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歧视
那次特大洪灾后，天堂河好些年不见雨雪，每年夏季河里一层浅浅的黑水，也是从遥远的雪山淌下的。地里的玉米又瘦又小，像天堂河一些发育不良的孩子，到了秋天纷纷被砍倒运回，一摞摞的。一摞摞的孩子的尸体。
天堂河两岸，是大片光秃秃的沙丘和一些黄褐色的胡杨树。死了好些年了，这些枯槁的胡杨树还那么直愣愣地不倒。爬上大沙包一看，天堂河似乎到处站着一群被砍掉了脑袋的老人，可怕极了。
与之遥相对应的是“鬼地”。“鬼地”现在显得愈加有气势，那些在抗洪中牺牲的北京渣滓，坟前的木碑上全标了号，不同于其他北京渣滓的是，他们的号是用红笔写的，美术字，并且还有名字以及生辰日期。红字与黑字，构成了北京渣滓的两大类。
就像一个新建的居民点，“鬼地”一座又一座的坟茔排列得比地窝子还壮观。因为没有鸡鸣狗吠和一些毫无意义的争吵，那里从早到晚宁静祥和。阳光是纯粹的，风是轻柔的，每座坟包上印着各种爬行动物绘制的优美图画。每周有那么一个傍晚，我从场部中学下学回来时，要绕过去小坐一会儿，看一看谁的坟头上又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
日子过得真快，这些埋在地下的北京渣滓恐怕难以相信，从前那个穿着肥大军装、光着脑袋、打着赤脚的黄毛杂种如今已长成大姑娘了。她背着黄帆布书包，梳着曲里拐弯儿的马尾，走起路来不慌不忙，目不旁视，跟许多初中生一样，挺文雅挺有学问的样子。
像我这种人竟然跨进了初中大门，真像做梦。若不是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和莫斯科后来的全力相助，我会考不上初中的。母亲始终认为梅兰是个应该重点培养的苗子，她学习好，办事谨慎，有头脑；而我这种人学也白学，将来无非是在大田里抡坎土曼。如果走运，嫁个炊事班班长，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所以，当初在考初中时，母亲就很不以为然，她说，这小赤佬能考上才怪呢，那条蛇是白费劲了，淹死了倒省心（父亲与白冰冰那桩事母亲一点不知道，我能做到守口如瓶，是多么不容易啊）！结果呢，不仅我，包括刘大满，我们五年级八个学生全考取了，梅兰还当了冠军。这在场部引起极大轰动，不得了！人家上了五年学都没我们考得好，这真要归功于死去的白冰冰了。记得那天，我们兴高采烈跑到地里去找莫斯科，莫斯科说：“你们去告诉白老师一声吧。”
周革命说：“白老师不是死了吗？”
梅兰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此前梅兰对白冰冰并无好感，只因她考了第一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好孩子，所以她才开始怀念白冰冰了。
刘二满没去，她还在恨白冰冰。我当然也没去，心虚。自从白冰冰死后，我就不敢去“鬼地”玩了。只要有人一提到“美女蛇”三个字，我脑子里就有什么东西“哗哗”地响。天堂河的水。后来有一次，我从附近过路，隔着芦苇丛，远远地看了几眼。密密麻麻的坟茔中，有一座高大的坟茔插满纸花。这惟一点缀着色彩的与众不同的坟茔，该是白冰冰的坟了。尽管我知道那坟里其实是空的，只有她用过的一盏煤油灯和其它生活用品，但，我还是万分恐慌。
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事，我想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靠近它。
那场洪灾后，部分墓地进水，丁罗锅的墓变成一个大窟窿，流淌着恶臭的浊水。不几天，有一颗惨白的髅骷露出水面。大满二满把这髅骷用一根棍挑着，到处让人看，吓得过往行人大叫。此情此景，不忍目睹。丁罗锅活着时曾那般器重刘家兄妹，如今这对狗兄妹竟如此无情！我气极了，从家里操了把铁锨冲出来，对着大满喊：“王八蛋！”我说，这个人是我们的老师，谁再欺负他，我就让他人头落地！
大满被我吓住了，手里的棍子落到地上。二满瞪着我说：“哼，丁罗锅还不是被你陷害的！”那惨白的髅骷骨碌碌滚到我脚下，溅了我一裤腿臭水。我顾不上臭不臭了，捧起它，就去“鬼地”了。我把它埋到了远离水渠的地方，和白冰冰的坟挨在一起。我看见，白冰冰的木碑是用红笔写的号，丁罗锅的木碑是黑笔写的。
此后的几年里，我像个孤魂似的，经常在“鬼地”游荡。每次我都感到奇怪，那么长时间过去了，白冰冰的坟怎么总像是新坟呢？
是谁来给她上的坟？是我父亲吗？是刘满富吗？是莫斯科吗？
……
那场洪水尽管给天堂河带来巨大的灾难，使新生一连在内的三个连队被迫撤迁到天堂河以东的梭梭沟，并因夺去数十名北京渣滓的性命，引起种种混乱，但，刘满富却毫无损失，甚至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我还记得我们举家东迁的那些天，秋风阵阵，道路一片泥泞，面如菜色的人们扶老携幼，随着孩子的啼哭和辘辘的车马，一路洒泪离去。天堂河啊，是你狠心抛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抛弃了你？
死了那么多北京渣滓，活着的北京渣滓不会安生。一面是以莫斯科、孤狼为首的北京渣滓四处上访告状，要为死去的北京渣滓讨说法，一面是广播喇叭天天在鼓吹新生一连的英雄事迹；一面是上头不断派人来天堂河调查取证，一面是纷纷推出北京渣滓成功改造的先进典型。闹了几个月，莫斯科和孤狼这两个总是因抗上而得不到认可的人，自己也没想到最后竟成了妇孺皆知的先进。
而这件事也就此定了调。上面认为，新生一连在抗洪抢险工作中贡献突出，首先保住了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抢出一批粮食和牛羊。至于北京渣滓不离前线，战死在大堤，这进一步反映了新生一连顽强不屈与洪魔搏斗的无畏精神，反映了新生人员通过改造阶级觉悟明显提高。比如林清同志，即莫斯科。
转眼间，天堂河农场那位小个子场长高升了，接着副场长接任，刘满富又提拔为副场长。父亲没升没降，还是仓库保管。母亲说，这些王八蛋，如果不是梅老贵搞死了一批北京渣滓，他们凭啥出名？母亲郑重其事地换上她那件宝石蓝缎子夹袄，搽了胭脂，父亲借了辆老车牛送她去场部找刘满富。
那是个深秋的下午，太阳火辣辣地烤人，父亲在场部后面的林带里等母亲。一等俩小时，急得他满头大汗，乱转圈子。后来母亲出来了，脸儿红扑扑的，父亲注意到她头发有点乱，胸前一粒扣子没了。但父亲什么也没说，赶着牛车回家。一路上，二人无话。
半月后，父亲恢复原职，又成为新生一连的副连长。屡遭挫折的父亲终于喘口大气，接着说：“咋不叫他给我弄俅个正的呢！”母亲说：“呸！”.父亲恢复职务后，顿时有了底气，一天吆五喝六的，半里外就能听到他在训人。但回到家他对母亲却比任何时候都恭敬，样样活儿抢着干，还给母亲买吃买喝。他这么积极肯干，让我总联想到他在这个夏季的“失足”，他心有不安。他仍然同母亲分居，原来跟我睡一张床，眼看我发育得不成样子，父亲便在连部办公室支了张床，天一落黑，披衣就走。既然都行了，干吗不跟母亲睡呢？母亲倒是一副不急不靠、自力更生的架势，有吃有喝了，她重又鲜活了。
白天猪一样地死睡，晚上猫头鹰似的乱飞。母亲又迷恋上麻将桌，整宿整宿地打，不屈不挠地打，但输多赢少。
人是万物中最善变的，今天是这样，明天就是那样了。变成啥样，自己全说不上。
那场洪灾后，天堂河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北京渣滓拥有跟正常人一样的权利了。这也许是莫斯科他们斗争的结果。
就拿改革教师队伍这件事来说吧，一向清高的场部中学通过公开招考竟然一下聘用了三名北京渣滓，而将从前几个文化程度低不称职的教师调换到其它岗位。据说这个思路来自新调来的欧阳校长。欧阳校长是湖南人，出身书香门第人家，解放前在国民党队伍里混过，不大清白，后来只身跑到新疆，是个“老教育”。年前在全地区教育质量评比中，天堂河农场倒数第一，这使那几个当官的很没面子，分管教育口的副场长刘满富更觉压力大。刘满富问欧阳校长，有什么办法能改善天堂河的教育状况？头发花白的欧阳校长小心翼翼说了四个字：北京渣滓。我疑心他受了新生一连的启示。欧阳校长没想到刘满富回答得痛快：“中！”
要把那几个不称职的教师调离岗位，并非易事，因为他们都与机关干部沾亲带故，很牛气。而刘满富恰恰霸气有余，干脆让全体在职教师参加一次统考。这下可好看了，不少人落马，而一批北京渣滓却跳了出来。莫斯科名列榜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刘满富没想到自己的决策竟然带来这么一个结果，有些懊恼。因为白冰冰的缘故，他尤其讨厌这个总给他制造麻烦的北京渣滓。但欧阳校长是个爱才的人，他不顾刘满富和学校一些教师的反对，几方周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莫斯科弄到学校。老师们都说，那渣滓不是能吗？就让他带“慢班”吧！
“慢班”，即初三（2）班。两年前我们学校那位“上海鸭子”水老师（正是从前在我们新生一连教过一段书的水老师），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套经验，要把学生分成两类，成绩好的分到“快班”——说是有助于培养尖子生；成绩差的分到“慢班”——便于共同提高，又互不影响。
场部中学的条件到底要好，四栋一砖到顶的平房坐北朝南，有模有样，大玻璃窗亮堂堂的。校舍前是一片平坦坦的大操场。地很硬，跑起来“咚咚咚”，声音传得很远。操场上有跑道、沙坑、网球架，还有一块水泥地的篮球场。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都有很多男生集中在那里，周革命也在那儿。场上的，忙忙乎乎抢球，一副不要命的架势。场外的，热热闹闹看球，喧哗声、呐喊声不绝于耳。
有时抢着抢着，就会发生一场血战。不就是争一只球吗？我讨厌这种不要命的竞争。因为在我身边，每天目睹的竞争就够多了。
就说我们快班和隔壁的慢班吧，仅一墙之隔，准确地说，是隔着两块黑板，一块归快班，一块归慢班，那背对背的样子，很像是两个班的现状。
这种对立先是从身份和穿着开始。快班绝大多数学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到底是有身份人家的孩子，他们穿戴讲究，见多识广，成绩优秀。同时，他们还很有教养，既不骂脏话，更不打架，上学下学，玩游戏，一帮一派的。而慢班的学生呢，多来自连队普通农工家庭，穿的不大齐整，说粗话，贪玩，不遵守纪律。如果两个班同时放在操场上，一眼看过去，你就能辨出哪个是快班，哪个是慢班。
我们在急行军，他们在赶老牛，快班班主任水老师这么总结。
是的，慢班没法跟快班比，不仅从精神面貌上，在学习上也是如此。只要看看那两块背对背的黑板，你就深有体会，成绩栏里一面是蓝莹莹的高分数，一面是红通通的不及格；一面是整齐响亮的宣传口号，一面是乱七八糟的骂人话。在我们学校，没有哪两个班如此地对比鲜明。当我们在聚精会神地听课时，在专心致志地做作业时，常能听到从隔壁传来的吵闹声和老师们声嘶力竭的训斥声。所有给慢班上过课的老师，都有一种不堪回首的痛楚。
现在这个慢班就落到了莫斯科身上。
我深感庆幸，考初中时成绩还不错，能跟梅兰、周革命和大满二满一道混入快班。待在快班，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在慢班的同学面前，人模狗样，大摇大摆。高兴了，点点头，不高兴了，理也不理他们。因为一说话，被快班的人看到，挺掉价，二满他们还要骂我犯贱。
啊，我的快班！待在这块宝地上，我们真的很幸福吗？
天知道。不瞒你说，快班也是把人分成两类的。那些场部机关干部的子女根本看不起我们少数几个“乡巴佬”。老师排座位，也是按“规矩”办，把场部的跟场部排到一起，连队的跟连队排到一起，说这样好管理。二满起先跟梅兰坐，后来她爸当了副场长，她就不乐意了，提出调座位。这让梅兰很伤心，因为梅兰对二满历来是小心谨慎、逆来顺受的。可二满说，你哭有什么用，谁叫你是连队的呢？如果你爸不犯那么多错误，也早当大官了！周革命的父亲新近提拔为劳改支队的队长，这小子摇身一变，也成了场部人。
我们班的班干部一直由场部同学担任，是水老师指定的。周革命能当班长，就是水老师一手推上去的。梅兰虽然一向成绩优秀，可水老师就是对她不感冒。以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因为母亲，水老师很看重人的身份。
待在这样一个文明却等级分明的圈子里，我时时会有一种孤独和恐惧。
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校园里栽种的沙枣树。三月天，银灰色的树冠便向天空蔓延。四月天，微风吹过，会有淡淡的馨香，但树上无花。待到有一天上着上着课，昏昏欲睡之际，冷不丁有什么气味钻人你的鼻孔，不用看，沙枣花开了。
沙枣花开的时节，轮到莫斯科给大家上体育课。他除了担任慢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还带初中部的体育和美术课。这天的体育课是练习跑步，快班和慢班一起上。学校准备召开运动会，各班都在积极选拔田径运动员。水老师也来了，要亲自定运动员。
这个“上海鸭子”处处好胜，生怕莫斯科定错人选。
虽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莫斯科从隔壁传来的声音，但见他一次并不容易。通常他声音很大，有些嘶哑，我想都是因为那边上课纪律太乱的缘故。究竟是哪些坏家伙在捣乱？我真想跑过去看一看，只可惜莫斯科上课时，这边正是水老师上课。这个留着电影《杜鹃山》里柯湘式的短头发、外加一对高颧骨的上海女人一点不好对付，我一溜神，洞察微毫的她马上就叫我起来回答问题。当我结结巴巴、不知所云时，她就同情地说：“不累吗？两边的课都得听。”
第二次我溜神时，水老师把靠近慢班的一扇窗关上了，说：“看你大眼轱辘的，就知道你心思到了哪里。”
水老师这句话多形象多生动啊。下课后，我趁快班人不注意，溜到那边窗根下。那边有几个女生正在教室窄窄的过道上踢毽子，一群男生围在讲台上大呼小叫：“嘿，老莫，给哥儿们多打几分！”“喂，老莫，你都给我挂了三个红灯笼啦！哈哈哈！”突然，女生的毽子飞向讲台，一阵惊呼，这才探出莫斯科那半个挂着汗珠的脑袋……
一段日子没见，我印象中那个皮肤白净、戴眼镜、留偏分，资产阶级思想特重的莫斯科好像变了。他穿着一身藏蓝色运动服，理得短短的平头上闪着黑亮的汗珠。眼镜取了，一双眼睛大了许多，鼻梁直挺，嘴唇紧闭，那副庄重严肃的表情很像宣传画上的工人老大哥……
当他黝黑发亮的面孔对着我们时，我的心狂跳起来，一股热血往头上涌。他先是环视了一下右边，那里，整整齐齐、安安静静站着我们快班的40名学生；然后环视左边，吱吱哇哇、歪歪扭扭的慢班。莫斯科挥了下手，示意慢班的同学安静。水老师向那边瞟了一眼，嘴角挂起一丝得意的笑，发令：“向右转。”这样，我们就与慢班面对面了。就像两个仇家，见面分外眼红，不知我们中谁喊了声“老牛班”，对面的慢班顿时发出一片抗议的唿哨。刘大满和几个高大的男生当即冲过来，就要和我们理论，被莫斯科拦住了。水老师生气地对莫斯科说：“看看，你是怎么管的，你的学生都快变成土匪了。”说的莫斯科没话说。莫斯科看见梅兰和二满后，和她俩各自打了招呼，梅兰高兴得摇头晃脑。尽管我那天特意换了件最好看的紫花衬衣，但莫斯科似乎根本就没看见我，这令我有点黯然。
“立正！稍息！向后转——”莫斯科向两个班发出口令。
接着，是两个班各选四个人跑200米接力赛。一听说又要跑步，我胸前就淌起小溪。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有多糟，虽说母亲几年前就叫我束胸，但那对乳房还是像发面团一样肆无忌惮地在膨胀。原来的布带子短了，我换根新的，一层又一层，毫不客气。
这颤悠悠沉甸甸的两坨子肉令我羞愧和自卑，我把它们看作是滋生在我身上的毒瘤。若没有它们，我怎么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天堂之花”？大满怎么会在我身上耍流氓？在刘二满的传播下，我的隐私以及我家的事无人不晓。放学路上，常有人对着我和梅兰指指戳戳。每次跑步，场部同学总是喊：“让新生一连那个黄头发女的跑，她腿长，跑得快！”
我的确跑得快，这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原以为他们是真心夸我呢，就跑。跑到一半，看到一些男生窃窃私语，嘻嘻哈哈，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是想看我的胸脯。
这天，刘二满为了让自己更像个场部人，也学着场部同学的口吻，说：“让新生一连那个黄头发女的上！她腿长，跑得快！”
莫斯科这才注意到我，对水老师说：“对，梅小二跑得快。”
水老师的细眯眼对到一起，怀疑地看着我，说：“是吗？这样吧，你先跑给我看看。”说着把一双崭新的白球鞋递给我。多轻便的鞋，凡是被选上参加比赛的，都有一双鞋。这是水老师为快班争取的好处，慢班就没有。白球鞋吸引着我，我在考虑是不是该玩命了。
哨声响了，身旁那位慢班的选手像一只破皮球滚了出去，而我还像白蘑菇似的栽在原地。水老师火了，叫道：“你呆啦！梅小二！”
我真的呆了。
刘二满立刻发出含义深刻的笑，我的脸“刷”地红到脖根。
莫斯科对水老师说：“梅小二可能有点慌……”
不是慌，是我觉得为了一双白球鞋，在莫斯科面前丢人不值！
莫斯科走过来，说：“重来。”
看来我没办法不跑了。我默默走上跑道，有些头晕气短，胸部堵堵的，两脚发木。随着一声短促的哨声，这次我第一个冲出去！
这时，我听到一串尖尖的笑声，是二满和两个场部女孩在笑。接着，一路撞来无数男生惊诧的眼神。天哪，还有周革命的！我禁不住低头看胸，那里像塞满了铁块的风箱，在没命地喘。每跑一步，就感觉我那颗小小的心被挤压一下，渗出一些鲜血。我的腿不再是我的腿了，灌满了铅；我的头不再是我的头了，风筝似的不知飘到了哪里……就在我要把接力棒递过去的一瞬，脚下一滑，身上飞了出去，在地上擦出几米后，轰然停下，胸口裂开了。
有人围上来，嘻嘻哈哈地看热闹。我想爬起来，只觉胸部痛得厉害，衬衣上两粒扣子不见了。莫斯科跑过来问：“哪儿摔坏了？
让我看看。“我紧张得抱住胸部，一动不让动。
水老师站在跑道上，远远地，就能感到她愤怒的目光。我知道，在莫斯科面前，我没给她争气。莫斯科有点讨好地对水老师说：“要是你不满意梅小二，还可以再换别人……”
我又气又恨，禁不住迁怒于他。我说：“我行不行谁要你管？！
你还是把你那个烂班管管好吧，臭渣滓！“
“臭渣滓”三个字一蹦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想，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不像个渣滓。莫斯科的脸一下变得蜡黄，怔了怔，一句话没说，走了。水教师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笑，我想她该批评我的；如果是这样，可能我会高兴的，但她没说话。她没说话，我就不高兴地扭过了脸，把白球鞋扔给了她。
我参加比赛的资格被取消了，心里有些遗憾。尤其是当天下午听说莫斯科为高二年级的篮球赛当裁判时被一个男生打了，我更加难受，不就是罚了那个男生一个球吗？跟莫斯科一同进校的那两名北京老师最近也遇到一些麻烦。有人在他们的课上捣乱，有人乘机逃学，他们还不敢批评，一批评，家长就跑到学校吵架。
我们学校一帮老教师也趁机大做文章，联合起来排挤他们。我亲耳听到水老师在厕所里对另一个女老师说，欧阳校长疯了，让北京渣滓当老师，今后这学校不知成啥样儿！
不久后的一天，莫斯科又来到快班，给我们上美术课，让大家画人物肖像。画谁？周革命请示。莫斯科站在讲台上，环视了一周，目光扫过我时，我低下头去。最后听到他说，你们画刘二满吧。
我还以为他会选我呢。
二满被请上台去。她朝我眨眨眼睛，笑得鬼怪鬼怪，好不得意。
我当然不会画她，画谁呢？我画了莫斯科。下课时，我把速写飞快地交到讲台上。莫斯科叫住我说：“不是叫画刘二满吗？这是谁？”我不敢回答。莫斯科拿着我的画看了片刻，“噗嗤”笑了，说：“你画的这个人愁眉苦脸，目光呆痴，嘴还是歪的……他有这么丑吗？”我说：“他想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在想问题？”我的脸红了。
这次作业我意外地得了个“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