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五月又闯祸了。她给楼上蔡圆圆的小弟胖三儿灌了小半茶缸子家里烧鱼用的绍兴黄酒，结果，坐在外交部宿舍大院儿的马路两旁乘凉的老老少少都看到了那幕好戏――一个白生生的胖小子四肢并用在被夕阳晒得滚烫的柏油马路中间爬行，跌跌撞撞，两爬一倒，开裆裤中间裸露出来的屁股隆起，象削了半边皮的苹果一样滚圆。从那遗留在柏油路面上的宛延的湿漉漉的痕迹看，他正一路断断续续地爬着，一路断断续续地撒着尿。
两旁看热闹的人们掩口大骇，那胖三儿本是个挺讨喜的小小子，去年秋天已经学会了走路，现在怎么突然退化到了连周口店猿人都不如的模样。再看胖三儿那张脏兮兮的小脸儿，似睡非睡的眼睛，晶莹的鼻涕和哈拉子一直流淌到下巴上，却是一副幸福得昏天黑地的表情。
追究罪魁祸首并不困难，很快苏五月就被胖三儿的奶奶提溜着耳朵送还到家里。于是，苏五月被关进了专属于她的“小黑屋”。
苏五月在厕所里闷了半个小时，既没有像往常那样哼哼唧唧，也没有跺脚踢门大声抱怨。苏五月的安静让姥爷捧着报纸读不下去。他难免生疑，琢磨外孙女是不是失足掉到抽水马桶里去了。
姥姥奉姥爷之命去探看。推开厕所的门，却见苏五月正愕然站在马桶盖上，两个眼珠子瞪得桂圆核似的，自来水滴滴答答地顺着胳膊肘往脚面上流，水门汀地面弯弯曲曲开了小河。
姥姥一把将苏五月从马桶盖上揪下来。小祖宗啊，我的小祖宗！
苏五月显得不知所措。怎么啦，怎么啦我？
姥姥提溜着苏五月的胳膊寻思该把什么样的信息反馈给自己的先生。外孙女很安全，并没有跌进马桶，但水箱里的皮球和气塞都被苏五月一一拆下来把玩过了，并且装不回去了。
苏五月就是这么不同凡响。
苏五月从小就是个不同凡响的孩子。
据妈妈说，苏五月生下来就喜欢喝牛奶，而且从来不过敏。没学走就会跑了。还不到两岁已经知道把姥爷读报纸的眼镜片用榔头敲碎，并且将罪证藏匿在沙发后面。
在邻居们的印象中，苏五月即使没有她妈妈想象得那么出众，至少也是个吸引人眼球的目标。她猴儿一样的小尖脸，小鼻子小眼儿，一头碎黄毛儿，领着十几个孩子在外交部宿舍大院儿的操场上尽情撒野，简直就是个小猴精。邻居们不由叹息，没爹管的孩子就是可怜。瞧苏蓉家的那个小丫头，跟洼地里的野蒿子似的，已经长疯了。
苏五月最恨大人们在背后鬼鬼祟祟。大人们长得那么大，心也就变得很阴险。她更恨他们在背后嘀咕她爸爸妈妈的事。苏五月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怎么啦，他们愿意。虽然离婚这两个字让苏五月有点儿想不通，但再想不通也是自己心里别扭，轮不到别人乱嚼舌头！所以，她偏偏要干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她的撒野算是对那些烂舌头的报复。
大院里的大人从苏五月的眼神里看出挑衅，明里说不出，只好暗里叮嘱自己家的孩子要学好，不要跟坏孩子，也就是像苏五月那样的孩子混得太近。说起来也纳闷，苏五月的爸爸是个外交官，属于那种再优秀不过的绅士。他会抽雪茄会喝白兰地，作为一个出众的男人，当然也难免要跟一些装饰性的花边新闻纠缠不清。但哪怕是在自己的妻子指着鼻子诅咒他并提出离婚的那一刻，他依旧表现得彬彬有礼。至于苏五月的妈妈，更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典范，站有站相坐有坐样，即便生气骂人，样子还是很漂亮。苏五月简直是个串了秧儿的瓜。
苏五月在大院儿里名声鹊起，就连部里头的一位副部长偶尔穿过宿舍院落，也不禁侧目而视。
谁家的孩子？副部长好奇地问。
苏五月正领着几个淘气包翻过残缺的墙头。他们把食堂瓶子里的醋和酱油统统倒进了白糖罐子里，所以被大师傅们撵得鸡飞狗跳。
苏蓉家的？啧啧啧……
领导嘬腮瘪嘴的表情告诉大伙儿，那个领头小姑娘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几乎出于本能，苏五月马上回敬了对方一个恶狠狠的白眼儿。那白眼儿像锐利的钉子，把这种深刻永远钉在副部长的脑海里。
事后，到很晚她才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灾难。她自然逃不脱家里人训斥。这回，参加训斥的不仅仅是姥姥，姥爷，还有了妈妈。只是一眨眼的工夫，苏五月就被几双手扒下衣袜，扔进澡盆，一连串“野蛮”、“不听话”、“太丢人了”、“狠狠打屁股”、“关厕所小黑屋”之类的威胁和指责像莲蓬头的热水冲击着她的耳朵。好在这个过程已经曾经被重复过多次，苏五月惊骇片刻，便适应了。她听他们来回数落她的劣迹，同时不放过对每一个细节的印证。他们在考查苏五月是不是在撒谎，好评定是否需要给苏五月罪上加罪，数罪并罚。所以，此刻的苏五月的表情特别纯洁无暇。她一边瞥着姥爷山羊般的白胡须，一边伸手去扯姥姥那柔软多皱的耳垂，脑子里却在小心翼翼地回顾自己刚刚惹过的祸事和那些可歌可泣的细节，考虑哪些是那些搬弄是非的人可能对她的家人特别是妈妈提及的。
接下来，他们又要苏五月保证以后再也不发生同类事件。如果再发生，就不要她了。就让她真的到街上去当野猫野狗，当“三毛”。
像过去一样，苏五月选择了含含糊糊地许诺的方式。其实，她已经思索过当“三毛”的可能性。她早已翻阅过《三毛流浪记》，对三毛的流浪生活还是挺向往的。她之所以对姥姥姥爷妈妈做出许诺，主要是为了照顾大人们的情绪。大人们通常比小孩子情绪化，需要给他们一点儿甜蜜的安抚。
但这一回，尽管苏五月一丝不苟地全部按照大人们规定的程序做了，他们还在继续加码。最后，终于由妈妈出面，宣布对苏五月处以极刑。
从今日起，除了幼儿园，整整一个星期，不，十天……不准出家门。
可以在门口跳房子吗？
不行。
跟姥姥去菜市场买菜呢？
不行。
那……要是宿舍大院儿让大家集体出去打扫卫生呢？
我们打扫外面，你打扫屋里。
这个时候，在澡盆里泡得红里发白的苏五月才真正感受到危机，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不许出门，不准在洼地里奔跑疯喊疯叫弄脏衣服，不准帮姥姥提篮买菜，甚至不准和邻里顽童一起挥舞笤帚簸箕打扫卫生。这比老虎凳压杠子往手指头上钉竹签子还要凶狠。这是遏制她的生命，是剥夺她呼吸自由空气的权利。她不由想到《鸡毛信》里日本鬼子，《刘胡兰》里的还乡团，还有《半夜鸡叫》里的老地主……以及许许多多的狰狞嘴脸，并把这些面孔与姥爷的山羊胡须和姥姥的肥硕的耳垂，以及妈妈刀锋似立起的眉头联系在一起，不由大放悲声。
我走，我当三毛。我要去当三毛！
你走！妈妈气得涨红了脸。
苏五月马上赤条条地从澡盆里走出来，打开大门，径直走了出去。
大家都被吓呆了。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姥姥。她不顾一切地拿着浴巾冲上去，把浑身冰凉的苏五月抱了回来。
家里人被苏五月的行为弄得魂飞魄散。他们摇头说：这么犟的小姑奶奶，长大后可怎么办？
最后还是妈妈轻声叹口气。妈妈说：上了学就好了。上了学就有人能够把她管住了。
姥姥姥爷不再抱怨。妈妈的话提示了他们。尽管将信将疑，他们还是把希望放在了那遥远的秋天。
家里人开始经常在苏五月的面前提起小学校招生和小学校开学的事情。他们决定让苏五月提早一年上学。并说苏五月是五月生人。到了九月便接近六岁半了，所以，只提早了半年。如果四舍五入，还不算是提前呢。由此，他们进一步引发了更加热烈的讨论：找谁谁谁帮忙。哪个学校的校长是熟人。哪个学校对管教精力过剩的儿童有特殊经验。他们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瞟着苏五月。让苏五月隐隐感到那渐渐走近的夏季带上一股寒意。
苏五月六岁生日刚刚过去，转眼间北京的大街小巷就被一片标语大字报和红袖章覆盖了。走到哪儿，人人都像吃足了兴奋剂，两眼精亮，出了笼的豹子似的，逮哪儿都能扑上去咬。外交部宿舍自然也一改旧日景象。一些人被抄了家，挨了打，还被剃了阴阳头。孩子们当中对“黑五类”“狗崽子”们的围剿，代替了与街头“野孩子”们的战斗。
一天，暴雨过后，苏五月和一帮孩子们在操场洼地的积水处踩水。她的雨鞋里的泥汤比坑里的还深，走起来哗啦啦哗啦啦的声音，让周围的孩子们听了，尽管拼命忍着，还不免露出羡慕的眼神。忽然远处传来一阵七零八落的铜锣长鸣和高高低低的口号喧嚣。孩子们耳朵顿时竖起，并在半秒钟内悟出了那声音的不同凡响。游街的来了！游街的来了！他们两目放光地大喊着，踢踢踏踏奔出水坑，向声源处冲去。
苏五月跑在了孩子们的后面。她鞋里的水太多，拖累了两条腿的行动。想坐下来脱鞋倒水，又觉得会耽误更多的时间。于是，一边跑，一边心如刀绞地看着自己和同伴儿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好在游街的队伍已经渐渐可以看清身影，那队伍横占了整条马路，戴高帽子挂牌子的人们黑压压地前后排了两排。接下去是一大群情绪激昂的革命群众。他们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去，“打倒”之后就变成“什么什么的”，听起来革命群众对那些被打倒者的姓名熟悉不够，所以喊声难免有些杂乱和含混不清。
已经远远跑在前面的几个孩子忽然发出了惊叫。片刻间，他们又都调头跑了回来。苏五月不解地看着蔡圆圆拉着胖三儿跑到自己眼前，又跑了过去，只听他们慌里慌张地喊着：快跑啊，快跑，你爸……还有我妈都在里面呢！
苏五月愣愣站在那儿，依然没有弄懂他们喊叫的含义。游街的人群继续向她走来，锣声已经有了惊心动魄的味道。她从那些挂着大牌子的身影中辨出了好几个熟悉的面目。有住在隔壁的美大司的赵叔叔，还有蔡圆圆和胖三儿的妈妈，那个曾在瑞典当过参赞的薛阿姨……接着，她就望到了自己的爸爸，望到了那个一年都见不上一次的爸爸的苍白的脸。
这一望让苏五月更加动弹不得了。哪怕是天直直地掉下来，她也不会挪动。她看见爸爸衬衫上一片片墨迹，看见挂着沉重木牌的铁丝勒进爸爸的脖肉里，看见爸爸折断的眼镜腿上贴着的胶布。这和苏五月脑子里的那个难得一见却因此永远高大完美的爸爸全然不同。爸爸从来都是遥不可及的。他只要出现，那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潇洒的面容，总在人群当中十分抢眼。现在，苏五月看见爸爸被推搡着步步向自己逼近，低垂的头显得懦弱而屈辱。像一个被榔头敲坏的玩偶，因为残损反而摄人神魄。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苏五月的臂膀。那手扳过苏五月的身体，拉扯着她跌跌撞撞地退避开汹涌而来的喧嚣的人群。苏五月感到那只手的拘挛，那拘挛中将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穿透苏五月的皮肤，沿着她的血脉直达她的心脏。她恐惧地抬起头，望见灰色的穹苍中妈妈一张几乎半透明的面孔和一双深洞般的眼睛。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苏五月提起上学的事了。不仅小孩子不用上学，大人也不用上班了。大家都在搞运动，搞运动就是上学和上班。苏五月的妈妈工作的外交部翻译处里在大抓叛徒和特务。既然翻译处里的人们都多多少少在外国混过些年月，洋话说得比中国话还流利，可想而知，在他们身上弥漫着多么强烈的阶级异己的味道。再者说，他们都是长年累月给中央首长当翻译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的最高指示，使他们成为“定时炸弹”的机率大大提高。
苏五月和蔡圆圆因为跳皮筋儿而吵翻了脸。蔡圆圆胖得像个糯米团子，说起话来也粘粘的。她撇着嘴，说苏五月是苏修走狗：“苏修老混蛋，睁眼看一看，革命小将不好惹，砸你个稀巴烂。”
苏五月瘦得像小猴，骂起人来比猴子咬花生还要快。她跳着脚骂蔡圆圆是美国特务：“美帝纸老虎，瞪眼看清楚，革命群众不饶你，踹你进茅坑。”
既然苏五月的爸爸和蔡圆圆的妈妈都一同游过了街，牌子又清清楚楚写着他们是苏修走狗和美国特务，他们的儿女们好的时候自然狼狈为奸，坏了的时候便把对对方的仇恨转化成了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两个敌人的仇恨。她们恶狠狠数落着给美国当特务和给苏修做走狗的不堪和可悲下场，较着劲谁应该先被谁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她们一直对抗到吃晚饭前后，由于肚子不配合的缘故，两个人打倒的口号越喊越没劲儿，这才悻悻然地收兵回了各家。
外面一天到晚乱哄哄的，苏五月经常被禁止出门。尽管如此，她还是听说了许多打人和打死人的故事，以及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情。渐渐地，那些故事演义的舞台离她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发生到她们家的天花板上。当薛阿姨在那个炎夏最难熬的夜晚头脚倒置地栽下来时，姥姥和姥爷唯一能做的，是将自家的窗户全用钉子钉起来。他们大概认为人跳了出去，救也来不及了。无窗子可跳，至少断了一种自杀的途径。
蔡圆圆再跟苏五月在楼梯上相遇，眼泡儿肿肿的，头垂在胸前，个子好像也缩了一截。苏五月不知说什么好。她贴着墙根儿，愣愣地看着蔡圆圆腿脚绵软地从自己身边走过。她动也不敢动，生怕一动，蔡圆圆就会站不住，就会稀里哗啦在她眼前坍倒下去了。她很想对蔡圆圆表示些什么，比方说，把自己的好玩艺儿，玻璃纸的糖纸，染成红色的羊拐，还有刚扎好的鸡毛毽子都送给蔡圆圆。
蔡圆圆和胖三儿的妈妈死了。砰的一声，像一个装满土豆的布口袋从高处落到地上。这么一下子，蔡圆圆那个美国特务的妈妈就被彻底打倒了。“打倒”原来是不可以游戏的。苏五月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她想起自己前些日子冲着蔡圆圆喊过的那些话，觉得那个布口袋从窗口滚出去的时候，自己好像也在后面推了一把。所以，她每每见了蔡圆圆都有点心虚。
过去，苏五月曾经担心自己七八岁前来不及去经历种种的不寻常。但当那些个不寻常终于出现在她眼前并远远超出了她的期待值时，她却显得毫无准备，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