈祷，倒不是怕什么，而是他由于把祈祷作为一种心灵上的诉说，不希望出现某种不愉悦的感觉。他大多数是在避开众人注目的情况下祈祷。他现在确实不是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了，这固然有政治桎梏的原因，但主要是他只把去教堂看成是宗教感情的体验，他喜欢与教友们一起唱赞美诗，一起祈祷，这时会在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激，一种幸福。不过，他从来把宗教礼仪只看成形式，认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追随基督，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担负人类的苦难。这才是真正信仰基督精神，而不是拜偶像。
我又问他，你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吗？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他几乎有些生气了。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怎么可能由人来证明呢！论证上帝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是人的虚妄。上帝之所以被称为神，就因为上帝不是被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的，他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可是，我们有时又能用心灵感觉到他。这是很神秘的事情。他又谈到了死，他深信，死亡不是最后的终结，不过是人的生命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它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所以，他从来不怕死。他也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希望，他死以后能与秦少蓁在另一世界相见，他还是爱着她。
罗江：（他的回忆文章《罗水泊和他的儿女们》，摘录其中一些片断）
……我在与大哥晤见之前，曾经看到他给罗方和罗圆的一封信。他当时不知他俩的地址，又不便与罗云联系。他就给我写一封信，让我转寄罗云，再由罗云交给罗方罗圆兄妹俩。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大意是，不知祖母可否健在？他的身体尚好，很惦念他俩。他常常羞愧自己未能尽到父亲的责任。信中附去他省下的油票几张，还有几张照片。有在干校照的，有回北京照的。我看了那封短信，又看了那些照片，心中一阵绞痛，觉得我们对不起大哥。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又是什么泯灭了我们亲兄弟之间的情谊呢？
自从我在文化大革命受审查后，三妹罗云也与我断绝了联系。我踌躇再三，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殷切希望她把此信交给罗方罗圆兄妹俩，并希望能给我一个回音。但是，两个多月后，她仍然没有理睬我。我生气了，就给她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恰好是她接的，非常冷淡地说，她已经把信转给罗方和罗圆，至于他俩做出什么决定，就是他俩的事儿。她会让他俩给我一个回音。然后，很生硬地就把电话挂断了。
又过了一星期，罗方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们兄妹俩将永远断绝与罗水泊的父子关系，他们已经没有亲情可言，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情绪。是否与罗水泊恢复父子关系，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信中还说，“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罗水泊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一边，这是一种抉择。我们俩同意姑姑、姑夫他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的感情是阶级感情。”信后的落款是罗方和罗圆两人。但是，看得出，也许是罗方执笔写的。这封信很长，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语言。他们做的很决绝，甚至把油票和罗水泊的照片也寄回来了。收到这封信，我心里很难受，知道大哥与罗方罗圆恢复父子关系的希望破灭了。可我怕他太伤心，没有立即将此事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孩子们涉世不深，容易受教条主义影响，要他有所准备。
那一年秋天，我去北京治病，又看望了母亲（我与母亲是在公园见面的，由罗云家的保姆陪同。她与我断绝了来往，但允许我看母亲）在星期天，我又和大哥见了一面，他说他的屋子太狭窄，约我在紫竹院公园里聊一聊。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中午也没有吃饭，只啃了两个面包。聊了彼此的遭遇后，大哥迫不及待问我要罗方罗圆的信看。我不想拿给他看，先是推说未带来，又安慰他：“算了吧，孩子的话都是很幼稚的。不必看了吧。”他很聪明，就猜到我一定把信带在身边了。他笑着说，“这些年，我们什么没有经过？还怕什么？拿来给我看看吧。”我只好取出罗方的那封信给他。我注意观察他的神情，他的脸色如常，手腕子却微微颤抖，表明他内心仍是挺痛苦的。我又有些后悔给他看信了。不过，看过信后，他只是微叹一声，摇摇头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他又极冷静地说：“说不定，我和他们的关系先冷一段时间更好一些，也省得连累孩子们，连累三妹一家人了……”他又自我解嘲说，“谁叫我是害人精呢？走到哪儿，就传染到哪儿。”他又开玩笑问我：“我不会传染你吧？”我苦笑着回答他：“咱俩都是带菌者，无所谓什么传染不传染了！”大哥接着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请求我，把罗方的信交他保存。我一怔，忙说：“这个，你别把这些记心里……”我没说完，大哥就连连摆手说：“嗨！你想哪儿去了！我丝毫没有记恨孩子的心思。以后，我与孩子们恢复关系，也不会提起这封信，就当没有看到过似的。那时，我会把信烧了！”他的神情略有点儿忸怩地说：“唉，你不知道，我太想孩子们了！看一看方方的钢笔字，我也能得到些安慰！”他又指着信上的笔迹说：“瞅瞅，方方的钢笔字很漂亮嘛！”他又憧憬地说，“圆圆现在也上了高中吧？该是大姑娘了吧？”这时，真好像有一把锥子刺在我心里，泪水忍不住流淌下来。我记得，那天大哥只向我提了一个要求，让我想法子找两张孩子们的照片给他。当时，我做了承诺。可惜，这样一个微小愿望都未能满足他，我做了各种努力，想了许多办法，也未能拿到孩子们的照片。他临死前也不知道孩子们长成什么样儿了。这是我至今最感歉疚的一件事。
……大哥生病很突然。那天晚上，他吐血后，院里的邻居将他送到医院。过了几天，所里就打电报给我，告诉我大哥已查出是癌症，危在旦夕。我手里拿着电报纸，震惊住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第二天晚上，我们托了一些朋友，买了一张火车票，就直奔北京。以后，我听说，研究所也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三妹，还是军宣队负责人打的电话。三妹说，“我和罗水泊早已断绝来往了。他的事情，你们不要找我。他在上海有个弟弟，他们的关系很好，你们可以和他联系。”当时，连那个军宣队负责人也连连摇头，说是同胞兄妹，为何心肠这样硬！
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再和三妹联系。大哥逝世那天，研究所又给三妹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此事。有人说，三妹到太平间去看了遗体一眼。可是，那底去没去，我也搞不清楚。
……记得大哥住院期间，因为没人照顾，只由邻居及徐明远等年轻人看护他。所里的领导，有人很同情大哥，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给大哥摘掉右派帽子，然后，由研究所打电报给罗方所在的军垦农场，给其办理困退手续回京。这当然要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罗方是否愿意恢复父子关系。这个方案，使得大哥挺高兴。他的病竟然也有了起色，咯血也减少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可以使罗方回北京，也能借此恢复子女与他的关系了，大哥非常关心这事的进展。他天天询问还有哪些阻力，需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面带喜色地唠叨着：“唉，我这个害人精总算能为孩子做一件好事啦！我死也瞑目了。”
谁知，所有渠道都疏通好了，黑龙江军垦农场也同意罗方回京。罗方自己却坚决拒绝与其父亲恢复关系，也拒绝回京，他说：“我的立场是坚定的，绝不改变。”他给研究所领导拍来一个电报，他们未与我商量，就直接拿给大哥看了。据他们说，大哥看电报时，受到的精神打击很大，目光呆怔怔的，别人跟他讲话，他也不理，像一个木头人。
从那天起，大哥的病情又急剧恶化了，吐血不止，已濒垂危了。晚上，我闻讯去看他，只是拉住他的瘦骨嶙峋的手，默默望着他。他也只是凄恻地一笑，什么也不说，呆呆望着屋顶。
过了很长一会儿，他才声音微弱地问我：“他俩干嘛那么恨我？唉……是不是认为我，害死了少蓁？”
我忙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想到哪儿去啦！孩子们只是不懂事而已！”
他闭一下眼睛，表示不同意。又嘶哑地说：“我当然是有责任的。这个家破散了，我有责任。可是……我也弄不清楚了，我到底是不是害人精呢？”
我哽咽地拉着他的手说：“不，不，你是好人……”
“好人……怎么还害人呢？”
“不是你害人……是别人害了你……”
“不管怎么说，你以后替我转告孩子们吧……请他们能宽恕……我，这个害人的爸爸……”
他因为癌肿逐渐堵塞了气管，说话很费力气，吐字也不清楚。讲完了这几句话，已是精疲力尽了。我坐在一边，拉他的手，尽量不使自己的泪水流淌出来，以免刺激他。
这大概是大哥去世前，我俩谈话较多的一回。以后，他再也讲不出成句的话，只能用断断续续的音节和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去年，我去美国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讲学，就住在罗方家里，我们已是好几年未见面了。第一天，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三点多钟。当然，最多的话题，就是他的爸爸罗水泊。我感到很奇怪，罗方竟对自己父亲知道得那么少。他不过是从伯克利的图书馆里搜集了一些大哥的资料，大都是那些回忆文章。我跟他讲起了与大哥的最后一次谈话，他的眼眶里涌满泪水，嘴角抽搐着。当我讲到大哥说，请孩子们能宽恕他时，罗方再也忍受不住了，忽然掩面大哭。他说：“唉，是我们……害了爸爸！是……爸爸的话，说颠倒了……该是他宽恕我们！应该宽恕的，是我们！”待感情平静一点儿，他才对我说了一番心里话。他说，他始终怀着一种赎罪心理，面对先父的亡灵。但是，他不愿意讲出自己的心情，也有刊物约他写文章，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要用自己的奋斗来表达内心的忏悔，他只有做更多的事情去延续父亲的事业，才是对父亲的真正纪念。他将来还要用这个准则来要求自己。他的这番话从未对别人讲过，除了罗圆以外，就是我了。罗圆也已经在美国定居了，她是研究物理学的，在明尼苏达州一所大学工作。我因为那次访美的时间短暂，就未及与她见面，只是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罗方说，他俩还和姑姑罗云时有联系，常常通一些信。但是，他们不谈及爸爸的事情。在美国时，我曾几次探问罗方，姑姑都做了哪些挑拨离间的工作，罗方总是避而不答。这孩子的品格颇有父风。回国以后，我应罗方的请求，把大哥目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回忆他的重要文章及其他有关资料，都给罗方寄去了。
二柱子：（某记者录音采访的原始磁带，未经文字整理。）
找我？找我干嘛？（记者说，请你讲一讲与罗水泊先生的交往。）罗大爷啊！他是好人呀。心慈面善，是真正的善人。我跟哥们儿说，像罗大爷这样的人，中国只要有二十个，国家就有戏啦！原来，我就不信这世上能有好人。今儿，我信了。罗大爷不光是好人，还是圣人贤人！没的说，没的说。（记者又问，你讲一讲罗水泊先生“圣”在哪儿？“贤”在哪儿？从你自身讲起吧。）我——我？（噗哧一声笑了。）我是野孩子呀。光顾着跟罗大爷捣乱了。听他们讲，报纸上还登了我和罗大爷捣乱的事儿，是吧？（记者说，是新出版的《罗水泊日记》上，记载了这些事情。）反正是白纸黑字呗！这是实话！我这人呀，从小就混。嘿，结果跟罗大爷也犯起嘎了。这事儿闹的，我得后悔一辈子。算啦，算啦，不说啦，一想起来，我就骂自个儿。我他妈的不懂人事儿！我他妈的有娘生没娘教的！唉，挠心啊！可是——你们光知道前半段，不知道后半段吧？打后来，我们一家子又跟罗大爷特别好。隔三岔五，我们还给他送点儿饭菜去，蒸包子啦，包饺子啦，吃炸酱面啦，都忘不了给他送去。罗大爷爱吃我妈做的茄子打卤面！他住医院时，我就去陪夜，我们院几乎家家都去人陪夜。以后，罗大爷死了，我们全院的人都哭了，我妈跪地上说：“老天爷啊，菩萨呀，观音呀，你们怎么总让好人死呀！你们有眼没眼呀？”罗大爷临死时，在遗嘱里写了，把他家的家具什么的，都送给了我家。院里的邻居，每家问我要一件东西，碗呀，杯子呀，毛巾呀，当纪念品。罗大爷是好人！（忽然哽咽，哭泣。记者问，我很想听听你讲几件具体事情。）开始那阵子，我还没觉得罗大爷的心善，可我也不再跟他捣乱了。罗大爷有涵养，他每回在院里见了我，都主动向我打招呼。比老北京人的礼数还周到：“您早啊。”“吃饭了吗？”什么的。我呢，脸上倒有点儿拿不过劲儿来，臊不渍渍的。嗯——哪一年呢？七五年，国庆节前，我妈突然病了，先说是急性腹膜炎，后来又说盲肠炎，要开刀。我们这一家人可就抓瞎了！我妈压根儿就没工作，没有医疗保险，住院费啦，这个费那个费啦，都是自己交。我们家穷，好容易刚喘一口气，一下子得掏一大笔钱，哥儿几个可傻了眼。只好到处去借钱吧！找单位借，找朋友借，我天天就跑借钱的事儿了。有一天晚上，我才回家，累得浑身要散架了，就想啃两口馒头早点儿睡觉。门外有人敲门．我开门愣住了，是罗大爷！赶紧让他进屋坐。他先是问了几句我妈的病情，就单刀直入对我说，“我看你挺倦的，就不多说了。哦，我问你，你们是不是很缺钱呀？听说，你这几日到处奔走，在借钱？”我结巴了：“是，是的……也没什么。”罗大爷直接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钱来，跟我说：“这是五百块钱，够不够？不够，我可以再帮你去筹借。”他又说：“柱子，别着急！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咱们一起商量啊。”“我……我……”（忽然呜呜哭起来。一会儿，才哽咽地说）我当时哭了！我，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哇哇大哭说：“罗大爷……我可对不住您呀！您，您……干嘛还对我那么好！”罗大爷赶紧把我搀起来，一劲儿说：“可别可别！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别老是挂在嘴边。”我说：“我不能拿您的钱……”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莫非还记恨我！”“没有没有！”我乱摇手说，“我怎么能记恨您！我是臊得慌，没脸……”罗大爷冲着我笑啦，说：“别再讲那些没边的话了！咱们一码说一码。跟你讲，这笔钱是单位发还我以前的一个存折。我是个孤老头儿，儿女也不认我啦，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们拿去用吧。也就别还了。”我说：“要还要还！容我喘一口气，一定凑齐了还您！”他瞪起眼睛说：“柱子！你是不是还记恨我？你呀……别废话啦，把钱收起来吧。”他一转身就走啦……那年，五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的工资才三十多块钱呀。那时的五百块钱可顶现当今的五千块钱还得多！这笔钱可真真是救了我们。又隔了些日子，罗大爷专门去医院看我妈。我妈刚开完刀，见了罗大爷哇哇大哭，还使劲打自个儿，她说：“罗大爷呀！我们把您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们有眼无珠，没认出您是大好人，大善人啊！我……我们往后，怎么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呢。”罗大爷对我们说：“赶明儿，你们可千万别讲这些话了。这些话又叫我们疏远啦！您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吗？今儿个，我帮您。明儿个，我得找你们帮忙呢！大家可别再见外啦！”打那时候起，我们跟罗大爷也就真的不见外喽。我们不光敬他知书识礼，更敬他是实心眼的大好人，从来没有虚的伪的，他跟我们有啥就说啥。他老是爱说：“二柱子呀，你这样不行啊。光是卖傻力气，往后越来越吃不开啦！得多学一学文化。”我拿歪理来呛他：“学文化有什么用！您倒是识文断字，一肚子墨水呀，可我瞧您的日子并不滋润呀。”他就说，“这是暂时现象！往后时代发展了，还是需要文化！瞅瞅你，应名儿是初中毕业，连写一封信都是错别字连篇，可怎么成呐！赶明儿，你有功夫，到我屋子来，我给你补习补习吧。”嘿嘿，你们别乐，我还真去他那儿补习了两天。无非是练字呀，改正我的错字呀，还有什么一元几次方程呀。我去了几天，他那间小屋子太憋闷了，实在受不了，也就“拜拜”了。话虽然这么说着，我也算……啊！罗大爷的弟子呢，嘻嘻。咱生来就是卖傻力气的，从娘胎里出来就不是读书的命，嘻嘻，居然，也能在“伟大的历史学家”罗水泊先生手下补习过几天，是不是也挺光荣？真逗嗝。（记者又问，你刚才讲，罗水泊先生病重住院期间，你也去守护了几天，能把当时的情形讲一讲吗？）能不讲吗？（记者问，为什么？是不是……）没有没有！一想起这些，我心里憋得慌！那咱们就讲吧。罗大爷住医院前脸色就不好，发黄发灰，天气热了，大伙都坐在街上乘凉呀，聊天呀，下象棋，他一个人躲在那间小屋里写书。他有时也跟任大爷下几盘象棋，那是极少的。有一回，我半夜拉肚子，去街上的公共厕所，回院子一瞅，各家的灯都灭了，就是罗大爷那间小屋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猜，他肯定又熬夜写书哩。我心想，他是干嘛呀，简直是玩命呀！那时候，我们都看出来，罗大爷已经是病怏怏的了。他每天揣两个冷馒头回家，顶多咬几口咸菜，就算吃一顿饭啦。我给他端去两碟茴香馅饺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连说：“真好吃！真好吃！”那一年过春节，院里的几家轮流请他吃饭，他都拒绝了，就去了我们家和任大爷家呢。过春节后，没两个礼拜吧，一天晚上，罗大爷忽然来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他的脸色煞白！他对我说：“柱子呀，我刚才吐血了……吐了半脸盆。”我一下子傻眼了，结结巴巴说：“那……那得去医院呀！”他有气无力地说：“是呀……是要去医院。可我走不动路了……”我妈不经事儿，哇地哭出声了。这一哭，倒让我清醒了。我先瞪她一眼，“闹乎什么，还嫌不够乱呀。”我又搀扶着罗大爷说：“您先躺下。”罗大爷无论如何要回自己屋去，我先搀着他回去了。进屋，果然见一个脸盆摆在地上，里面是血水，已经有些发黑了。我搀着罗大爷先躺回床上，脑子里先想到的是怎么送罗大爷去医院？他现在身体这样虚弱，肯定是经不起折腾了，得先找一辆平板车来，可是找谁家去借呢？（记者问，为什么不去叫一辆出租车呢？）嘿——您可是老赶啦！那年头，哪儿有什么出租车呀。能出租平板车就不错。我正琢磨着该怎么办，我妈可把一院子人都叫来了。还是任大爷脑瓜灵，他说：“截着什么车是什么车。”他又看一眼盆里的血水说：“咱们得赶快走！不然，再吐血可就危险了。一人身上能有多少血呀。”罗大爷要强，他要试着走一段路。不由分说，任大爷按住了。任大爷说：“你什么也别管啦，先倒下来再说吧。”由任大爷指挥，我，任大爷的儿子大年，还有范老师的儿子国庆，冯大爷的儿子秋子，用自行车驮着，几个小伙子连抬带架，刚出胡同口就遇到了一辆平板车，没费多少口舌，人家听说是救命，就蹬着平板车帮我们一块儿把罗大爷送到了医院。先是我们旁边的小医院，人家见是重病人，就什么也不收，怕救不了。接着，又转了两家医院，才在急诊室的走廊里安顿下来。那一夜，我们都守在罗大爷身旁，他还跟我说笑话呢：“阎王老爷塞给我一张通行证，我说什么也不要，可他硬塞给我啦，有什么法子？”他还说，有一个外国作家讲，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谁也犟不过去。我们听了，心里可真难受啊！医生给他做抢救时，他又要我们都回去，我们说什么也不干。医院也让我们留下一个人，他又想着怎么安排我们轮流休息。天快亮时，他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写了徐明远大哥的地址，让我去告诉他。我骑着自行车就奔徐大哥家去了。到他家叫开门了，他还没起床，听我把话说完，他也怔在那儿了。匆匆擦一把脸，连早饭也没有吃，就跟我奔医院了。（沉默少顷，记者又问，以后呢？罗水泊先生还曾经跟你说过什么呀？）以后，罗大爷就死了呗。我不说了，心里憋闷，堵得慌。对了，还有一事。罗大爷转到了协和医院，我好几天晚上去守夜。有一晚上，罗大爷突然拿出一本书让我给他念，我就念呀，可是念得磕磕巴巴的，好多字都不认识，罗大爷就指一指我脑门说：“柱子呀，还得学文化呀。”我赶紧说：“我学，我学，我一定得学！学不好，我也对不起您！”唉，那时糊弄罗大爷啦。那些年月，能学什么呀！我本来就不是识文断字的命。学一学罗大爷的好心眼吧，少跟人犯嘎，少耍叉，老实安分呗。不过，我儿子还行，他在班里老是得第一，就指望着他吧。
徐明远：（接受《社会文化》月刊的记者叶雨鹤女士的采访，节录文章后半段。）
……
叶雨鹤（以下简称叶）：您对最近关于罗水泊学术思想的争论，持怎样的态度？
徐明远（以下简称徐）：争论当然是好事情。这说明罗先生的思想及其著作具有深刻和长远价值的。有人的论着，他想让别人争论也争不起来，本来就不值一驳么。在这一点上，我与宋英夫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应该鼓励这种争论。即使其中有些观点与罗先生本来的看法并不一致，也不要紧，真理越辩越明。所以，我们办了《罗水泊学术思想研究》，我和宋先生都是编委。
叶：不过，我看您很少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而且，我也没有看到您再写有关罗水泊先生的回忆文章了，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徐：（大笑）对不起，我倒要先问你，是不是又听到学术界里流传的什么谣言啦？譬如，我又在哪一次会议上与某位老先生大吵起来，某教授又怒斥我狂妄啦，我又在哪一次会议上摔袖而去了，甚至说我与宋先生也彼此间再不来往……
叶：（也笑了）我也知道，有些流言纯属无中生有。
徐：是呀！真很让人感到悲哀。也证明了罗先生所讲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文化传统下心灵扭曲的结果。他们不理解，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就应该在不断的争辩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争辩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一种享受。没有这种深入的争辩，思想探求也就停止了。但是，我先要向你讲明，我最近没有露面的原因，并不如外间所谣传的那样，我与某人翻脸了什么的，我是在写一本书。为了躲避许多无谓的干扰，我在南方的一个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
叶：现在有些刊物称您是罗水泊先生的惟一“及门弟子”，您对此有何看法？
徐：我认为，这种讲法不确切。在罗水泊先生的后半生中，我的确与他的关系很密切，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是六十年代从大学直接分配到研究所的，那时，我只知道罗先生是个右派，在欧洲留过学。我心中甚至是鄙视他的，将他看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类人。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研究所里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与罗先生也没什么接触，还主持过两次斗争会批判他。以后，去了五七干校，又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军宣队将我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天天开批斗会，让我交出莫须有的反革命小组织名单，我坚决不做那些诬陷别人的事情。一天晚上，批斗会散了，罗先生当着许多人的面，走到我跟前说：“小徐，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需要我帮忙吧？”许多人都怔住了，眼睛不敢看我们。我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了，连忙对他说，“谢谢，谢谢。”听说，罗先生以后因为此事又挨了一通整。可是，我从此内心里深深佩服这位做骨棱棱的老头儿。他的节操，他的品行，在那个年代实在是珍贵啊！在干校的后半期，林彪事件发生了，那些军人们也无精打采了，无形中对我们的管制都松弛了。我也开始与罗先生接触多了，他教我学法文，我们又从北京搞到了些英文书。我们又不声不响搞起学问了，这时，才知道罗先生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但我至今也不敢说自己就能真正理解他的全部思想观点了。我俩在一起谈话，常常有争论，有时候争辩得面红耳赤。我们的友谊也是在这些激烈争论中建立起来的。罗先生说，他与我谈话，是一种享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争论中从来不胡搅蛮缠，也不是那种逻辑推理式的，而是一种孜孜不已的探求，也就能在这种争辩中深化自己的思想。当然，罗先生给我的启蒙远远超过了我给他的启迪。我们俩关系就是这样的。关于什么“及门弟子”的讲法，我并不赞成，旧的传统味道太浓了，也不符合事实。我与罗水泊先生应该说是“道义之交”，也就是一个无知幼稚的年轻人和另一个温厚通达的长辈之间的朋友关系。
叶：对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罗水泊先生的《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现在出了两种版本，学术界对此有激烈的争论，您是持哪种观点呢？
徐：有关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在“初稿本”和“修改本”的后记中，都很详细地讲过了。
叶：请您再讲一讲，好吗？对于这件事，大家都很感兴趣。
徐：那么，我就从头说起吧。罗先生转入了协和医院的病房，医疗与护理条件很好。我们稍松一口气，预备歇两天了。可是，第二天上午，宋先生忽然找到我，说是罗先生要他带口信，让我尽快到医院去一趟。他还说，罗先生很可能得了癌症。虽然，我对罗先生的病情危重有所预料，仍然很震惊！我立即向研究所请了假，骑自行车直奔医院。到了那儿，却发现罗先生很乐观，还在与护士说笑话。等他输完液，他就领着我，到了外面的长椅坐下。他非常冷静地告诉我，昨天下午一位老医生领着一群住院医生查房时，用英语讲了一些他的病情，他便清楚地明白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再过不久，癌肿就把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了。我心里难受，嗫嗫嚅嚅说不出成句的话，只是安慰他，听说中医治疗这个病有些办法，不妨试一试。罗先生苦笑摇一摇头，立刻又对我说，“咱们先不谈这些吧。现在，我只有一个重要心事，恐怕要借助你的力量才能完成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他完成了初稿，前一时期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很想把稿子重新修改一遍。如今看来，是力不从心了。他很想将重新修改稿子的腹案告诉我，然后由我来执笔，完成最后一稿。说完，他用殷切目光注视着我。我呢，心里很矛盾，觉得这个担子太重啦，怕完成不了，辜负罗先生的期望。此外，我也读过《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初稿，对其中的有些观点并不赞同。那时，我还是信奉“经济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不同意罗先生的“多元论”观点。于是，我就委婉地说：“我认为初稿虽然有些缺陷，但仍然是很好的，以后就出版这个版本好啦。让我执笔修改，我怕曲解了您的意思。”罗先生有些急躁了，他坚决地对我说：“我决不愿意将一个学术观点不完整甚至有错误的初稿拿给读者们看！你若是不愿意合作，也就算了！我就把初稿烧掉。”我听了，良久无言，内心里实在钦佩罗先生的治学精神！也不忍让我所爱戴的这位老人遗憾。我只好说，待我考虑考虑，再给他一个答复。想了足有一夜，我终于下决心帮助罗先生完成他的遗愿。又过一天下午，我去医院看罗先生，告知我决心已下。罗先生只是欣慰点一点头，立刻就取出一些材料，先跟我谈了全书修改的要点，还有准备新撰写的一章“民族心理与文化的关系”。看来，他已经有腹稿了，说得头头是道，甚至告诉我哪本书上有什么事例可引用，哪本书上又有哪些观点可取的。他在笔记本上都划了符号，后来，他又写了长长的一张参考书单给我。我们那天足足谈了三个钟头。医生与护士几次走进病房警告我们，都被罗先生巧妙应付走了。那一天，他跟我粗略地谈了修改工作的轮廓。以后的日子，他又不断地与我谈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我都根据他的意愿融入书中。
叶：是呀，有人就提出疑问，认为“修改本”应该是您与罗水泊先生合写的……
徐：有不少人这么说。八十年代出版此书时，编辑也提出建议，说是署我们两人的名字更好。我不同意，因为实质上我只起了一个录音机的作用，仅仅做一些文字工作，而其中的思想都是罗先生的。我在“后记”中说明了这个情况，而且，我手头也有很多材料作为证明，罗先生的笔记本，参考书单，我匆匆写的一些记录和当时的日记等等……
叶：哦，是这样的。以后为什么又要出版“初稿本”呢？为什么又对“修改本”提出许多异议呢？
徐：其实，我在“初稿本”的后记中也写明了事实真相。那是在“修改本”出版以后，《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也引起许多学者们的注意。罗先生写完了初稿后，曾经广泛征求意见，请一些老朋友看过。这些老先生们由于读过初稿，就对“修改本”提出许多疑异，甚至认为其中有些观点不是罗先生的思想，我当时很苦恼。宋英夫先生就劝我说，为何不把初稿也印出来，也可以供人们参考与研究。我就这样做了，与出版社接洽后，又印出了少量的“初稿本”。谁知，研究罗水泊学术思想的学者们竟然因此分外两派，一派称“初稿本”派，一派称“修改本”派，有人还说我是“修改本”派的首领，这真是让我哭笑不得！从此，我对这种无谓的争论只好缄口不言。
叶：您能对这场争论，再深入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徐：对不起，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将是不涉入的，这倒不是怕惹事儿。而是我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顺便再说一下，我在修改《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一书时，对罗先生的学术思想才有了深入理解，并且接受了他的“多元论”观点。我也由此得到一个感悟：思想探求是艰难的，也是幸福的。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也要问。只有在问的时候，才能深化自己，这才是罗水泊先生真正的思想精髓！
叶：最后一个问题：还要请您谈谈罗水泊先生临死前的情景，听说您一直守候在他身旁，是吗？
徐：（沉默较长时间）那天晚上，正是我去守夜，去替换罗先生的弟弟罗江先生。罗江先生对我说，这一天下午，水泊先生的病情曾经恶化，两手冰凉，面部青紫，牙关紧闭，处于昏迷弥留状态。经过医生们抢救，才苏醒过来了。不过，他以为罗先生仍能坚持几天。当是，我们还最后商定遗嘱的措词，根据水泊先生本来意思，将叙述他的心情与愿望的那些话都删去了，只留下几条应办理的事情。例如，将他的家具等物品送给同院邻居谢大妈和任大爷等，把他的遗稿和藏书交我和宋先生保存，他的存款由罗江转给母亲与孩子，还有，把他的遗体供医院解剖，他的骨灰洒入护城河。这个遗嘱，罗水泊先生已无力签字了。只好指定罗江，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了。罗江先生为水泊先生仔细梳理了头发，又擦了一把脸，安顿好以后才离去。这时，他的眼睛望着我，嘴唇撮成圆口，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企图发音：“书。”也就是还惦念着《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的修改。我就说，“您放心吧，我会拼出全部精力，来完成那本书的修改！”他眨了一下眼皮，闭上眼睛，表示他放心了。罗先生的生命此时已成危殆状态了，癌肿块已经将气管堵死，他只靠高压氧气瓶维持着一缕如游丝的生命。一会儿，他睁眼瞧我还坐在床边，就挣扎伸一下指头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我又为他擦了一把脸，也就去躺下了。半夜里，我才在睡梦中惊醒，听到医生与护士的脚步，又有人推我，恍然间突地冒出一个意识，罗先生离开人世间了！当我与另一个医生一起，摆弄着罗水泊先生余温犹存的瘦骨嶙峋尸体，为他套上已准备好的寿衣时，我的大脑里一片茫然。这是我头一次面对一个生命的悄然消逝啊！那时，我变得呆怔怔的，只是用梳子反复梳理着罗水泊先生纷乱的白发。直到护士推来平车，送尸体去太平间，我那僵滞的意识才复活了，流淌出眼泪……过了半个月，我、罗江先生、宋英夫先生及几位罗水泊先生的老朋友，又到护城河边去洒骨灰。我们没有搞什么仪式，聚集之后，互相寒暄几句，就开始洒骨灰。罗江先生显得精神疲倦，走下野草丛生的坡岸时，险些绊一跤，我急忙搀扶住他。我们轮流把罗水泊先生的骨灰一把一把抛向缓缓流去的河水，宋英夫先生捧起骨灰时哽咽一声，哭泣起来。那时的气氛很肃穆，大家都默默无言，我们看着河水带着白色骨灰粉末向南流去，心中真是无限悲凄。河岸上树影层叠，一抹淡红色夕阳余晖照耀在河面上。做完此事后，罗江先生要请大家去吃晚饭，可我们看他的神情倦怠，再说大伙也没有这个心情，就婉谢了他，四散而去。我瞧罗江先生举步蹒跚，便上前扶住他。我俩在桥头站了好一会儿，静静望着河。那时，我又想起罗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死亡不是终结，只是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因此，他不怕死。我想，罗先生的肉体生命虽然消逝了，但从另一意义讲，他又是永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