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一九二九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其间所经历者，所见闻者，诸如新旧之争，内部倾轧，蔡元培之长校与离职，蒋梦麟之长校，五四运动之于北大，等等，有足述者。惟北京大学自清末京师大学堂以来，迄今垂六十余年，人事沧桑，变化甚大，我在北大十六年间，仅为其中一片段，盖无可为系统之概述，因就记忆所及而掇拾之，谨作参考。

我进北大之缘起

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堃（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堃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我们兄弟在日本九个月，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兼士考取了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我则于一九○六年返国。回陕西住了一年，即迁返浙江吴兴闲居。不久，到杭州做事，曾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过课，在幼级师范教过半年书，又在第一中学教过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我弟弟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弟子。其时，兼士也已从日本返国，在嘉兴教书。

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燏时。略谈后，燏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燏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我记得一九二八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听说是练习了几天几夜，上台去还是结结巴巴。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那就可以想见了。

蔡元培长北大之来由

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为时甚暂，即辞职，后去德国深造。大约在一九一六年，蔡到北京，其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大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后辞职回诸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详，但不外也是内部人事之争，赶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内。何辞职后，即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代理校长，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之长北大，盖出于沈步洲之策划。

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呢，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认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国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教书，浮筠和尔和是同乡，极得尔和的信任。

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