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我同在(后记)

天堂河是我梦想中的一条河。

天堂河是仁慈的、睿智的，像我们在小巷深处曾经见到过的独守夕阳的母亲，每一条皱纹里都淌着古老的情韵。天堂河的水，不急不缓；浪，不清不浊，无论春夏寒暑，刮风下雨，她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保持着沉静的流动和朴素的高贵。她流到哪里，哪里就变成绿洲，哪里的夜会因此而披上梦的霓裳。人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做国王，做公主。当灰姑娘也行，只要有年轻英俊的王子爱着，有鲜花和小木屋，有吃不完的好东西。

这个梦想，是我7岁时产生的。

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笔下的天堂河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7岁前的我和大满二满们，跟我们的父辈——那些随王震将军进疆的战功赫赫的359旅的老革命，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叶尔羌河畔一个叫四十八团二连的地方。二连只是个几百号人的小单位，在茫茫戈壁上，很像似一粒随风飘落的孤零零的种子。这样的种子很多，东一粒，西一粒，它们构成了如今拥有248万人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0年代初，毛主席一声命令，于是一支10万大军的英雄部队在一夜间就地转业，屯垦戍边。但脱下军装的老兵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却一直不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戈壁滩是战场，守住戈壁滩，就是守住了阵地；坎土曼是另一种新式武器，紧握坎土曼，就是紧握钢枪，保卫祖国。他们的阵地意识强烈得令人敬畏。

我的父辈无疑是伟大的。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装，一年又一年地挥着坎土曼奋战荒原。四季的风中，永远是太阳焦黄的土腥味儿，是他们被汗水打湿的弯曲的背影，是一寸寸沿沙漠边缘顽强崛起的绿色。每天早一次、晚一次的号声，嘹亮得能撕破蓝天。这号声，指挥着他们去冲锋，伴随他们到老，也伴随我们长大。

我们是他们结出的一枚枚青涩干瘪的果实。

因为不够美丽，我们注定要去梦想美丽的事物。

戈壁与胡杨构成的庞大世界足以隔断童年的视线。从前我一直以为世界就是不会说话的荒漠，是老得不行的胡杨，是总在淌着浑浊泪水的叶尔羌河，是写在人们脸上的苍黄和幽绿。我们常去爬沙山，但我们看到的最高的地方不超过另一座沙山；我们常去只有一条公路的团部，但我们从未走出过团部。

这时，有人告诉我，去梦想吧，梦想可以成真。

这是一群跟我的父辈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从祖国的心脏被抛到西部荒凉的戈壁滩上来的——是一个刑满释放后被称作“北京渣滓”的群体。无论冬夏，他们穿着黑衣，弓着背，像一群黑蚂蚁在原野上起伏。10岁前我是不大理这些人的。几乎每一家的父母都语重心长地教育过他们的孩子：“北京渣滓”是坏人，躲远点。

稍大我就发现，其实“北京渣滓”中能人很多，好人也不少。

他们让我认识了油画，从此知道世界是多彩的；让我听到了音乐，从此耳畔里不再总是号声；让我学会了诗词，从此陷入多愁善感；让我爱上了童话，从此产生飞翔的念头……我们这些老革命的后代，苍白的童年一旦注入异化的东西，就迅速走进一个梦想世界，愚蠢得一发而不可收。

我的愚蠢，在于我待在一个荒凉无边只有太阳和风的大戈壁上，总在无穷无尽地想着一些古怪的事情。比如，我学过一种最漂亮的红尾巴的鸟飞，几乎把自己摔成了残疾。我渴望像一只小蝌蚪那样在水中自由自在，结果差点英勇牺牲。我曾经在林中打柴时追随过河流，想到她的老家看看。我于每日清晨唱歌，希望自已的声音穿透大漠，让城里的人听听。我还在月下背诵唐诗宋词，在灯下苦读能找得来的中外名著；以书画大师的姿态，写小楷，画国画，甚至拜“北京渣滓”为师，学唱京剧。我把自己搞得不像个人的样子，就更不像个革命后代了。

后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跟一个“北京渣滓”学起写小说来。

那人经历坎坷，颇有才华，写作得相当刻苦，且态度虔诚。我记得他誉抄稿子时每一个破折号都是用直尺比着打上的。我也跟着学，打破折号时用直尺比着，逗号须带尾巴，句号要圆得亮堂。那些日子，我没事就瞎琢磨，为自己胡编乱造的故事激动不已。这样，不务正业的我高中毕业时就出了成果——一篇8000字的短篇发表了。

我的处女作叫《路，曲曲弯弯》。小说在一家我从未去过的城市的文学刊物《喀什噶尔》上发表后，有幸得到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的点评。陈先生那时的知名度已很高了，我读过他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他能关注边远地区的文学刊物，并且主动为文学新人作点评，令我感动。陈先生在《新芽劲草并茂的山麓》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我的小说，此外还提了一些不足。至今我依然保存着他的那篇文章，应该说，我是幸运的。

后来，我到报社做了一名记者。记者这一职业是充满活力而又忙碌不休的，十多年转瞬即逝，生活以各种姿态呈现，我越来越感到用一枝新闻记者的笔再现、评述，似乎远远不能够达到我心中那个高度和深度。期间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荣誉，我曾作为宣传文化战线惟一的女性，当选为兵团（省级）劳动模范，后又荣获“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我深深感谢《兵团日报》给予我的培养和厚爱，感谢记者的职业让我不断有所发现，有所体验，有所感动。

但，我还是不能放弃我的梦想。梦想用作家的笔，去探寻梦想。每每沉静下来，我会发现那埋藏得很深的愧疚和孤独。在人生旅途匆忙的行走中，我不知道是文学远离了我，还是我远离了她。我们疏远了很久很久了。我无法面对我那颗忧伤的心。

丢开繁杂的编务，我于是重又坐在窗下，聆听那来自久远的岁月的回音。一串清灵的鸽哨缓缓划过，让我心痛，忽然间就记起一批在我的成长中对我产生过特殊影响的北京老师。他们曾经被称作“渣滓”，70年代末，80年代初，组织上陆续为他们落实了政策。

一些人返京，但还有一些人留了下来，在新疆在兵团发挥着聪明才智。他们成为荒原上最早播洒文明的使者，他们成为我们这代人心灵的指路人。他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成才。

小说《天堂河》是我去年一年工作之余，耗去了所有的节假日写成的。期间，我的先生和女儿要随时忍受我突如其来的坏脾气。

因为我没有时间，时间就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而其它一切似乎不再重要。但实质上，我最为看重的是亲情、爱情。先生是宽容我、理解我的。

期间，我曾一次次陷入黑暗的境地，被一种沉重的命运所压迫；我曾为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啼哭不止，为那折断翅膀的梦想而叹息。但我想，我这么写，是为了让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拥有梦想。

我要说，是梦想支撑着我们的心灵世界，支撑着我们觉得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我要说，是梦想带给我们欢乐，让没有家的人有一个家，让失去爱的人去重新得到爱，让死亡成为诞生，伟大与光荣永恒。

人类，不能没有梦想。

梦想可以成真。

梦想与我同在。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对本书的重视，感谢兵团文联多年来对我的重视和关爱。感谢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的帮助。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对我的指教。

新疆维吾尔族人有这样一句话：你送我一碗清泉，我回赠你一篮樱桃。我没有樱桃，但我有比樱桃更美丽的真诚和爱。我会永远记住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我爱天底下每一个善良的人。

王伶

2002年12月12日于北京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