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never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须于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于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因也。

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冢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教务、总务、训导处及图书馆。最后有饭厅二栋。进大门右有青年消费合作社，售零星食物。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株，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萍，青萍下有时蛙声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于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萍，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

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月会亦在此。除常委外，政要、学者、贵宾到校讲演之场所。场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

图书馆旁为各系办公室，教务处、注册组、总务处、训导处均在附近。学校大政方针，同学选课贷金请求俱出于此。再北有小水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不仅吃饭且为演戏之所，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争食而生纠纷也。广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有一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南区在护城沟（无水日沟）与环城马路中间，也是围以土版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各系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均在其中，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版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东南有便门，出便门数十步，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通史、概论一类课程均在此上课。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经济系之会计学、民法概论等大班均在此上课，或供教授学人演讲之所。再进为一运动场，场旁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操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旁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文学院课程多在此。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一九四一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有小型操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一九四○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潘光旦教务长，曾在其南半顶下主持教务。一年级经济概论，亦曾于此讲授。“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一九四一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师范学院在昆明城外，凤翥街之西，昆华师范原址。昆师疏散后，即为师范学院所在，房屋较整齐。教授数位，亦居其中。

工学院在拓东路二馆一仓——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自新校舍穿越昆明城区，步行约一小时可达。南盐拓东路，北临农田，并有大运动场。虽然庭院楼阁、殿宇庑廊，看起来似甚巍峨，但宿舍——盐行仓库——臭虫之多，令人惊叹，每使初到同学，无防臭虫经验者战斗终夜。三年下来（一年级住新校舍），多成捉虫能手。经济史上谈到欧洲中古农奴生活，夜间睡眠，衣服须盖在被上，床上有很多虫类，大概如此。

附带再来看看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联大的教授尽是当代的权威，已如前述，但他们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至于联大同学“吃”的情况呢：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资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块，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芽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一九四○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可谓难能矣！

至每年毕业人数，则可根据档案约略统计，但亦仅其大概而已：

一九三八年度毕业三○五人均为北大、清华、南开同学，联大仅十七人，师范七人。一九三九年一○六人（恐有误）。一九四○年一二三人。一九四一年三六五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四人。一九四三年四九八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三八六人，从军二九一人。一九四五年三八○人。

几篇文献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准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北大、清华、南开各恢复原校，西南联大于七月一日结束。新校舍大厨房后面土丘下，立起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文曰：（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刻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