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家都要进学校，到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生活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起码得十五六年。大学毕业，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为儿女进学校操心。这个操心的时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家里总不会没有学生，还是得关心学校里头的事情。——且不必说千千万万终身在学校服务的男男女女，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跟学校的关系也就够密切了。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一页一页的历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来创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从一所一所的学校里教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确实担负着对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论起资格来，并不比牛津、剑桥、爱丁堡不列颠三大学逊色。

诚然，古时候的学校，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宗就没有干过一点好事？难道他们留下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遗产？欧几里德给普多勒迈一世讲授的几何学，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教材。当这位威权赫赫的国王问欧几里德有没有办法把假设和求证搞得更容易一些时，欧几里德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几何学是并没有御道的。”而我们的孔子也实行过“有教无类”的方针，他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也似乎不大像一个奴隶主，可见孔夫子办教育也是“并没有御道”的。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这一段“过去”是刚刚成为过去的时光。它隔我们还不很远，也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以前的事情吧。这是现代学校（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用现代方法研究传统文化，同时注意到德育、体育和美育的学校）在中国草创的阶段；也是共产党得天下以前的阶段。除了解放区和地下党主办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学院）外，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学校里还没有成为事实。正因为如此，因为是草创阶段，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过去的学校”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这些文章，看一看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们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今天的教师、今天的学生，以及一切关心学校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的吗？

蔡元培先生逝世时，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张伯苓先生逝世时，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毛和周等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是这样看待创办“过去的学校”的前辈的。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回忆过去，正是为了将来，为了现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张伯苓先生逝世已经三十多年，距周恩来总理逝世也已经六年多了。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责任的。编辑这本《过去的学校》，也就是想来略尽一分责任。区区此意，读者鉴之。

钟叔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