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美的教育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文、理、工、商各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目，以及所用的教本和参考书，大都照搬美国大学的，并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他的办学思想是崇美而仿美的。
当年的复旦，即使是“文科”，除了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极少数课程外，也全用美国教本或由教师用英文编著的课本和讲义，且都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也须英语，绝少用中国语言。他出布告或写手条，亦系英文。早时毕业文凭，也全用英文书写，只有毕业证明书（中国旧式八行书）上才用中文打字或油印。其他如奖状之类，满纸英文。那时的复旦文科，极像个“美国文科”。部分师生对此十分不满，由于国文教授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几位先生向李登辉提出严正的要求，才在“文科”之外，添设了一个“中国文学科”，这已经是很难得的新设施了。但即使是中国文学科学生，仍须必修许多英美教本的课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教学时还是满口英语。有关西洋文学的功课，更不必说。那时我们在复旦体育场上，一切运动术语，概用英语。在偶然发生争吵时，双方及第三者也讲英语。李登辉说，复旦教学必须优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如能去留学的可去进外国研究院云云。直到“五卅”反帝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后，他这套崇美仿美的教学设施，才渐有改变。
由于他把美国大学的方式方法搞到复旦里来约近二十年之久，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很深。北洋军阀时代前半期的毕业生，陆续到美国去留学的很多。美国有些著名的大学亦准予复旦学生插入高级班或研究院，他们承认复旦的某些学分，不需要经过怎样繁复的考试。记得在那一些时期陆续赴美留学的有：刘慎德（即刘芦隐）、吴冕（即吴南轩）、陈萱、郭任远、何葆仁、黄华表、童逊瑗（伯蘧）、程学愉（即程天放）、余愉（即余井塘），孙锡麒（即孙寒冰）、章益（友三）、伍蠡甫、温崇信、李炳焕、李安、寿勉成（原名寿襄）、黄季陆、曾养甫等百数人。同时尚有罗家伦（志希）等十余人，从复旦转学北大，毕业后也赴美留学。北伐前后复旦学生出洋的也不少。
拒不开放女禁
一九二四年间，私立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实际负责人为校务主任陈望道），首开高校女禁。其他各大学负责人尚有种种顾虑，抱观望态度，看“上大”男女同学后究若如何？再定办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上大”第一次被封，迁到江湾新址，与复旦相距甚近。复旦学生与大部分教师认为必须开放女禁，以符合复旦精神，即由学生自治会干部等一再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不料他拒不答应，甚至说：“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
当时洪深、刘大白和陈望道等许多教授，都支持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反对李登辉的做法。陈望道教授等向他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索性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遥对北京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大等，“以正视听”……但我们这位李校长却抱着“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到北伐革命战争打到上海，他才迫于形势，开放女禁。于是复旦大、中两部，实行男女同学。不久在江湾校旁建筑了一座洋房，作为女生宿舍。“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湾“上大”被封，许多女生和部分男生转入复旦。笔者（于德）办“复旦通讯社”时，曾问他当初为什么反对男女同学？他说那时他阅览外国报刊知道美国有许多大学男女同学后，打情骂俏呀，始乱终弃呀，女孩子怀孕堕胎呀……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爱护复旦”。……他还说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当可办得更好；并说美国大学开放女禁后，每况愈下。原来他以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生极其腐朽的生活方式来看中国，这与他几乎以美为师的思想作风又是分不开的。复旦男女同学后，极少发生乱搞男女关系的丑闻，更没有像美国大学那种伤风败俗的坏事发生。
聘任的校董
国民党统治时期，原任复旦校董如伍廷芳等老人约有半数先后去世了，李登辉乃聘请孙科、吴铁城、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头目为校董（陈立夫和张道藩两人是复旦早年毕业生余井圹拉来的，余井圹本人也充当了校董）。李登辉想利用他们，不愿被他们利用，自命为“无党无派”，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以为有了几位文教界和实业界的校董，再添聘孙科、陈立夫等人是“应时制宜”，这样充实校董会对复旦“有利”。他又以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新之）为主席校董，说是为便于筹募经费云云。但复旦教职员，与四大家族关系较密的却少得很，而有许多进步教师和民主人士，如洪深、郑振铎、张志让、陈望道、顾仲彝、王造时、丰子恺和费巩等。（其间大部分都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接到过恐吓信。）李登辉同情进步教授，有不少人长期被聘任。
据说当时杜月笙为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他以资助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为由，托钱新之出面，要李登辉聘他为“复旦大学校董”，李在学校缺少固定经费而力谋充实设备之际，也允许照聘了。
授予孙科“法学博士”学位
听说朱家骅想抓复旦，企图充任主席校董，以便把持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李登辉极不愿让复旦落在“党官老爷”之手。认为朱家骅决非真心办学之人，倘来主持校董会，那将使学校多事，前功尽弃，乃决计拒朱。他得知朱与陈立夫矛盾很深，于是他除邀陈为校董外，还进一步拉孙科为挡箭牌，以免朱暗中破坏复旦。
辛亥革命前，李在南洋群岛早与中山先生相识；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曾为复旦第一任董事长（即主席校董），因此孙科对李比较尊敬。李即请孙科为复旦校董，又在一九三五年复旦三十周年纪念典礼时，仿效欧美大学举行重大典礼时赠送名流学者“荣誉学位”的办法，授予孙科、于右任、钱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作者应邀赴沪，参加母校三十周年庆典。但见国民党京沪“要人”与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齐集江湾复旦，参加纪念大会。当时复旦操场上，鼓乐齐鸣，孙科与江一平等穿着“博士装”绕场一周，然后进入礼堂（于右任因事未到，电告李登辉祝贺母校三十周年纪念，并领谢“名誉学位”）。李登辉在主席台上致词，宣读贺电，授予孙科、江一平等“法学博士”证书。
次日沪宁各报发表复旦三十周年典礼授孙科等名誉“法学博士”新闻后，国民党文教部门的权贵朱家骅，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李登辉此举表示不满，说私立大学尤不应乱赠“名誉学位”。接着，《时事新报》对李登辉此举，予以批评，说他“滥施国家名器”，讥讽为“复旦博士”。
蒋宋夫妇的“外宾”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用基督教仪式，请牧师余日章证婚。李登辉因为与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为旧友，曾应邀观礼。蒋宋结婚后，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旧识，而把李作为老长辈看待；并以李办学悠久，颇有声望，为表示“敬老亲贤”，所以每次自宁到沪寓邀三五“社会耆老”叙会时，总请李也去一叙。宋美龄崇美亲美，满口美音的英语，而李也照样用英语会话，甚至同蒋介石谈话，也得由宋美龄为之翻译。蒋非但不以为怪，而且礼貌有加。宋美龄接待他活像接待一个外宾。李登辉每次回来时，对亲近者叙述与蒋宋夫妇茶叙情况，往往说“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后来蒋介石忙于反人民的内战，无暇再搞什么“敬老亲贤”；而李登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也不再与蒋宋夫妇交往了。
拒聘朱家骅为校董
李登辉对当时国民党头目多事敷衍，独对朱家骅十分讨厌。始终不聘他为校董。笔者（仲华）由复旦同学会按照校董会章程选任为校董之时，李曾谈及“朱家骅是地质学博士，为什么不好好从事研究，在为祖国建设上力谋发展，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还想来抓复旦校董会？大概他以为把私立大学当地盘，可一劳永逸吧？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笔者（仲华）因事赴沪时，曾到华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辉老师。这时他已退休有年。师母和他的儿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几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认识笔者，一见之下，就登楼去通报他：“朱仲华来看老校长。”他七五高龄，听觉已差，误听为“朱家骅”，立即严词拒绝，说朱家骅还来搞什么？叫徐福回报，“有病不见。”徐福高声向他说明“是绍兴人朱仲华，即老学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骅！”他才下楼接见，并对笔者说：“刚才我听错了，以为那个讨厌的朱家骅又来找麻烦了。我说不见，哪晓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们相对大笑。
全心全意为教育
李登辉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沪与教会学校“清心女学堂”毕业的汤佩琳结婚后，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后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汤夫人病故后，他孑然一身，晚景凄清。有些复旦师友常劝他续娶。他说，他寄托精神于宗教，专心事业于复旦，把学府当作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也就是了。他生活俭朴，不置产业。文艺界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在沪曾与李为贴邻，他在《李老校长给我的印象》中说：“他穿的衣服，大半还是二十年的旧东西，衬衫上满是补丁，裤子短得袜统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发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荤两素，有时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节余的钱，捐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了。他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就可以无求于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还去谈话。拙编《大学近代英文选》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签的字。……他同我谈到时局，对现状很不满（笔者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掀起内战，特务横行，乱抓乱杀）。不过他要求我不要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一个帽子给他。……他鼓励我终身为教育事业努力。还说戏剧电影也是教育，说他看过我编的《三千金》，教育意义很大……”李登辉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确实如此。他重视教育而鄙视财产；热爱祖国而厌恶官禄。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汪云史陪一个大学部毕业的同学去请李写封信给校董于右任谋事。李不肯写，当面回复说：“你在当教师，不愿当了，想去做官；我可不愿保荐你！复旦学生当什么部长、大使、委员、厅长的已经不少了。我依旧教我的书，终身教书很满意！你功课很好，还是回去教书，为国家培植人才。”
他主持私立复旦大学四十年。最后一次对复旦师生的讲话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复旦举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毕业典礼上。那时复旦已改为“国立”，他也早已退职。复旦同学会在上海江湾母校建造了“登辉堂”，以志纪念。那一次毕业典礼即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楼上举行。校长章益请老校长莅会讲话。据那时服务于上海出版界的复旦校友何德鹤在《现实》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一代师表李腾飞》说：“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是在今年七月五日复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同学说了这几句话：你们现在穿的Capandgown，中国名词叫做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了。更应当对国家有所贡献……Capandgown的来源，起于欧洲古代的传教士，是由传教士的服装改变而成的。以前欧洲的大学，起初只是研究神学的地方……一个传教士应当有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的勇气……一个大学毕业生与传教士不同，但是，更加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还需要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何德鹤这篇文章里还记述着：“李先生自奉俭约，不事资产……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辈等打开他的保险箱一看，空无所有！”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十三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可是罗家伦、程天放、黄季陆等人都没有像李老师那样安于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县人）复旦毕业后，由李登辉留任附中教员两年。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时，向李请示告别。李问他：“欲习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为然，鼓励他改习教育，并说将来学成回国，可为母校发展教育系，为国家多培植师资；推进教育事业，实为重要使命云云。章谨遵师命，赴美后专攻教育与心理。一九二七年回国时，李即邀为复旦教育系教师，并加以培养，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务长（一九二七年章曾与南京上海各大学教授孙本文等联合发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当时上海文教界称为《十教授宣言》。《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均有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内迁重庆，两年后改为“国立”。章益由教务长继任校长。李年迈退休，致函说：“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章常趋李寓请示办理接收校产与复课等事宜。有时适有其他宾客在座，李就举当年鼓励他改习教育的往事，笑以语客，还叫他（章）也终身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当抱着牺牲的精神，不求利禄云云。章先后在复旦服务二十多年。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他，照顾他，安排他继续高教工作，近在山东师范学院为专任教授，是民革成员。
临终前犹望祖国统一与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间，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以致各大学师生，生活非常困难。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米价已涨到法币三十万元一担，而大学生每月公费却只有法币五万元。每日菜金合法币七百五十元，只可买两条半油条。当时交大、复旦等学生，忍无可忍，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复旦与交大两校教师即举行罢教，支援学生的斗争。章益等告知李登辉，李表示同情支持，说学生和教员都干得对！当时，李双目已有些模糊，听觉也很差，但仍很关心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上，李突然在华山路寓所中风，经医疗后，卧病三月余。其友好及复旦师生颜惠庆、邵力子、陈望道、张志让和章益等多往探视。他一再询问国事，反对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希望和平。即时笔者（于德）在上海北四川路中联公司主办文书工作，例假日前往探望。他住在一楼一底的旧式房子里，陈设简朴，病榻呻吟之间，还垂询“国家还能统一与和平吗？”七五老人，在衰病中还这样关怀国事，热望祖国的和平统一，令人感动不已。
他的病迭经医疗，延至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突变肺炎，终于与世长辞了。二十一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时，笔者等前往致祭。复旦老校董颜惠庆、王宠惠、钱新之、邵力子等及上海各大学校长都去参加殓典。“立法院长”孙科，“上海市长”吴国桢，“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也纷纷赶到殡仪馆瞻仰遗容，表示“敬悼”。陆续前往吊唁者达五千余人。殓典时颜惠庆讲话。他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一百二十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继由邵力子先生讲话，略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的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