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太怎么也没有想到，打官司和婆媳之间吵相骂是大不相同的。尽管今天是开庭调解，这架势就不同。

法庭里坐满了人，后四排都是些老头老太、家庭妇女还有帮工的阿姨。这些人都是被刘一川通过居委会动员出来的，要他们来接受教育，伸张正义。这些人马老太差不多都认识，都是她的老主顾，月月喊她送煤球的。认识她的人都对她看看，点点头，表示同情，为她助威。这使得马老太很不自在，比外国人替她拍照片还要难受，像是一大群人在看她这只老猢狲出把戏。

前四排的人都是来自马太伯和褚桂芳的单位，褚桂芳带来都是些在饭店里工作的小青年，男的都是黑西装，红领带，女的是一色的天蓝色的呢大衣，嘴唇涂得鲜红的。他们整齐划一，占据了最前面的两排长椅。

最使马老太惴惴不安的是那几个坐在高处、面孔铁板、戴着大盖帽的人。她总觉得他们会大吼一声：“大刑伺候！”她当然知道现在打官司不会打屁股，但却害怕这些铁面无私的人会重判她的儿子，那个没用的东西是无罪的。她咝咝缩缩地问刘一川：“刘先生，我儿子阿会出啥事体？”

刘一川扶着马老太走向原告席：“别害怕，没问题，一切都有我呢。”

刘一川今天特别神气；戴着法兰西小帽，穿着粗毛呢的上衣，一条领带特别鲜艳。他是原告的代理人，辩护人，还要用老年人保障协会的名义在法庭上发言，扩大影响，伸张正义！可惜的是报社和电视台都没有来人，他们认为这是一般的民事诉讼，常见。

宣布开庭之后，审判员向下面看了一眼，高声喊道：“请被告马太伯坐到前面来。”

“报告！”褚桂芳嘣地一下，从姑娘们那个蓝色的波浪里跳出来了。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在一片蓝色和灰色之中显得更加夺目鲜艳。她头上斜压着一顶淡黄色的小帽，这小帽名叫磕半球，和刘一川头上的法兰西是差不多的，她昂首挺胸，大步走向被告席，好像是慷慨就义：“报告审判员同志，我们家庭里的一切大事都是我经管的，经济大权也是掌握在我手里，赡养老人的问题是个经济问题，应该是由我负责。同时，婆婆和儿媳发生了争执，其责任大都在媳妇，与儿子无涉。”

法庭里发出了嗡嗡的声音，人们小声议论：“这女人不简单嘛，直来直去，敢作敢为。”

“女强人嘛，有名气的。”

审判员高声叫喊：“大家静一静，询问被告，你有没有律师或者是辩护人？”

“没有，我做事光明磊落，公开坦诚，用不着诡辩，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背后用暗箭伤人！”褚桂芳的眼光像一道闪电似的射向刘一川，使得刘一川开始就有点心惊。他下意识地从马老太的背后移开一点，免得人家以为他是站在别人背后用暗箭伤人。刘一川的这一移，倒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使人觉得今天打官司的是两个戴着小帽的人，是磕半球反击法兰西。

刘一川到底是个舞文弄墨的人，只能打打笔墨官司，真的打官司却不行。打官司不是写文章，不是用文学的手段去感动人，而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斩钉截铁的语言去征眼人。他搭错了神经，还是去读他那份自鸣得意的状子：“……你们都曾经在大街小巷里见过一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七十三岁的老妇人……”我的天呀，这种文章是只能在纸上看，看起来还能打动人，读起来就软绵绵地，何况那马老太已经坐在法庭上，不是在那遥远的小巷里拉板车，也没有搬着煤球上楼梯，她为了上法庭还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梳洗了头发，看起来蛮精神的，并不那么太可怜。连刘一川自己也感到，这篇文章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褚桂芳听完了只是淡淡地一笑，马上举手要求发言，她没有文稿，不拖泥带水，好像是在饭店里开什么招待会：

“诸位来宾，法官先生，原告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存在的，都是正确的，我作为马玉英的媳妇是有责任的，我没有能尽到我的最大努力，眼看着我的婆母至今还替人家送煤球，还住在那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还穿那种破衣裳，还吃那种冷泡饭，说句不好听的话，那种日子还不如现在的讨饭花子。讨饭的人不劳动，每天能进几十块，每顿都吃肉丝面……”

“那你为什么不赡养你的婆婆呢？”刘一川赶紧提出问题，他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决不是到法庭上来承认错误的，这是一种欲扬先抑。

“噢，这位戴小帽子的先生，我看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我不知道你是和我过不去呢，还是另有什么目的……”

“目的只有一个，不许虐待老人，我代表老年人保障协会，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我赞成保护老年人利益，你们的协会如果需要赞助的话，我还可以出点儿力；我反对任何人虐待老人，也反对任何老人来虐待别人，更反对任何人帮助虐待别人的老人来虐待人……”

“被告，请你把意思说得明确点。”审判员讲话了，觉得这个夸夸其谈的女人有点儿离题，

“很明确。你们告我这个媳妇虐待婆婆，却不知道这个婆婆是怎样地虐待我！”

法庭里轰动起来了：“啊，还有谁敢虐待她？”

“这女人在倒打一耙。”

审判员也有点发楞，看样子这女人还要告她的婆婆哩：“大家静一静，原……被告可以申述理由。”

“真是笑话，说我虐待婆婆，有什么证据。我是打过她还是骂过她？……都没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赡养她。”诸桂芳的眼睛向刘一川这么一抬，很轻蔑地问道：“是嘛？”

“是的，就此一条你便有罪，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你不给老人生活费，你就犯了虐待罪！”刘一川的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自以为是一针见血的。

褚桂芳却把鼻子这么一缩：“你这位先生大概是在经济问题上掉过跟斗吧，怎么会把一个小钱看得比磨盘大。我的婆婆一个月能用几个钱？六十，八十，一百够了吧？一百块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够我买一条香烟送人呐。我早在三年前就求过我的婆婆，她要吃啥我给啥，她要穿啥我买啥，只是求她从此别再送煤球，别在大街上拉板车。她拉板车不是送煤球，简直是叫她的儿子媳妇背黑锅，她每天都在街上贴我的大字报，控告儿媳不肯养活她。

“同志们，朋友们，我也是一个在外面走走的人，我背得起这个黑锅吗，担得起这个恶名吗？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婆媳之间有矛盾，总归媳妇不是人……”褚桂芳掏出手绢来擦擦眼睛：“你们可以问我的婆婆，我说的话是假还是真？姆妈，你要说真话，你要凭良心。”

马老太忍不住要和媳妇斗嘴了：“我怎么不凭良心，我不要你的钱，我有力气，我能养家活口！”

“喏喏，大家都听见了吧，到底是她虐待我，还是我虐待她？”诸桂芳转过头来：“法官同志，你也听见了吧？”

审判员有点抓瞎了，这是怎么回事呀：“询问原告，既然她没有虐待你，你为什么还要控告她？”

刘一川慌了手脚，一时间无言以答。

马老太倒有话说，她不能再让媳妇爬到自己的头上去：“是她虐待我，她不让儿子抽我的香烟，不让小孙子到我的身边去，不让他吃我的巧克力……”马老太还没有说完，法庭里就开了锅：

“啥，她说的啥？”

“不肯花她的钱就算是虐待，还没有听说过哩。”

“静一静，静一静。”

褚桂芳也不罢休，“同志们都听见了吧，她在那里拉车赚几个血汗钱，如果我再让男人抽她的烟，再让孩子吃她的巧克力，那我还是人不是呢？”

“对，她是对的。”

“到底是个经理，有见地。”

刘一川一言不发了，弄不好他自己倒要成为被告。

审判员和陪审员在台上交换意见，觉得这件案子可以到此为止，双方调解协商，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刘一川提出意见，认为还是要作一个判决比较适宜，不作明确的判决，马老太权益没有保障。同时，刘一川的心里还有鬼，认为官司不判就说明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自已好心好意倒要担个诬告的名义！

褚桂芳的要求更是强烈：“一定要判，不能和稀泥，你们不判，我们怎么做人呢？万一老太累死在马路上，昏倒在楼梯口，那些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的人就要把罪名加到我们的头上，说是我们虐待，不给生活费。请法院明确判决，规定我们每月给多少生活费。可以多给点，还可以按物价上涨的幅度再加钱……”

马老太听了把头一抬：“啥人要你的钱！”

“要不要随你，你不要我们照给，可以存在单位里，作为一种凭证，将来也可以作为丧葬费。”

“我还没有死呐！”

“我不是说将来嘛，将来谁都会有这一天。”

审判员说：“别吵嘴了，既然双方都要求判决，法庭可以考虑判给马玉英生活费。”

“哎哎，别忙。”褚桂芳又举手发言：“判决应该是双向的，判我给她生活费，就应该判她不能送煤球，拉板车。要不然的话，她在客观上还是到处作宣传，说我是虐待她的。”褚桂芳向刘一川乜了一下：“连你也没有达到目的。”

刘一川也忍不住点点头：“对。”

马老大叫起来了：“我不要她的钱，我要她让小孙子天天到我那里去！”

“你不要我的钱，你还要天天拉板车，我就决不让小丹丹到你那里去，那不又是‘儿子不养爷，孙子吃阿爹’，还想给我再加一条罪名啊！”

审判员说：“法庭可以使赡养费的问题产生法律效力，至于马玉英能不能拉板车，送煤球，那是个社会道德问题，是全社会爱护老人的美德，不属于法律的范围。各居民委员会，各群众团体可以劝说居民，不要再叫七十三岁的人送煤球；以免发生危险……”

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好像是谁也没有失败，谁也没有胜利。

刘一川不承认失败，他总算为马老太争取到了生活费。

褚桂芳更是洋洋得意，今天她扯足了顺风旗，法庭里全是她的市面。她到旁听席的角落里把自己的丈夫拎出来：“怎么样呀，胆小鬼，他们全得听我指挥！”

“唔，唔唔……”提心吊胆的马太伯点起了第五支烟。

参加旁听的人一面朝外走，一面发议论：

“刘一川是瞎起劲，事情不弄清楚就告状，被那女人打得落花流水。”

“那女人真了不起，上法庭好像做报告似的，全是她的理。”

“是有名的女强人嘛，大饭店的经理，什么市面都见过的。”

“真可怕，谁讨她做老婆谁倒霉……”说话的人没有注意，不防那褚桂芳就在他的身后。

褚桂芳听见了却抢上两步，拍拍那人的肩膀：“嗨，你想倒霉还倒不着呐！”把那人闹了个大红脸。

穿天蓝色大衣的姑娘们哈哈大笑，簇拥着褚桂芳向外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差没有喊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