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许家大院里居然变得寂静而庄严。下放的人家扶老携幼，从备弄里走出来。没有走的人站在各个庭院的门口，无声地送别。多少年来住户间的恩恩怨怨，你争我夺，这时间都化着烟灰泯灭，剩下的却是些有恩而无怨的记忆，相互间默默地点头、挥手，依依惜别。

许达伟的一家走出来了，这是一个长长的队伍，因为在他家的后面还有朱品和阿妹，还有王先生、我和张南奎。

柳梅走在前面，她今天脱掉了那蓝咋叽布的上装，穿一件蓝底白花的对襟棉袄，围着一条湖绿色开士米的长围巾，下面穿着银灰色的西装裤，黑色的皮鞋，显得比往常美丽而精神。其实她已经快要倒下来了，搬家、死人，短短的七天使她觉得又过了七年。她支撑着，不流露出一点疲倦和萎靡，不表现得垂头丧气，她要挺起胸膛来做人，把这个家带出苏州。她并不留恋这许家大院，她和许达伟定情的时候，就是准备跟着许达伟走遍天涯海角，并非是想在这深宅大院里住一辈子的。柳梅走到六号门前的时候，略略迟疑了一下，大概是想起了当年吧，当年她就是在这里和许达伟相互拥抱着，走向后门外的藏书里，再穿过祠堂到后花园里……那是何年何月？似乎是在梦里。

我走在许达伟的身后。许达伟还是老脾气，走路的时俟欢喜把双手背在背后；我像当年一样，押着一个囚徒，从四号门，三号门，二号门……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牢狱。可惜的是许达伟那双大英皮的皮鞋没有了，脚步声没有了戴着镣铐的声息。他是自由了，终于从这许家大院里冲了出去。

当我们走过五号门时，听到了王师母嘤嘤地哭泣，她暂时留在朱老头家，不能和王先生同甘共苦。

只有朱品和阿妹无所留恋，他们两个人兴高采烈，好像是去作蜜月旅行似的。

各家各户的行李物品，早就有人替他们装上了大船，船队就停靠在城外的运河边。当我们到达河边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船队是晚间起航，要等夜半的潮水。

运河边上的景象是惊人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散落在河滩上，船队逶迤几华里，一眼望不到头。谁家是上几号船，早已编号确定，所以那河滩上的人是东一堆，西一堆。有的是被下放的，有的是来送行的，有人仰天长啸，有人嘤嘤哭泣。最可叹的是那些渡江而来解放苏州的老干部，被打了一顿“走资派”以后，如今又得渡江而去。来去之中有打过游击的老战士，也有当年唱着《山那边》奔向解放区的热血青年。青年已经变成中年了，那血当然还是热的，我听见有几个胡子拉碴的人聚在一起轻轻地唱着：

扬子江，

浪涛高，

南岸的人民在呼号。

越淮河，

渡长江，

千军万马，

向南京呀，向南京！

这是那些热血青年们当年在长江北岸，等待着大军渡江时唱过的战歌。如今扬子江的浪涛依旧，可是南岸的人民已经不呼号了，北岸的贫下中农却在等待着他们去接受改造。

我听见有一个先知者在那里口出狂言：“别难过，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话，你们还会回来的！”

先知者的话总是灵验的，十年之后，今天登船而去的人又陆陆续续，遮遮掩掩，曲曲折折地回到了苏州。历史欢喜和人开玩笑，它一会儿把你的东西全部抢走，一会儿又会加倍地还给你，只是在这一抢一还之间，你的生命也就快到了尽头。

我们很快地找到了三号船队的一号船，果然发现汪永富就在我们的旁边，有十多个小弟兄来为他饯行。他们在河滩上摊开一张塑料布，放着几样熟菜和酒瓶，相互灌酒，高声大喊，嬉闹盈盈。汪永富还向我们挥挥手，表示他已经见到了我们。

柳梅和阿妹先上船，她们要去安排好铺位。那船是装货的大驳船，人在舱里分左右两排，当中的走道只有一尺多一点。左右两排的人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只能坐卧，不能起立，因为头顶上还有一条长长的货架，放着各家随身所带的东西。

汪永富他们的“野餐”方式倒是很有启发性的，到了吃晚饭时，各家都从船舱里爬出来，在河滩上铺开塑料布、旧报纸，把随身所带的食品拿出来，与家人、朋友共进这最后的晚餐。

那些受尽了苦难的教师也被下放了，从小学到大学的都有。这些人大都认识许达伟、柳梅和王先生，他们见了面都是用同样的语言：“啊呀，你也来啦！”你也来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解脱还是惋惜？教师们聚在一起，相互交换着各种消息，有人说是散布谣言，不过，那时候的消息和谣言没有什么区别。

阿妹很快地就把晚餐张罗好了，一条花布包袱摊在沙地上，亮亮和明明还在四个角上压了四块砖头，他们两个吃这种野餐比在家里吃饭有兴趣。柳梅带来了面包和熟菜，居然还有两瓶黄酒。那是她准备给费亭美在路上喝的。我拿起酒瓶来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首宋诗：“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我把酒瓶向空中举了一举，祝我的姨妈在九泉下安息。

夜幕慢慢地降下来了，近处突然升起了火光。汪永富的小弟兄们就地取材，到河岸上的木材加工厂里拿来了许多本片，升起了一堆篝火。木材厂的守门人也鼓励大家去拿，说是升起火来可以照亮脚下，也可以驱除夜间的寒气。

篝火很快就在河滩上蔓延开了，像一条火龙似的蜿蜒而去。火苗窜动，火光摇曳，照得火堆周围的人摇摇晃晃，都像喝醉了似的，那景象有如一群吉卜赛人，也像是一个民族的大迁徙。明代苏州的洪武赶杀，决不会有如此壮观的场面。

朱品被这种场面感动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他的写生簿，迅速地勾勒下夜空、人群、火光、船队。他说他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画毛主席走遍全国了，他要画朱品走向大自然；再也不画小桥流水和人物肖像了，要从烦琐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加入抽象派。

我在火光中见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把头脸都深埋在海虎绒的衣领里。他像一只失群的雁，在篝火之间徘徊，他几次向我们靠近，却又踌躇而去。我有一种直感，觉得这个人背影十分熟悉。当他再一次转过身来时，我突然大喊一声：“马海西！”

果然是马海西，他把头从衣领内伸出来，慢慢地走到我们的篝火旁边：“你……你们是几号船？”那口气没有一点感情的色彩，完全是事务性的。

我们都站起来了：

“是你呀，海西。”

“来来，坐下来，喝一杯。”

只有朱品坐着没有动，和马海西点过头之后就把头埋在速写本里。

阿妹倒也是无心，却提出了一个使马海西难堪的问题：“马阿哥，这些年你在哪里忙啊，住在一个城里，为啥不来看看我们呢？许师母也去世了，她活着的时候还常常提到你，说你在当年是最活跃的。”

马海西支吾着：“是呀，想是也想来，总是觉得不大方便。”这话倒也是真的，当年，一个人如果要求进步，表示站稳了立场，那就不能和地富反坏右经常来往，否则就有人要你检查思想，运动一来还要交代，你和那些人说了些什么话，或者是受了哪些影响。亲情、友情不如阶级情，沉湎于亲情与友情之中的人，就会滚进反革命的泥坑里。

我对这些道理都深有体会，只是有一点想不通，马海西已经把小洋房让出了一半，已经把丈母娘赶到了花房里，已经戴上了红袖章，而且没有站错队，为什么还要把他赶出苏州？我十分婉转地向马海西提出了这个问题。

马海西按捺不住了：“他妈的，那个狗娘养的官儿当大了，说是和我们住在一起不利于保卫，索性把我们全家下放，小洋房由他来独占！”

“噢！”我深深地透了口气。若干年来，马海西的心思都是白费，黄金屋没有了，那颜如玉现在恐怕也是颜如死灰。

马海西骂了一通之后，好像变得无所畏惧了，开始询问许家大院里的今昔，问到了费亭美的死，问到了王师母和朱老头，还问王先生是怎样出来的。反正是一无所有了，还管什么阶级立场呢！

张南奎对马海西的事情了解得比我们多，坐在那里不吭气。他当年对马海西就有意见，讨厌他的“香槟酒气满场飞……”

柳梅总是关心着所有的人：“海西，你的爱人和孩子呢？”

马海西摇摇头：“我们没有孩子，我爱人和丈母娘都在船上，他们还在生我的气……对了，她们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我们临走的时候慌慌张张，不像你们考虑得这么周到。”

柳梅和阿妹当然懂得马海西的用意，连忙拿了两个面包，包了两包熟菜，塞到了马海西的手里：“快拿去吧，快点。”

马海西捧起食品，弯着腰：“叨扰，叨扰。”转身而去。

看着马海西的背影，我们都呆在那里。这决不是二十年前的马海西，一个出入舞场和情场的花花公子，怎么会变得如此猥琐。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二十年前我们八个人都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未来，还有点志在千里。到如今一个生死不明，两个当了右派，一个在幕后操琴，一个死不吭声。一个是工厂的会计，还有一个是有家难归。我不禁要问许达伟了：“达伟，我们这些年来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又作了哪些贡献？”

许达伟回答得很干脆：“铺路，作铺路的石头，让沉重的历史的车轮从我们的身上辗过去。”

“噢！铺路。”我也同意，可是铺的一条什么路呢，是正路还是斜路；是直路还是弯路？

许达伟回答得更干脆：“什么路都要铺，铺正路是贡献，铺弯路也是贡献，如果不铺下弯路的话，大家也就不知道正路是在哪里，会听凭别人去说得天花乱坠，任凭自己想入非非。”

坐在篝火旁边打磕睡的王先生，蓦地抬起了头，用赞许的目光打量着许达伟。他可能发现《欲海通鉴》中有些立论不对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不仅仅是人的欲望，也包括那种反欲望的冤死、屈辱、盲动、失落和虚度年华在内。从历史的高度来看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谁碰上了谁倒霉。

我透过火光看着许达伟，他青年时代的激昂慷慨，能言善辩的神态似乎又回来了一点，他好像又要仰天大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我倒为他这个真正的寒士担心了：“达伟，你们一家到了海滩上，住在哪里呢？”

许达伟很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笑了：“安得茅屋千万间，大庇下放人员俱欢颜！小弟，看起来，我的后半生还要为广厦千万间而奋斗！”

广厦千万间当然是不会在眼前出现的，我们是坐在天幕的下面，倒感到了有点寒意。

残月升起来了，篝火也在慢慢地熄灭，临行前柳梅还要叮嘱我：“小弟，我们走了以后，你也不要急于回去，要写信回家问清楚，要注意安全。这些日子都等下来了，何在乎三天两天。实在不行的话……等我们的茅屋造好，你再来，那里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来管你。”

我十分感激柳梅，她真是把我当作小弟：“放心，我……我将来会来看你们的。”我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汽笛响起来了，船队终于起航了。站在这篝火熄灭，满地狼藉的河滩上，目送船队而去的，只有我和张南奎。

我看着那远去的桅灯，想起二十年前在小石桥上送走许达伟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志在千里，现在志在何处呢？他说还要建造广厦千万间，我的大哥啊，如果真有广厦千万间的话，千万别再由大少爷赏赐，也不能由公家分配！要不然的话，这纷争何时了结！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