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亦琼到桂林去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她直接在会上订了去广州的票。她随身带着一个挎包，只身南下了。她的包里带着她的个人简历及研究生文凭、硕士学位证书、副教授聘书、省市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省市先进个人证书，另外就是出版的两部个人专著和一部完成了的国家项目材料。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她的前半生奋斗的结果。现在她把它们都带在了身上。
一夜的火车，她到了南大门的广州。这是她联系工作的第一站，她没有熟人朋友在广州。学校接待她的人认真看了她的材料，说，从你的材料看，你是很有成就的，是个做学问的人。
亦琼听这么讲，笑了。她自己一直认为这些年，婚姻的失败，单亲家庭的负担，带孩子的辛苦，身体的疾病，搅得她身心不宁，大大影响了她的学术发展和科研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负担，她会干得更出色的。现在别人一一给她指出她有哪些成就，她也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打死婚官司时，她四处申诉，回到家后，赶快把门关上，静下心来写书稿。后来，男家扬言要破门而入，法院扬言要来强制执行，吓得她东躲西藏，随身带的，是她的上告申诉材料和写书稿的材料。每次背一大包，累得她直喘粗气。
宁子说她，你出来打官司，躲威胁的，还把这些科研带上干嘛？“孔夫子的褡裢——书袋子（书呆子）”。你就自己休息好一点，看看电视，养养精神嘛。刚才还对我哭一场，现在又趴在桌上写了。也真是少见你这样的人。
亦琼笑了，说，这是我立身之本，我把教学科研都丢了，我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呢？可能我就得趴下了，再也起不来了。
就在死婚官司期间，她完成了第二部书稿《文学批评方法》，交给出版社。
有了孩子以后，她常常是身边放一张凳子，把架着的腿支在上面，然后左手撑在腿上，抱着孩子喂奶，右手写文章。肿瘤手术后，她在医院也趴在床头抄写书稿。回到家里，把伤腿架在凳子上，放平稳，坐在桌边写，就这样完成了国家项目的书稿。她也感到那些日子的艰辛，多声喧哗：生孩子、离婚、肿瘤手术，还要写书稿。后来在这部书稿出版的时候，她在扉页上写：“献给嘉陵多声同奏的日子”，以纪念过去的岁月。
在广州，接待亦琼的人，把她的科研教学赞美了一番，她满心以为有希望，但是，人家又嫌她的职称高了，职称的名额是有限的，你来了，构成了对别人的威胁，无疑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你已经到了该评教授的年限了，你的科研成果也够了，在任现职前出了一本专著，在任现职期间又出了一本专著，而且还完成了一项国家项目，也是一本专著。我们很多老人都还没有专著，国家项目就更没有了。你又有专著，又有国家项目，岂不是一来就要评教授吗？
亦琼想争取一下，她说，我不是有野心的人，我不会和老人争的。尽管我已经到了评教授的年限，我可以不申报。当教授是迟早的事，我可以晚两年申报，决不影响老教师的职称。我是说话算话的。
接待的人说，那也不能那么说，不仅是老人问题，年轻人也会有意见的，他们想进小助教，跑腿的事，就可以不干了。你一来就当了教授，打杂的事总不能让你去干吧？不仅对你的职称不合适，对你的年龄也不合适，你比他们年龄大。
亦琼听呆了，她原以为，这些年她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成绩，会对她找工作有利，可是人家说她太有成就了，不能接受她。她表示不马上申报职称，人家又说她年龄大了，不能用来跑腿打杂。她是进也无路，退也无路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她在广州跑了三处学校，都是这个态度，她对到广州死心了。
亦琼改变了一定到正规大学搞专业的思想，她把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位在收入上。哪里收入高，养孩子不困难，她就到哪里去。专业不专业又有什么要紧，专业已经快把她穷死了，还不接受她。那么她死抱住这个穷专业有什么意思呢？她不能等死。嘉儿要上幼儿园，嘉儿要上学，嘉儿每天要喝牛奶。她不喝牛奶可以，嘉儿不喝不行！她决心放弃专业来求职。
亦琼继续到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小城市去联系。她不相信，难道就没人欣赏她的才干，就找不到一所愿意接受她的学校？她不甘心，她要把珠江三角洲的每座城市都跑到，然后再来权衡自己去哪里。
她沿广州——佛山——顺德——江门——中山——惠州——东莞——广州的路线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图，简单的行李包里，除了个人材料外，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省地图、市地图。她没有任何亲友，一路上靠地图带路，找学校招待所住。每次住下，她就摊一床地图，边啃面包，边看地图。津津有味地看上一两小时，选择自己的去向。
她象天女撒花一样，各处散发自己的个人简历，向陌生的南方学校推销自己。她不再谈她的外国文学专业了，她讲上公共写作课、大学语文。拿出她获得的“全国洁霖杯散文大赛二等奖”的获奖证书和“重庆市女性人才演讲比赛二等奖”的获奖证书，最后，才把她的专业捎带介绍给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转变，边行动边决策的作法，感到很有趣，很刺激。
亦琼当过沙坪坝区法院陪审员，她在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先进，千分之二人员奖励升工资一级，评为省市先进个人。截止亦琼到南方求职，几乎是年年都在当先进。平时，她是羞于夸说自己当先进的，现在为了求职，她把这些证书都带上了。以证明她不仅科研好，她的人品也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她没有担保人，她用这个来为自己向接受单位担保。
在佛山，亦琼见到她读研究生时的老同学。老同学直夸她的材料丰富，但给她指出一点，在你的先进材料中，有两份民主党派的先进证书，我们这里，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没处好，领导看了，可能会影响接受你。
她曾经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是在读工农兵学员的时候，由于她和穆向红的矛盾，两个耳光把入党打脱了。第二次是她毕业回工厂，在宣传科当干部，不是党员搞政治工作很不方便，就要发展她了，她考上了研究生。工厂把她的入党材料转到了学校。研究生党支部通知她参加党课学习，她想着她是自学改行考上研究生的，得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就说她忙，自动放弃了。第三次是分回母校以后，她打完了离婚官司，对帮助她的系领导、校领导真是一片感激之情，党对她真好哇！她写了一份申请书。可是党内对她这个人有争议，她的介绍人告诉她了，你可以凭自己的工作业绩争取到各种荣誉，但是要在这里入党很难。武大郎开店！老子是思想入党，党外布尔什维克！她有些不忿。
盟支部知道她入党受阻的事了，殷老师和屈老师跟她一起散步，要她加入民盟。她感到奇怪，说，党都不要我，你们还要？还敢要？
屈老师说，我们怎么不敢要？你又没有违法乱纪。我们的条件只有两条，一是业务好，二是人正派。你到中文系６年了，跟殷老师家的周老师一个教研室，大家还不了解？你合乎这两条，为什么我们不发展？你都不发展，还发展谁？
她说，这几句话我爱听，那就入吧。手续麻不麻烦？要汇报思想就算了，假兮兮的，太痛苦了。
屈老师说，不麻烦，不麻烦，一点不痛苦，你填个表就行了，也不要汇报思想，天天都看见的人，有啥子汇报的。你愿意谈心，随时都可以谈，不想谈就算了，每个人都还得有点个人自由，隐私权嘛。
除了父母姊妹，还有什么比一个党派组织给个人的总体评价更能鼓起人的生命的勇气呢？她加入了民盟。说来她入盟的动机很简单，她想有组织的关心，就象家一样，有个依靠，死了也有人送个花圈。
重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那里的民盟组织非常有活力。中文系的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民盟的人，以致学校惊呼，不得了了，教学骨干都往民盟跑了，党在那里干什么了？入盟使她和过去的同事在盟里又有了一层更为亲近的关系。大家一起说笑，一起出游，一起为修建白宫馆、渣滓洞死难的民盟烈士纪念碑捐资。在白宫馆、渣滓洞牺牲的烈士有一半是民盟盟员呢！她做什么事都是很投入的，对盟组织的事，也一样积极。
盟组织对人的关心，常使她忘了它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把它看作一个温馨的家。她入民盟的第二年，赶上６月学潮。在那样一个氛围中，个人不卷入进去，或者说不发言，似乎是很难的。所幸她有了民盟这个家，殷老师和屈老师挨家挨户去盟员家爬楼梯打招呼。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请保持冷静，慎言。在那个时候，有多少父母在家担心自己儿女在外面的政治安全。她已经算是中年人了，盟组织还把他们这些盟员当做它的儿女来关心，怕他们出事。直到后来亦琼想起这件事还很感激。从她的私心来说，她是老三届知青出身的人，个人的学业和青春已经被文化革命耽误了，再也赔不起以生命为代价的政治动荡。她正怀着孩子，她很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她患股骨肿瘤，去医院手术前一天，带着两岁小女去照相，正当她和女儿靠在一起，坐在石梯坎上歇气时，盟总支和盟支部的老师找来了。他们上她家去没人，就出来在校园找了一大圈。最后在大校门见到她正坐在地上。她很感动盟组织对她的关心和慰问。禁不住对自己说，我有这个家，真好。
如今到南方求职，这里的党派之间有矛盾，她就把重庆市民主党派先进个人，和四川省民盟先进个人的证书取下来了。连说，不要了，不要了，我是来求职的，不是来介入党派是非的。反正她现在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切大事，都不及生存事大。生存第一，别的，以后再说吧。
旅途全是乘长途汽车。当她从江门到中山时，已快天黑了，她顾不上吃饭，买张中山市的地图，马上往市区边沿的山顶爬，山上有新建的孙文学院。天黑了，学校没有对外的招待所。她向一个女学生打听，她很热心地带她找一个管内部招待所的人，找了几栋房子才找到。总算住下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又到学校逛，找到一家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回到屋里，慢慢研究中山地图。第二天一早，去人事处联系，留下简历。上到街里看了一下，直接买了返回广州的汽车票。
从中山返回广州时，已是下午两点钟。刚下车，亦琼就看见去惠州的的长途汽车在发动了，她当即跳上去。她的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是惠州。
还没吃中饭，头脑饿得发昏。汽车经过流花车站上客时，她一眼看见站台上有卖盒饭的，忙把身子探出车窗外，直着喉咙叫，盒饭，快来盒饭！
刚接过，车开了。司机见她狼吞虎咽，直咂舌头。
吃饱了，她拿出广东地图查看，核对沿途经过的地方。那副神态，象是在研究什么作战方案。
中途汽车抛锚，到惠州，天已黑了。亦琼在小贩手里买了一张高价地图，乘私人摩托到市郊师范学校。她不敢住外面的旅馆，嫌贵，怕不安全。她这条命可是丢不起的，嘉儿还在家里等着她哩。
一路上，她心里直打鼓，生怕因天黑，驾驶员把她暗害了。随口胡诌她是回学校的，先生在家。
学校在扩建，没有校门，驶过了学校宿舍她也不知道，只让驾驶员往学校里面开，学校没有围墙，尽头是一座山丘。
驾驶员停下来说，没路了。
她一听，忙跳下车说，就是这里。
她不愿暴露自己不识路，她跟他说的话都是假的。
待摩托开走后，亦琼望着那座静悄悄的，黑乎乎的山丘大笑不止，太逗了，象演间谍戏一样。一路上把她搞得紧张死了，又怕驾驶员害她，又怕出车祸。这些南方的摩托车骑手，车技不是一般的好，速度快得象开疯了一样。吓得她坐在车后，紧紧抓住驾驶员的腰带说，慢点，慢点。
现在总算到了，下车了，悬着的一颗心落下了。她背着行李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
东莞是亦琼求职的最后一站，从惠州经樟木头到东莞，途中被“卖”了两次“猪崽”（中途车不开了，换乘别的车）到东莞已是下午两点钟，太阳晒得她头晕，直想吐。她实在走不动了，不愿再在东莞停留，想马上离开。这么想着，却下意识地买了张东莞地图，鼓起勇气作这最后一站的联系。
每到一座城市，亦琼联系学校后，首先打听附近有没有幼儿园，有没有中小学。然后去逛菜场，打听物价。她很欣赏南方的菜场，功能齐全，吃喝拉撒用的东西及厨房用具全有，特好看。稀奇古怪的水产、蔬菜、水果很多。菜牌上写的字也是怪模怪样的，不认识，又不好问，人家见你戴眼镜，还不识字，岂不笑话？可那些字，她真不认识，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
在菜场，亦琼回到了家庭主妇的角色，逛得兴致勃勃。这是她旅途奔波的最好休息和娱乐。
就要离开山城了，亦琼越来越常梦见哥哥。她对小弟小妹说起这事，谁知他们也说，我也梦见了，我也梦见了！
大年初四，小弟抱着三岁的嘉儿，亦琼和小妹挽着手，两个大男孩和大女孩在前面跑着，张家三姐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回大溪沟了。
大溪沟的变化真大呀，都要认不出来了。柏油马路全部变成了水泥马路，老菜场、罗家院没有了。前些年大溪沟菜场路面下的下水道因沼气堵塞，发生爆炸，把那片房子都震上天了，只剩下劳动局的房子立在崖壁上。如今在那片废墟上，早已修建了功能齐全的现代菜场、花园和银行。四维桥自１９８０年发特大洪水后，逐步把桥脚用垃圾填了，现在没有桥下桥上的区分了，只剩下桥上的横栏，还显出当年这里是一座桥的痕迹。河边干干净净，不再做蔬菜水果码头了，拉板车也绝迹了。惟有沙滩、礁石、碉堡没变，江水仍在静静地流淌。三个孩子在礁石上玩水玩沙，大男孩说，爸爸、姑姑，好羡慕你们哟，你们小时候玩得好安逸、好自在哟，我都１０岁了，还一次都没有下河洗过澡。
小弟说，你们现在游游泳池，打电子游戏机嘛，你们从小喝牛奶，爸爸小时候没喝过，到现在也喝不来嘛。
大女孩说，妈妈、舅舅、姨姨，莫要看你们小时候穷，精神还是很富有嘛，有那么多的红房子的故事，象听神话一样。我的童年就写不出什么象样的作文来嘛。
小弟说，有理有理。
他们浩浩荡荡地回到红房子，４０年的红房子已是一座危房。楼前的墙上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此房已被白蚂蚁蛀空，属拆迁危房”。红房子旁边的那条通观音岩的老路，石梯坎还是照旧那样窄，那样旧。
小弟对三个孩子说，这是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家，你们的大伯大舅，就是在这里把你们的爸爸妈妈领出工人区，走向大学的。十岁的大男孩和大女孩对着红房子鞠躬，嘉儿也学着表哥表姐的样，对着红房子鞠躬。
亦琼禁不住流下眼泪，就象梦中见到的情景那样，哥哥迎面走来了……
亦琼带着嘉儿去宁子家，正好宁子姐姐也从成都回来了。她一点不显老，好象比亦琼还年轻。她没有生孩子，家庭没有拖累，人保养得特别好。她烫着短短的头发，戴着小巧的银边眼镜，穿着灰色的羊毛套裙，外面罩着牙黄色的羊毛大衣，围着花丝巾，把白净的皮肤衬得更加白晰。她在省计委当处长了，常到重庆来检查工作。这是让宁子妈妈最感欣慰的，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党员，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女儿当处长，小女儿当局长。总算总算在政治上翻身了，扬眉吐气了，人的尊严找回来了，只可惜老蓝没有等到这一天。她每每想起可怜的老伴，就觉得她对他太不宽容了。
张家儿女和蓝家女儿正好相反，张家成分好，拼命打了一个文化翻身仗，可是没有一个儿女入党，全挂白牌，还丢掉了老大。这个世间的事真是说不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宁子曾经嫌丈夫是个闷生，不看小说，现在日子过久了，人也就变得实际了。她成天在外忙她局长的应酬，巴不得袁成一天在家不出门才好，可以管孩子呀。袁成只管他的业务，对做官一点兴趣也没有，除了上班，下班就待在家里。自然儿子是他管的多，两父子一起玩电脑，打游戏机。他对宁子在外做官只有一点意见，每次宁子回家就煮清汤萝卜，油都不放，说是外面吃的火锅、大鱼大肉太多了，要回家洗油。袁成叫起来，你回家洗油，我连油星星都没有沾到。这样的清汤萝卜要把我腹部的脂肪全都刮去哟，叫我怎么受得了。宁子笑得不得了，就给丈夫儿子炖一锅排骨汤，偶尔尝一尝，袁成就说，各人留着肚子外面去吃。我们是没开你的伙的哟。慢慢地，宁子觉出了袁成的好处，就在嘴上说说。袁成就说，我是青果嘛，回味甜嘛，你以为找个能说会道的老公好，成天跟你耍嘴皮子，看你烦不烦？我是男人都烦。宁子想想，也是有理。
当真要离开这块生她、养她，工作、学习的地方，这些年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亦琼心来。虽然亦琼要为她两次不幸的婚姻，为她窘困的经济远走他乡，但这所她任教了十年的大学，一草一木都令她难以舍下。多么美丽的校园呀，她禁不住在心里再次发出赞叹，就连三叉路口、樟树林边山坡脚下的“白宫”都是那么富有诗意。那是一座公共厕所，贴着山壁修的，厕所外面洗手池上空是用水泥架的葡萄架，葡萄藤缠在房架上，垂下些枝条，厕所墙壁和葡萄架都是全白色的，掩在青山绿树中，象是一座小巧精致的别墅。万丛绿中一点白，人们称它是“白宫”，它不啻是学校的一道景观。
还有那三叉路口另一侧小山上的图书馆，香港邵逸夫出钱建的新馆和老馆连成一个庞大的楼群，外墙都贴上了白色的瓷砖，远远看去，是那样高贵雅致。图书馆楼前的花园，是一个典型的园林造景，自然的花草和现代的建筑，显出园林空间的流变美。庭园中到处塑着现代雕塑，一个不锈钢的圆筒上面开了一个圆洞，圆筒尖象削尖了的竹子尖一样立在那里；长方形的喷水池里，是两个半圆球体沉在水里，球面露出在水面，旁边竖着的金属杆上支撑着辟开的金属半球。这样的雕塑你尽管去想象它是什么吧，它什么也不是，它是现代想象的结晶。球形、半圆形、圆柱形的雕塑、长方形的水池、菱形的地砖路、半圆形的地灯、圆形的路灯罩，弯曲的小径，和对面展览厅的屋顶造型相映成趣。那屋顶，真是别具一格，全是三角体，象金字塔的山峰一样，纵横排列。
从图书馆宽大的石梯坎下来，右手边是一片小树丛，在路边的石坎上，种了一排棕树，宽大的树叶，象扇子一样张开，互相交错，如一道屏风隔着三叉路口通一教楼方向的景致，形成分隔三叉路口景色的空间边界，有连有隔，隔而不断，在视野上增添了园林的空间层次和纵深感。这样的设计真是匠心独具，它非常适合象母校这样地盘宽的校园布局，它的整个风格是大气，而不是象美术学院那样因地皮太小，整个的园林造景象壶景一样小巧，是袖珍式的风格。
还有电影院门前坝子里的两棵巨型黄桷树，象是两个守卫立在那里，粗大的树根在裸露了四十年后，终于围着树修了一个圆形的花台，更好地保护着大树，树枝象一把巨型绿扇一样篷开，它又成了树下乘凉，下相棋、等候看电影的消闲地，那些婆婆妈妈们，常常抱着婴儿在树下玩耍。四十多年前种下这两棵树的人，真是积了荫德哟。
流连在这样的校园景色中，真是叫亦琼依依不舍呀。可是她又不得不离开它，她的感情交织在爱与恨之中。她始终都在贫困里打转，从红房子的贫困走到大学的贫困，从向往这所大学走到离开这所大学，它跟她的个人经历有那样多的宿命的牵连，它究竟是属于她还是不属于她？亦琼真是回答不了。就把它作为她的前半生的一个小结吧，她要把她的后半生的历史重新书写，步子就从这里迈出去。
山水情浓，老单位的人情更浓。这十年，老单位给她帮助的人太多了，老单位给她的支持太大了。象她打死婚官司，是老单位下大力帮了她；象她肿瘤手术，是系里冒着寒风，开着车到一百里外的医院来给她签字。这也是她虽然个人生活一再受挫，都没有离开老单位的原因。舍不得那份情呀。
小弟说，你欠老单位的情太多了，我都替你不好意思了。你走了，还是得表示一下你的谢意。
亦琼也老是惦记在心，可是她该怎么感谢呢？这么大个学校，那么多的人，都给予她帮助。要送礼，就是把她煮来吃了，也不够还人情呀。
小弟帮助她收拾东西，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点歌，为学校点歌。接连点三天。今天听不到，明天能听到，明天听不到，后天总能听到。
亦琼连说，不错，这个主意不错！
两姐弟兴致勃勃来选歌，哼了这首，哼那首，在纸上写来划去，最后选了三首：《祝福》、《爱的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亦琼去街里人民会堂旁的调频电台点歌。学校的人每天中午、晚上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并且街上的喇叭每天也播出。电台只有生日点歌，从来没有听说为单位点歌的。不给她办。亦琼讲了她要离开北碚了，甚至离开重庆了，她要感谢学校对她的情意。再说电台点歌节目也要活套一些嘛，哪儿都是生日才点歌祝福的呢？电台小姐被说服了，去找他们的领导，毕竟他们没有办过这样的点歌业务呀。领导同意了，还触发了今后要把点歌办得更加灵活的想法。
亦琼交了三首歌的钱，写下祝词：“张亦琼衷心感谢学校所有关心帮助她的领导、老师和朋友，特点歌祝大家新学期好。”定在２月中旬开学的头三天播出。
点罢歌，亦琼背上行装，加入了南下教师的队伍。去年冬，她到珠江三角洲联系工作，陆续收到几个学校的商调函。她权衡了一下各个城市的条件和收入的高低，最终决定去东莞。
这是一所新办大学，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专科学校。亦琼已不在乎那些外表的牌子，她要的是工资高，住房好。调令东莞市里还没有批下来，学校急需上课的老师，要她先以借调的形式去上课，等调令下来后，再回重庆搬家。
母校的人事处长说了，只要你一天没有办理调令，你一天就是我们的人，房子你父母和孩子尽管住。随时欢迎你回来不走了。这样仗义的话，真是让亦琼感动嘘唏。
母亲也说了，你就放心走吧，“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树挪死，人挪活”。嘉儿有我和你爸照顾，等你在那边安排妥了，我就跟你一起去广东。写写划划我帮不到你，帮你看家带娃儿还行。家乡不家乡又有好大一回事，又没走出国，这把老骨头到哪里也是一个“烧”。我喜欢花园，我死了给我栽棵树，把骨灰撒到花园里沤肥，盒盒都不要。就只有这么个心愿。母亲说这话，让亦琼哽咽。她决没想到四年后真的应了母亲的话，母亲把她的外孙女带到７岁就倒下了，那把老骨头在广州火化。
妹夫赞助一千元，要亦琼乘飞机去广州。不要带行李，到了南方再买。人家出门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都空着手，到了目的地再买。你一个教授背一个被卷去乘飞机，也太不潇洒了。
亦琼没听妹夫的劝，她要养孩子，潇洒不起来。家里有被子，又去外面花钱买，总是一种浪费。她终于没能达到乘机的气派，随机带上了被卷、凉席和一捆书。怕行李超载，所有行李都只用塑料薄膜包扎，起个防水的作用。里面捆的什么，看得一清二楚，手里提不了，她连旅行提包都没带一个。
她在换登机牌时办了行李的托运手续，然后斜肩背着凉席登机，凉席超出头部一大截，就象背门火箭筒。夹在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旅客中，亦琼的行头显然有些扫同机者的面子，走在她周围的旅客都不言语。
终于一个女士说话了，我还以为我的行李就够长了，想不到还有更长的，居然是凉席！
亦琼听了，稳稳地笑着回答，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
刚过春节，流花车站的南下民工黑压压的一片。亦琼带着笨重的行李，挤在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民工里，她感到自己都要窒息了一样，满脸流汗，被人流包围着。她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动不了身子。她想，这样不行，她会被民工挤死的，踩死的，窒息死的。
她不再去挤车了，好不容易趁着空隙退出来，站在路边看那拥动的人群和所发的车次。
她终于看出点道道了。当一辆装满旅客去东莞的长途客车滑行到她跟前时，她把手一扬，大叫，我没有买票，把我拉上去吧。
客车猛地停了，售票员朝她叫，要补两张票，上不上？
亦琼连说，上，上。
售票员和车上的人连人带行李把她拖了上去。满满一车去东莞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没有座位，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亦琼爬到驾驶台，坐在车头行李包上，象是漂泊的吉普赛人，任大篷车把她拉向远方。
客车一到东莞汽车站，一大群私摩托就围上来拉客。没有到学校的直达公车，亦琼只有坐私摩托。车主要收她的高价，说她有行李，不好托。反正摩托多，她也到目的地了，不急。
她说，马上要开学了，我要去报到上课，行李都是上课的书，收我高价合适吗？
车主见她这么说，就说，算了，优待老师，不收高价了。
亦琼在车上和车主聊，知他是梅县人，山区穷，就到珠江三角洲来搞摩托运输，晚上住在旅店。一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第一天到东莞，亦琼一路上的情绪都还好。那天她一报了到，心里就难过了，情绪一落千丈，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爬上了心头。她就这样永远被“抛”到这块土地上来了，失去了内地乡土的根，内地的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她感到惆怅，她来这里干什么？为了挣钱养家，为了一个鼓舞人心，给人希望的发展前景。她将得到什么？最现实的是多一些工资，而失去的呢？她难以比较。
食堂还没有开伙，她向一个过路的教师打听，哪里有小食店，他告诉她去堑头路。傍晚时分，亦琼提着饭盒来到堑头工业区。
堑头路和学校一墙之隔，这是条中小型合资企业十分密集的街。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针织厂、毛织厂、制衣厂、印花厂、玩具厂等，满街是从内地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四川、湖南、广西的居多，还有河南信阳的。
看着压断街的打工妹，亦琼油然升起一种历史的悲壮，想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内地十多岁的小姑娘，稚气还未脱净，乡土味仍很浓重，她们为求生存发展来到沿海，在不知不觉的辛勤打工中，以自己的血和汗书写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她们与沿海人一道，加快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和现代化步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眼界和生活水平。每年，这些打工妹、打工仔要向内地寄回好几十个亿，穷困的乡村也就这样被带动了。
亦琼与路边饭桌上吃花生、喝啤酒的打工妹和打工仔攀谈起来，他们以为她是记者。亦琼提起手里的饭盒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只是职业不同而已。她问他们想家吗，他们说，习惯了，不想。只是快到春节时，受探亲气氛的影响，才想起要赶回家去过年。
看他们那样年轻朝气，不知劳累，也不生病吃药，亦琼受了感动。她想起２４年前下乡插队的自己。那时候，她跟他们一样年轻，一无所有，没有坛坛罐罐怕打破，硬是用自己的血和汗写下了他们那代知青的历史。如今她走进南下的队伍，理应把自己的年龄减去十岁、二十岁，退回到当年知青打烂仗的时候，一切从零开始，就不会多虑自己的得与失了。当年插队，没有盼头，前途是凶是吉不可预测。而今南下，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土地突飞猛进地变化，前景看好。
站在堑头路，她禁不住很气概地对自己说，我是打工姐。
亦琼上两门课，金融写作和大学语文。这完全脱离了她的专业，但她已经对专业无所谓了。只要工资好就行。当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亦琼觉得自己简直变成财主了，一千元，一千元呀，这是她在老单位工资的５倍！这钱真好哇，真象新民谣唱的那样，“爹亲娘亲不如‘老人家’亲”。自然，这个“老人家”是指一百元面值的钞票了。
亦琼开始置办必要的厨房用具，购买煤气罐等。暑假回去搬家，把母亲和女儿接来，就得自炊了。
这座小城，过去是个农业县，农民洗脚上田，靠卖地皮，集资修路，引进外资办厂和内地打工者的密集型劳动致富。但文化教育跟不上。学校没有附属幼儿园和中小学。一切都得自己去外面联系。
同事告诉亦琼，我们的孩子就近在大队办的幼儿园入托。是承包给私人的。习惯不太好，小孩都得自己带零食去幼儿园。
亦琼听了奇怪，上幼儿园哪有自己带零食的道理。没带的怎么办？小孩都嘴馋，别人有得吃的，自己没有，怎么好过？
同事说，是呀，所以要给他多带些，放好，不要被别的小朋友偷了。我的小孩的酸奶老被小朋友偷，我只好给他多带一个，偷掉一个，总还能吃到一个。
亦琼说，也说不上是偷，他看着别人吃，当然也想吃了。怪不得小孩，只能说幼儿园没办好。
同事说，收费不少，伙食很差，小孩回来，老说吃的是咸菜。一天也说咸菜，二天还说咸菜。不给他带吃的去，还不是自己的孩子吃亏。
亦琼听着直摇头。她骑单车上街，找到这家幼儿园。房子修得很漂亮，门廊里贴着每日配餐表，象模象样的，表里没写咸菜。院子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铁笼子，里面关着一只脏兮兮的癞皮猴子。笼子外面扔了一地果皮饭菜，把院子也搞脏了。亦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里嘀咕，幼儿园养猴，这不传染病吗？
她继续往里走，看见院子一角，一个小孩趴在地上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过路的老师从小孩的身上跨过去，没有把他唤醒。
这成什么话？这象什么幼儿园？亦琼看也不看了，联系也不联系了，掉头就出来了。无论如何，她不能让嘉儿进这家幼儿园。
那么，又进哪儿的呢？别的幼儿园就很远了，质量也是不能和她在老单位的幼儿园相比的。骑单车送，最近的也要骑半小时。满街的摩托，开得十分野蛮，就象鬼子进村了一样撒野。经常见路上横躺着撞坏的摩托和单车。亦琼一人骑单车上街都是提心吊胆，以后孩子来了，每天带着她骑单车上幼儿园，没准会出事的。她的心里不免沉重。
亦琼随邻居到她的小孩就读的小学去看看。邻居说这所小学比较好，她的女儿还是找了关系才读上的。小学的院子中央，是一个小卖部，课间休息和放学后，学生就到小卖部买零食。当地人每天给上学的孩子１０元钱买零食吃。亦琼感到很意外，怎么生意做到学校来了？这还怎么教学呢？又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呢？
等着邻居的小女孩放学了，推着单车一起往外走。小学离家很远，中午小女孩回不了家，就在学校搭伙，午睡睡在课桌上。只听小女孩叽叽呱呱讲今天上午班上有一个女生和两个男生被脱了衣服罚站的事，老师让其他同学都上前去羞他们。
亦琼听了，心里震惊得不得了，这不是搞孩子的体罚吗？这是犯罪的！她愤愤不平。
邻居已经经过了最初愤怒的阶段，对这里的作法早就习以为常了。她对亦琼说，这里的文化教育就这样，新建城市嘛。这里不象内地，不喜欢提意见，谁提意见，谁遭报复，干脆不说了，忍着点吧。我带孩子来报到时，老师问，是坐新桌椅还是坐旧桌椅。坐新桌椅就要多交１５０元钱，坐旧桌椅就不用交桌椅费。我一听就有气。这不是巧列名目多收费吗？我就说坐旧桌椅。老师又说，全班都是坐新桌椅，就她一人坐旧桌椅，也不美观吧。我就问孩子敢不敢坐旧桌椅，不怕别人笑。孩子说敢，有什么不敢的？她爸爸坚决不准她坐旧桌椅，交钱就交钱吧，你让孩子一个人在全班坐旧桌椅，不是损伤她的自尊心吗？这样才交了新桌椅的钱。有什么法，我只能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刻苦学习，不要犯错误，不要受惩罚。不要去跟当地小孩攀比吃零食。
亦琼说，你的小孩没有罚站，可是看见同学罚站，这对她的身心健康的成长也是不利的呀！
邻居叹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调到小城来的内地人，把孩子放在老家读书。你的女儿还没有来，家里有老人，其实你可以把孩子也放在老家，就不让她过来入托读书了。每月多寄一些钱回去。在这里，钱是不成问题了。孩子不在身边，你还可以到外面去兼职，多挣一些。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亦琼摇摇头，说，不，女儿无论如何我是要带到身边的。她本就没有父爱，我再把她放到老家不接来，岂不是让她母爱也得不到吗？不知会养出个什么心灵变态的怪物来。
她想起连英对人的冷漠，不尊老，不爱小，只顾自己，生怕吃亏，不是病态的孤儿意识又是什么呢？不，她决不能把嘉儿长期放在老家，只是按月邮钱回去。她不干那样的傻事，挣钱养了女儿，到头来她还和母亲感情疏远。孩子不能没有母亲的爱抚和教育，给她一份健全的心智和正常的情感，是她学习做人的第一步。活着的第一要义是做人，其次才是发财、学问什么的。
她只求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不指望发财，但母女俩必须生活在一起，分开怎能活下去？！
亦琼和邻居分手了，她还要去邮局。她骑着单车慢慢在人流中穿行，心里想着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事。不提防，后面开上来一辆摩托，贴着她身子，“嗖”的一声擦过，她单车篮子里的挎包被抢走了。
亦琼醒悟过来，大叫“他抢我的包，拦住他！”没有谁理会，摩托一溜烟开得没影了。
亦琼心里吓得咚咚跳，心慌慌的，她的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老单位的工作证，通讯处，稿费取款单，钥匙，再就是几百元钱——她准备买煤气灶的——全在挎包里，这一下全没了。
她很丧气，只得回头往家赶。突然想起，不对，挎包里有取款单和身份证，坏人岂不可以拿去取吗？她又掉过头去，匆匆到邮局去挂失。
她急急忙忙赶回学校，换房门的锁头。她怕抢包的坏人，万一凭着包里的通讯处和钥匙半夜来开她的房门怎么办？
晚上睡觉，她在门后抵上一根大铁棍，除非外面用斧子把门劈破，否则是不能进门的。但是真的劈破了，邻居也早就听见响声了。她已给邻居打招呼，一听见她这里有响动，就起来增援她。
邻居要她放心，不会那么猖狂的。但亦琼心想，怎么不会那么猖狂呢，大白天，在闹市区，活活地把她的包给抢了。这不是活抢人吗？又怎知不会上门盗窃，杀人放火呢？
那一个星期，亦琼没敢跨出校门一步。她相信“祸不单行”，生怕上街又出个什么事。她干脆不出门了，她要避祸。她在宿舍写稿。反正家还没有搬来，她吃食堂很简单，除了上课，她就在屋里写稿。
亦琼教一个成人班和一个专科班。成人班听普通话很吃力，他们都是说粤语、听粤语广播，看粤语电视长大的。专科班不会记笔记。上课必须有大量的板书，以帮助他们接受教学内容。亦琼在原来的学校板书不多。现在是每上一次课，没有不写四五板黑板的。每天都有课，每天都吊着手在黑板上写得飞快。下课回到宿舍，又写自己的稿子。写字的右手始终没有得到休息。
她把右手写肿了，手肘发炎。她去校医室看，要她休息右手，少写字。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有课。每天都得写几大黑板，擦了写，写了擦。校医室没有打封闭的针药，要她去市里的医院看。
为这一针封闭，亦琼在医院候了半天。打针的药费吓她一跳，收她５０元。她记得在原单位打封闭就一元，她带保姆打过。这里工资高，可也没有高出几十倍呀。这样的药费不是太离谱了吗？
她回来对邻居说到这事。邻居说，到这里来不能生病，生个大点的毛病，一是看病不方便，二是把你的工资全塞进去也填不满。一个胆结石开刀就是１万元，你生得起病？孩子能生病？
亦琼听了，这才彻底明白了，市场经济是年轻人的舞台，沿海是那些没孩子不生病的年轻人的天下，对她这样单身带孩子的中年移民是不合适的。在沿海，你没遇到事的时候，拿着高工资，觉得一切都很顺心。可是一旦遇到事，你就感到困难重重，难以克服。就那点工资，连生一次病都不够。你不生病，就不知道医院的事；你没孩子上幼儿园，就不知道幼儿园的事；你没儿女读书，就不知道中小学的事。没事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一遇上事的时候，什么都是事。而这些事，是你联系工作，迁居南方的时候考虑不到，估计不足的。你非得在这里住下来，才能了解到个中的甘苦。
亦琼陷入了矛盾之中。在内地，她一人工资养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身心受着钱的压迫。她背水一战，打出南下的牌，要给嘉儿的成长，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生活环境。这个选择，意味着把她前半生的追求都抹去了。她放弃专业，放弃名誉地位，放弃和谐的人际关系，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来打天下。要与自己过去的历史告别，而前景还是一个未知数，她曾经哭过，但她没有别的退路，南下，闯得好，可以“死”而后生。如今她卸下了经济的重负，又被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读书的事，抢包的事，医疗的事，搞得没情绪极了。她的心沉甸甸的，她不知道来沿海地区，在挣了钱的同时，是否把嘉儿的教育给耽误了。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城市，连点安全都没有，她和孩子孤儿寡母的，能不出事吗，孩子能学好吗？她象是《神曲》中在地狱里经受考验的灵魂一样，受着地火的煎熬。
亦琼接到周老师的来信，他说他们都听到她在电台点的歌了，系里的老师都在说，听到亦琼点的歌了，很感动，情义无价呀！周老师也祝她在异乡平安，过得好。如果不满意，老单位随时欢迎她回去。
亦琼问自己，我在异乡过得好吗？走出来了，我还要回去吗？她已经四十一岁了，还在南方受着求生存的煎熬。难道南下的选择是一个错误而失败的决断吗？她在屋里苦思苦想，她不相信在这里就没有她发展的舞台，日子就无法改变。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还就这片土地发展变化最快，它必将以丰厚的回报给予那些南下闯荡的文化移民。
站在阳台上，亦琼看着繁忙而又零乱的东莞象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她的万千思绪都明朗起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对着前方冒着红光的东莞城，再次从心里喊出：我是打工姐！
为了嘉儿有个好的受教育环境，亦琼最终离开东莞到了广州的大学，她把母亲和孩子都接来了。她已经做了教授，当硕士导师，带研究生。但她心中还有一个读书的心愿，想考博士。别人都说当教授已经到头了，还考什么博士，一点实际利益都没有。她不为任何实际好处，只是想了愿。她就要４５岁了，再不报考就超龄了。她鼓着劲要最后一搏，成天忙着复习外语、打电脑。
母亲把家务都包了，帮助亦琼照顾嘉儿。家务做完了，孩子上幼儿园了，她就自己一人到学校周围去转悠了，去建筑工地看修房子，去问那里打工的四川老乡，地基都是用什么东西打的。回到家就给亦琼说，学校旁边有铁路，还有一个杀猪场什么的，每次都听得亦琼很惊奇，我怎么不知道有铁路、杀猪场的？母亲就说，你是“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我是“老太婆近处走，知道身边事”。星期天了，母亲就带着嘉儿到处走了，春天去捡木棉花，夏天去采茉莉花，秋天采把野菊花，冬天买束玫瑰花，两婆孙手上拿起，头上戴起，哼着《花心》“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喜气洋洋回家来。还总忘不了到菜场去逗一圈，买回嘉儿选的菜。
这下子亦琼不担心母亲到广州来语言不通，住不习惯了。尽管她没有任何嗜好，又不会看书看报，但她会自己排遣自己。
母亲已经７１岁了，天天看着电视里讲外国华侨落叶归根，回祖国探亲，她竟有了思乡的情绪。人家住在外国都要回国来看看，我身在国内，４０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出生的家乡，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呀。再不回去，以后就走不动了。可是她怎么也不好对亦琼说这事，她现在又在关键时刻，要考博士。
亦琼正坐在电脑桌前打电脑，母亲拿了一块广州米花糖到跟前，说，尝尝吧，也休息一下眼睛。亦琼按了保存键，离开电脑桌，吃了一块米花糖，边吃边说，还是我们老家的江津米花糖好，以后有人从重庆来，让他们带点。
母亲一下接过话头，那我回去带好了。
亦琼很惊奇，你回去带？你想回老家？
母亲说，我想回乡下的老家看看，一两个月就回来。我怕以后走不动了。
亦琼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今天我不提带米花糖你还不说哟？
母亲说，我开不起口呀，你这么忙，又要教书，又要挣稿费，还想读书，嘉儿谁管嘛？
亦琼说，怎么着也有办法，嘉儿也有６岁了，我带着她也是能够对付的。
母亲是难得开口提她的心愿的，既然她想回老家，就一定得满足她的愿望。亦琼当天给重庆的小妹打电话，妈妈想回潼南乡下的老家，你们看怎么接送妈妈。几十年都没回去过，还不识字、识路，回老家要坐长途汽车，还要走旱路，得有人送才行。
小妹说，哟，老太婆还这么有心呀，那就我们送嘛。回来再说，再跟小弟商量怎么走嘛。
母亲在旁边听着两个女儿的对话，点着头笑。她对亦琼说，妈妈是不是有点心血来潮，发神经？给你们添麻烦。
亦琼说，发什么神经，想回老家是好事，有的人，你要他回去，他还不回去呢。妈妈一辈子都重情呀。
那天天已晚了，第二天一早亦琼就到南航售票处买了第三天的票。第三天，她把嘉儿送了幼儿园后，就送母亲到白云机场了。在候机大厅找到一个同机的四川打工妹，托她带母亲一起进出航空港。
在重庆江北机场，妹夫开着小车和小妹一起到机场接母亲。母亲和同行的打工妹下了机，看到女婿开车来了。就说，硬是沾你的光哟，还有专车坐。是不是把这个同路的妹儿也送到沙坪坝，她要到汽车站赶车到武胜。进出飞机场都是她在招呼我。
妹夫说，可以可以，互相帮助嘛。
母亲满心欢喜地对打工妹说，妹儿，上车吧，这是我的女婿，他在当律师呢。
因黄桷坪受重庆发电厂的污染大，父母的家在前两年由小妹张罗，搬到沙坪坝来了。小弟从黄桷坪赶来沙坪坝商量母亲回乡的事，最后定下妹夫开车，和小弟一起送母亲还乡。
母亲看着一家儿女商量，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这个日子真是越过越新鲜，越过越有劲哟。老了跟大女去南方赶海，飞机来飞机去，回乡下还有小包车送，硬是开洋荤，沾儿女的光哟。她说，小汪，你真是体贴老年人，晓得我不识字还不识路哟，还用包车送我哟。我该怎么谢你呢？
妹夫乐呵呵地说，妈妈说话就见外了，都说女婿当半个儿嘛，谢啥子谢？
小妹一下接过话，哪里才当半个儿哟，就象那煮熟的汤元饺子，你是实打实的一个馄的（整个的）儿。
妹夫笑得嘿嘿嘿的，要得，要得，我是汤元饺子馄的儿！
小弟连说，妙妙妙，馄的，馄的，二姐的语言实在是太生动了。
母亲笑得哈哈哈的，都是有孝心的儿女哟。
张家儿女都没想到，母亲这次还乡带有“收脚迹”的味道，她的话在一年以后应验了，她真的走不动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母亲回老家才４０天，亦琼突然接到小妹的电话，母亲明天的飞机到广州，你去机场接机吧。
亦琼大大的惊奇，啊，母亲就从乡下回来了，不是说要她多玩两个月嘛。
小妹说，她待不住，回乡下去看了，住了２０来天，就急着回重庆了。回来在重庆也待不住，要回广州，小弟说，妈妈，你是啷个（怎么）搞的哟，这是你的家，你都待不住？她说姐姐在广州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娃儿，还要考博士，她要回去帮你的忙。她耐着性子住了两个星期，不习惯，还生起病来了，你说怪不怪，在自己家里还住不惯，还要生病，好笑话哟。我晓得她心头惦到嘉儿的，赶快给她买了机票。
母亲回到广州后，说起她回老家，乡下的人看见小包车开来了，还当她是华侨回来了，都来看稀奇。农村大变了，就是卫生习惯不好，好好的修一栋房子，不修厕所和洗澡房，还是在房子边边的猪圈里面拉屎尿，我说他们，那么宽的房子，无论如何也应该拿一间来做厕所和洗澡房嘛。我是住不惯。
当年被老大得罪的舅舅已经退休回乡了，他见母亲回来了，高兴万分。母亲送给乡下的舅舅舅妈和娘娘每人一套衣服。几个异母弟妹和母亲一起去给父母上坟，遇上连天大雨，乡下泥路难走，母亲行走不了。两个舅舅要背母亲上坟山，母亲不肯，都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两个舅舅不由分说，硬是把母亲背上了山。母亲对亦琼说起两个舅舅背她去上坟的事还感动不已，一定要亦琼再买些礼品给乡下的舅舅寄去。
１９９７年１月，亦琼读在职博士已有一学期了，嘉儿上小学也有一学期了。亦琼征求母亲的意见，妈，我成天忙，你也跟着我忙，就要放寒假了，你看是不是我去办一个边境证，带你和嘉儿到深圳去玩玩，你到广州三年了，还没去过深圳呢。
母亲说，你不要为我操心，我有什么忙的，还不是“叫化子走夜路，假忙假忙的”。你忙的才是正事。深圳没有什么看头，要去，等二天（以后）香港回归了，到香港去看看还值得。看看那个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个发达。英国人占了一百年，收回来象个啥样子？
亦琼说，哟，妈妈的境界还高嘛，还要到香港去看看。要得，等香港回归了，就是办个旅游签证，我也要带你去看。
母亲说，不是我境界高，电视天天在演香港百年回归，就还有半年时间了，大家都在盼嘛。电视演那些故事片，我一点看不起劲。
母亲常看《焦点访谈》、《环球４５分钟》、《人与自然》的电视。她喜欢看真实的报道和她没见过的事物、没去过的地方。特别对科学进步的东西，她常常提出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天，她突然问亦琼，天上究竟有几个太阳？
亦琼说，只有一个，你还不知道？
母亲说，我很疑惑，都说只有一个，怎么照了中国又照美国，走得那么快？
亦琼说，不是太阳在走，是我们地球在围绕太阳旋转，又在自转。
母亲说，太阳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动都没动，怎么是我们围着太阳转？
亦琼给她解释地球是个圆球，这是几百年前环球航行就证明了的，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行星围绕恒星转。
母亲说，太阳那么大，怎么我用一把扇子就能把太阳挡住呢？
亦琼笑了，说，你挡住的是自己的眼睛和照在你头上的光线。太阳离我们太远太远，任何人都挡不住。
母亲也笑了，说，这些书上都写得有吧？
亦琼说是。
母亲叹口气说，我都是吃睁眼瞎的亏，不然也不会提这些傻问题了。
亦琼说，不傻，妈妈七十多岁了还有好奇心，精神还很年轻。
母亲受到夸奖，话也多起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人还没老，就显得很迟钝的样子。
亦琼说，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妈妈爱动脑筋嘛。
过春节，母亲一直精神不爽，大年初三就亦琼带着嘉儿到天河体育中心玩具城玩。嘉儿听着音乐，独自一人在大舞台上跳舞。随着音乐即兴发挥，竟引来了几十个游人在台下看。亦琼拿着嘉儿脱下的毛衣，坐在水池边沿看，她的头上已经出现了白发，她的身心都很劳累，但心里很平静。生活刚刚走上了正轨，嘉儿也上小学了，一切都在开始好起来。再往后，等她把博士读完了，她就可以完全放松自己，把家里的生活搞好一些，让母亲也享享福。这些年，母亲跟着她颠簸，象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样紧紧护随着嘉儿。没有母亲的支持，她是得累散架的。
嘉儿足足跳了两个小时的舞，才尽兴地跟妈妈一起回家。嘉儿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亦琼专门绑了一块板在上面，嘉儿坐着不勒屁股。亦琼推着车，对嘉儿说，这个春节你的愿望都满足了，花市看了，动物园去了，船也划了，玩具城也玩了，餐厅也吃了，那我们的春节就算过完了，明天开始妈妈就要工作了，欠了那么多的文章没有打，没有稿费哪来的钱吃呀，玩呀，对不对？我打电脑，你写日记，以后你也就可以打电脑发表文章了。
嘉儿接过话说，我也挣真正的稿费，给婆婆和妈妈用。
亦琼说，好，你现在写日记是妈妈付稿费给你，以后就自己挣稿费吧。
自嘉儿学了拼音后，亦琼就坚持要嘉儿写日记，写不起的字，就用拼音代替。为了调动嘉儿的积极性，她实行发稿费，要妈妈提示的日记，一篇给５毛，不提示的，给８毛，写得好的，给１元。取消雪糕钱，要吃雪糕，就自己写日记挣稿费。嘉儿馋，想吃雪糕，不得不写日记了。
回到家，嘉儿进门就叫婆婆，我在体育中心跳舞了。
母亲睡在床上，对嘉儿招招手，又对亦琼说，我觉得很不好，右手拿不起筷子了。
亦琼说，今天晚了，明天到医院去看病。
母亲说，都在过春节，医院也休息，还是过完春节去吧。
亦琼说，那不行，医院总有值班的医生，明天就去。
这天是２月１０日，大年初四，一早，亦琼带母亲去看急诊，医生判断是中风，要住院留观。母亲就这样住进了医院，这是她第一次住院，也是她唯一的一次住院。起初以为是中风，亦琼给重庆的小妹打电话还有些乐观。她白天带着嘉儿到医院去照顾母亲，让嘉儿在那里做作业，晚上回家就和小妹通报情况。经做加强ＣＴ的检查，查实母亲患的是脑癌，已经是晚期了。可事前一点症兆都没有哇，这怎么也不能叫人接受。医生说，不做手术，最多活一个月。要做也有风险，年纪太大了，已有７２岁了。
来得太突然了，亦琼没有思想准备，她也签不了字，急着给重庆的小弟打电话。刚放下电话，文琦的电话也来了，怎么老给你打电话都没人接，刚才又是占线？
文琦是在亦琼到广州一年后由北京搬家来广州的，没想到两个好朋友十年后在广州相聚，那个高兴就不用提了，两家也就象亲戚一样走动。年前，文琦的母亲病重，她回武汉了，刚办完丧事回到广州，就给亦琼打电话。
亦琼听着文琦的询问，颤着声音说，看来我妈要步你妈的后尘了。
瞎说，怎么步我妈的后尘？
亦琼把妈妈住院的事讲了。
文琦说，你通知弟妹了吗？
通知了，小弟说他马上赶来，还不知道买不买得到飞机票。
嘉儿呢？你要跑医院，又要管孩子，怎么顾得过来。
嘉儿我上午把她锁在屋里玩，下午就带她到医院做作业，晚上再跟我回家。
那不行，锁在家里对孩子心理不好，带到医院对孩子健康不好，医院都是让小孩去的地方？我马上到你那里去，把嘉儿接到我家来。
你也是刚刚下火车呀。
没关系，朋友是干什么的？朋友就是我回武汉的时候，你过江来帮我上课，现在我来接你的孩子呀！
一小时后，文琦从江南的中山大学乘车过江来，到医院看了母亲，把嘉儿接走了。
小弟放下电话，立即赶去沙坪坝小妹家带钱，没有告诉父亲母亲病了。他赶到江北机场，正是春运期间，根本买不了当天机票。小弟找到机场值班的负责人，说是母亲病危，希望给优先买张票。可是凭什么说你老母病危，又没有电报。哎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打电报，不就一个直拨电话就解决了吗？不行不行，谁都可以找这个借口。小弟急了，突然想起小妹给他的母亲的户口页和照相底片。他拿出来给机场负责人看。看吧看吧，我一人出门干嘛带上我妈的户口和底片，这不是明摆着的要去广州办理我妈的后事。说那“后事”，他噎了一下，妈还活着呢。负责人相信了，给小弟搞了一张乘务员坐的头等舱票。
小弟当晚１１点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睡了，小弟坐在病房外发呆，不敢进病房见母亲。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第二天一早，他提着母亲的ＣＴ片跑广州各大医院看专家门诊，问病。都说是只有手术才有活路。下午两点多钟，他提着片子垂头丧气回到医院，那神情，就跟他当年到宜宾去找哥哥，垂头丧气回来一样，他一见到亦琼就摇头，没希望了。亦琼心直往下沉。
从头天开始，亦琼就不断地在母亲耳边说，小弟要到广州出差，要来看你。母亲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摇手，不要来，影响他的工作。但亦琼还是说，他是顺路来看你的。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亦琼怕她突然见到小弟，情绪激动发生意外。
亦琼先进病房，对母亲说，妈妈，小弟来了。母亲坐在床上，伸着手，小弟拉着母亲的手，说不出话，哭起来了，母亲也瘪着嘴，蠕动了半天嘴唇，才哭出声来。两姐弟和母亲都在那里哭。母亲嘴上说不出，但她心里明白她这次的病得大了。
下午小弟和医生谈话，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就让我们和母亲一起来最后一搏吧。小妹带着父亲，在手术前一天晚上乘机赶来了，谁知是不是生离死别，总得在生前见上一面。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张家三姐弟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的座椅上。毫无办法，只能傻傻地等候医生的宣判。什么经都念上了，“佛菩萨，阿弥托佛”，“主保佑”……母亲被顺利地推回监护室。三姐弟一阵狂喜，大慈大悲的主哇，佛菩萨呀，你让我们的妈妈得救了！小弟这才敢去相馆取回给母亲放大的照片，他怕手术前取了，真的早早应了给母亲做遗相的事。
术后要加强营养，汤要龟汤、水鱼汤最好，鸡要江西鸡最嫩。都给母亲买来煲上了。可是术后不到２０天，母亲的头就肿起来了。照ＣＴ，是脑癌扩散了。增大放疗的剂量，也不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头部的创口处仍在继续肿大。
小妹已在母亲手术后回重庆上班了，亦琼和小弟轮番跑医院，换着照顾白天和晚上。嘉儿也管不上了，上学放学自己管自己。父亲每天去医院看老伴，给母亲活动手脚。没搞几天，败下阵来，腰痛，成天躺在家里。亦琼除了坚持上博士生的和硕士生的课外，别的事情都停了下来，她感到自己快要转不动了，不请保姆不行，可是在广州请保姆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愿意照顾病人，要价还高。亦琼只有给小妹打电话，要她回潼南老家去找一个母亲的亲戚到广州，按打工付给工钱，但人起码要比市场上找的可靠。又是妹夫开车送小妹下乡，小妹在乡下住了两晚，带着保姆赶回重庆，给保姆买了到广州的卧铺票，这边亦琼到火车站去接站，把保姆带到医院，让保姆负责晚上在医院陪着母亲睡觉，小弟白天在医院，亦琼在家买米卖菜，做饭送饭，多了一个人手，两姐弟才感到轻松一些了。
拿到新房钥匙了，小弟忙着帮亦琼收拾刚分到的１００平米的新房，指挥工人安防盗网、安纱门纱窗、安空调。他买个冲击钻，自己钻天花板安吊灯，安吊扇，钻墙壁安窗帘架，安毛巾架，挂衣钩，镜子，自己锯装饰条，做屏风隔断的玻璃框架。骑车跑家具城买沙发、餐桌、床，他要趁他回重庆上课前，帮亦琼把新房搞好，他要了母亲的心愿，接她回家住新房。时间太紧太紧了，姐姐就管医院那边吧，我搞房子，不要管我在哪里吃饭，饿不着，吃个盒饭就行了。
母亲吃东西已张不了嘴，得一点一点往里塞。稀的喝不进，就塞干的。天津产的手工三鲜速冻水饺成了她的主食。一餐饭要喂两小时，一点一点往嘴里塞。亦琼每天站６小时，往母亲嘴里塞水饺、肉包、香蕉、苹果。但愿妈妈能挺住，能住上新房。５月２９日，小弟帮亦琼搬完家，把母亲住的房子收拾出来，就象医院病房那样，也买了新的单人棕垫，铺上了白床单。他到医院去跟母亲道别，母亲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亦琼说，妈妈，小弟要回去上课，这学期的课他还没有上，他到广州三个多月了，现在必须回去上课了。他把新家搞好了，我们下星期一就回家。小弟上完课再来看你。
母亲靠着病床的支撑架，定定地看着儿子，没有任何反应。
小弟含着泪走了。第二个星期，小妹又乘机赶来了。
６月２日，母亲出院回到新家，但她已经水米不进了，没了知觉。亦琼的博士同学每天上门来为母亲打吊针。最终针也打不进了。两姐妹只能守着母亲，不断地用棉签蘸水打湿妈妈的口，给她翻身，擦洗，换纸尿布。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昏睡在不断地扩散，迷雾般的朦胧裹挟着她的意识远去。但亦琼姐妹仍愿意相信她还有常人的意识，每天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拉家常，讲新房子的摆设，说电视里演的香港回归的报道。小妹还不断地跟母亲打哈哈，而母亲总是定定地睁着眼睛，僵硬地注视着她们。
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是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９日，那天是星期天，离她所盼望的香港回归的时间还有两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母亲在一阵急促的呼吸之后突然没了声息。亦琼把听诊器放到母亲的胸口听，没了，每天象鼓点一样的心跳没了。她和小妹一人握住妈妈的一只手，追逐着母亲手上的体温，一点一点地往手腕、手肘、手臂探去。她们无力阻止这渐渐退去的体温，一个比人力更强大的自然力在把她带走。
连好好哭泣的时间都没有，安顿好父亲，招呼好嘉儿，小妹给妈妈穿衣服，亦琼忙着给小弟打电话，给文琦打电话，给殡仪馆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办理死亡证书……
第二天是６月３０日，是老大出走１３周年的日子，母亲是不是要提前一天赶到地狱的出口去等候她的大儿子呢？这么多年，老大始终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他的灵魂在地狱里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爬呀，爬呀，终于从地狱口升上来了，他一定是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要赶到母亲的床头和妈妈见最后一面？要不然小妹为什么在那天早上说，昨晚我梦见哥哥回来了。亦琼听着喉头发哽，但她没有想到母子团聚恰好就在老大出走１３周年的那一天。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吗？就象母亲一年前突然要回乡下的老家去看一看一样，她是回去“收脚迹”，是谁给她发预言，她一年后就走不动了呢？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常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感应在起作用，那是只有梦魂萦绕的至亲才能感知到的意象。
母亲看见地狱口一片雾气腾腾，老大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他看不见呀，看不见呀，他要回家看妈妈。他在地狱口徘徊。母亲的灵魂飞起来了，向地狱口飞过去了，我的大儿呀，妈妈来接你了，妈妈早已搬出了红房子，你怎么找得到家呢？妈妈找了你好多年哟！“出头椽子先遭难”，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了，我要拉着你的手，你要拉着我的手，就象我们手牵手去逛解放碑一样，再也不要分离了。
黑暗的灵魂伸出了手，母亲拉着老大的手，两颗灵魂飞起来了，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的地狱之门，逶逶迤迤在空中盘桓，向他们地上的亲人道别，向故乡重庆道别。母亲的灵魂在天上发着光，她要把她身边那个心中没有光的儿子带去天堂。飞翔，飞翔，飞翔，那颗紧紧跟着母亲，没有光的灵魂也发出光来了，两颗灵魂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他们化成了天上的两颗星星。
小弟在母亲去世的当晚赶去江北机场。遇上下大雨，飞机停飞，他在机场住了一晚，还是没有票。他到广州也只能待两天，还要赶回去上课。飞机不顺，只好作罢，回到家给妈妈设了一个灵堂，点上香……
母亲在香港回归的那天在广州火化，没有惊动同事，就亦琼姐妹、父亲、嘉儿和文琦到殡仪馆向母亲告别。按照文琦的指点，母亲披金盖银躺在鲜花丛中，她的神情安祥，还带着笑意，就象熟睡了一样。亦琼姐妹最后一次对着母亲讲说知心话，妈妈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呀，三个儿女一辈子都铭记在心呀。妈妈只管放心走呀，女儿一定要好好把嘉儿带大呀……
小妹把母亲的骨灰带回重庆，小弟去机场接机，把母亲的骨灰带回沙坪坝。
母亲一辈子喜欢花，她的愿望是把她的骨灰撒到花树中，不要保留骨灰，也不要修墓立碑，只是给她栽棵树。小妹打电话到歌乐山林场，询问他们那里有树葬仪式吗？可以在他们那里买棵树苗埋葬骨灰吗？林场没有办理过这样的业务，但是他们支持这种移风易俗的树葬。小弟和小妹就去歌乐山看了，小弟不满意，交通太不便了，连路都没有，让母亲一个人在那荒野的树林中，太孤单了，以后怎么去凭吊呀。还是得有个仪式，让妈妈觉得热热闹闹，又可以打哈哈呀。
他主张把母亲安葬到公墓，立个碑。两个姐姐不同意，要尊重母亲的遗愿。母亲老来三个愿望，一是看香港，她没有等到这一天。二是住新房，她住进了，但是没有知觉了。三是不留骨灰树葬，这是要靠儿女来执行的。妈妈一辈子都是新思想，不能在她身后违背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呀。
小妹又和民政部门联系，有集体的树葬仪式吗？市中区搞过，但沙区没有。小妹就给沙区民政部门提意见，人家市中区搞了几次了，沙区一次也没有，与文化区的地位太不相称了，她也象老大当年提意见那样，有板有眼地讲移风易俗的好处，还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都扯上了，比起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的丧事风俗太落后了，还要把亡人在街沿口，路边边停放几天，通霄达旦打死人麻将，轮番点唱爱情浪漫的卡拉ＯＫ，堵塞了交通，影响了四周邻人的休息，谁也不敢干涉。什么事你都可以出面干涉，就是这个死人的风俗你不能干涉，你家不死人了？直骂得你八辈子也还不了口。到火葬场火化，还要集体看现场直播录相，把那火化的过程，怎么推进火化炉，炉火怎样熊熊燃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差地放给你看，直让你觉得象是进了法西斯奥斯维辛的焚尸炉，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活活烧死。干嘛对死人活人都搞得这么残酷哟？还是留点美好的记忆给人间吧！然后就是兄弟姐妹分丧事礼品，谁是谁的客人，送了多少钱，多少礼，算盘珠珠拨过去，自己带回去。那一床又一床的踏花被，睡一辈子也盖不完哟，没办法，使劲往柜子里塞，下一回看又去送给哪一家吧。好累好累的丧事哟，幸好我们的妈妈不要我们这样搞哟，妈妈怕把我们累倒了哟。
没有人登记？那是你们民政部门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呀，别人不知道有这种埋葬仪式呀。小妹就那样不厌其烦地讲，也不知是她在对民政部门作“宣传”，还是民政部门对她作“动员”，总之，沙区民政部门最后说了，要搞也得明年春天植树的时候了。小妹也就登记了。
小妹把母亲的骨灰盒供在家里，谢绝同事烧纸钱的建议，我妈开明，我也不能拉下，要有环保意识，不要污染空气。她不烧纸钱，只是不断换鲜花，妈妈喜欢花，我用鲜花供奉她老人家，等着明年春天的到来。
痛定思痛，亦琼总觉得对母亲还有诸多遗憾。要是妈妈还多活半年该多好，她要把她这最后半年的生活质量好好提高一下，要让她没享受到的都享受到。哪怕是清清醒醒地多活一个月也好，尽管她早已瘫痪，不能说话，但只要有意识，她和父亲、嘉儿，推着轮椅带她到室外去走走也是一种幸福。母亲是在新房走的，但她不知道自己住进了新房，买的轮椅静静地停在小厅里，没有用过一次……。
在三姐弟中，亦琼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先是她结婚晚，老没离家。后是她婚姻不顺，母亲帮她带孩子。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她的妈妈，还是她的朋友，忘年交。亦琼出门穿个什么衣服，母亲帮她参谋；有个什么应酬，母亲给她提醒；嘉儿在她腿上跳，母亲就在一边叫，狗狗——嘉儿一直都是她最心爱的“狗狗”——快下来，你妈的腿不行；对嘉儿有什么教育不当，母亲就说“三天媳妇婆惯使（娇惯），三天娃儿娘惯使”；要到哪里出差，母亲是家里最好的一把锁；一起看了新房子，母亲发表她的选房装修的意见；凡是有字的纸头，母亲抹屋扫地总要替她捡起来，问一声有用没用才作处理；有个头痛脑热，肩胛脖子扭的，母亲立刻就把热水脸盆端来了，来来来，我给你热敷一下。
知识分子母亲做不到这么好，她们太看重自我的人格塑造，追求自我的实现和发展。宁子妈妈做不到，亦琼对嘉儿也做不到，只有母亲这个朴实的劳动妇女才对儿女有这样忘我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母亲刚刚把嘉儿带到７岁上小学，还没享到福，便撒手而去，令人惋叹、伤怀。７２岁其实不算老呀，她的身体的各个器官一直都没有毛病呀，即使做了开颅手术，她的心脏、血压、呼吸、消化都没有发生一天的紊乱，始终都很正常，连医生都感到惊讶，这个老太太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好哇！她的病没有得得好，脑癌带累了她的身体，活活地把她拖垮了。亦琼心里好痛好痛，她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她，最疼她的人。以后她要一个人独木撑大厦，还有谁能分担、减少她的疾苦、劳累和忧伤？还有谁能分享、共受她的欢乐和甘甜？还有谁能知心知肝地关心、体贴、爱惜她身心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走了哇！
她再也听不到母亲那充满泥土香气和哲理的民间谚语了，她曾经记了一本母亲说的谚语，可是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调动、搬迁中丢失了，最后当她又重新开始记的时候，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丢掉了一笔大大的财富，直悔抢救民间遗产晚了。
她忘不了母亲怎样教她称呼“亲爱的爸爸妈妈”。那年１５岁，她去北京串连，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母写信。从北京回来后，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要亦琼念给她听。亦琼接过信一看，是她在北京写给爸妈的。她很奇怪，尽管妈妈不识字，但爸爸识字呀，他怎么可能不念给妈妈听呢？
母亲见亦琼不解的样，就说，你爸念给我听过，你再念给我听听。
亦琼念：“爸爸妈妈，您们好！……”
母亲说，行了，行了，不念了。你觉得好吗？
亦琼说，没错呀，我还没念正文呀。
母亲说，死丫头，你还是读书人呢，我看你爸拿饭把你喂傻了，说话硬梆梆的，连个“亲爱的爸爸”都不会写。你爸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不图你什么，也该说句温暖的话暖暖心嘛。
亦琼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要“亲爱的”哟，我没有想到。
母亲说，这几个字出在你们读书人手上，写起又不费力，还想不到？你们对北京的老太爷称“敬爱的”，对自家的老太爷就不可以称个“亲爱的”的吗？
亦琼笑了，搂住母亲连连说，亲爱的妈妈，记住了，记住了。
母亲哈哈笑起来，也拍着亦琼说，亲爱的女儿，亲爱，亲爱。
三十多年来，亦琼给父母写信，总是称呼“亲爱的”。好几次出门在外给父亲写信，被同屋的人瞅见“亲爱的”字样，以为是给情侣的，及至发现是给老爸，便一声惊呼，哎呀，我还以为写给情人呢，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象小孩一样叫老爸老妈是“亲爱的”？她笑答，老爸老妈喜欢，再说“亲爱的”又不是情人的专利，人到中年，在父母面前也是一个小。
母亲是个喜欢照相的人，她在几所大学照的相最多。亦琼三姐弟都在大学住家，母亲说沾儿女的光，她也走进大学的门，心里比吃了龙肉还舒服。还是在北碚，有一次亦琼见母亲从大校门方向来，问她去哪里，她支吾两句走了。回到家，她拿出一张彩照给亦琼看，说她白天去大校门取照片了，不好意思对亦琼讲。亦琼很惊奇，她才在校园照过相。她说没照好，她穿的裤子折皱太多，象搓衣板一样，一条一条的横杠子。她换了裤子去重照，要配得上大学的风景。七十岁的人了，难得有这样的童心和对学校的痴情。亦琼告诉弟妹，记住妈妈去他们学校时一定多给她照相。
母亲生日的时候，小弟带着儿子从黄桷坪来到北碚，送给母亲的礼物是两册相集，里面夹满了母亲和儿孙们照的相，到北京、桂林旅游的相，好多黑白照片是小弟自己在暗室冲洗放大的。那一次，母亲拿着相册，哈哈打得特别响。
见过母亲和母亲照片的人，都说母亲气质好，修养好，把这个退休工人当做退休的小学教师。母亲听了，总笑。说，成天住在大学，屙屎屙尿都听的是知识，熏也熏出来了。
亦琼翻着母亲的相册，看着她在广州花市、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珠江码头、越秀公园、白云山、体育中心、动物园、烈士陵园、文化公园、流花公园、广交会和大学校园照的相，照相时的情景一一出现在她的眼前。亦琼是个喜欢玩相机的人，每年她都要给母亲和嘉儿照几个胶卷，不在那些相照得有多么好，而在每次照相大家都那样开心那样乐，急急忙忙地换衣服，欢欢喜喜地摆姿势，就嘉儿搔首弄姿，挽着外婆的怪象多。花、花、花，母亲的像片里少不了花。现在她再也不能给母亲照相了。
母亲常有些童心童趣，一次亦琼见一把塑料调羹断了，以为是嘉儿搞破坏折断的。母亲听见亦琼怪嘉儿，就象孩子一样承认说，是我掰断的。这就奇了，你怎么要掰断呢？母亲说是弯着不好用，想把它扳直。她见眼镜行修眼镜，把架子放在火上加热，就扳直了。调羹是塑料的，她就放进开水里烫，以为会烫软，然后就可以扳直。自然没有烫软，一扳就断了。亦琼笑她怎么这样天真，烫都烫得软？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边笑边说，妈妈是天真，很傻是不是？亦琼说不，很聪明，还会发明创造。
说来母亲有很多生动的故事，那是让人听了，一辈子都记得到。还是在重庆北碚的时候，亦琼在家英语电视《选女婿》，母亲背对着电视做针线。听见电视里的英语对白，母亲问亦琼，这是美国人在说话吗？
亦琼说，是。
母亲说，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呢？
亦琼说，这是英语，你没学过，当然听不懂，你说中国话，美国人也听不懂。
母亲说，中国话比外国话好懂，我不识字，但无论谁说的话我都听得懂。看那英语，象鸡肠子一样，弯弯绞绞的，一点不好认。
亦琼笑了。过了一会儿，电视里传出一阵狗叫声，母亲问，是狗在叫吗？
亦琼说，是。
母亲说，这句我听懂了，我还以为美国人说话不一样，狗叫也不一样呢，原来全世界的狗都一样叫。
亦琼一听乐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抱着母亲摇晃说，哎呀妈妈，你真是我的妙妈妈。你说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全世界的狗都一样叫！
母亲想想也笑了，说，不许说出去，不然别人还以为你妈妈是个傻瓜呢，连美国的狗叫都不知道。话没说完，她自个儿笑得透不过气来。
如今她再也不能和母亲一起打哈哈了，她的心是一片空洞……
亦琼清理母亲的东西，在衣柜里找到母亲保留的哥哥的工作证，上面有他的登记相，是老大３５岁办理新工作证时照的。亦琼把照片拿去相馆翻拍，她把翻拍的照片放大成１２寸，照片的右下角，非常清楚地留着登记相上的半圆弧钢印和一个“市”字，但这是没有关系的，所幸还有这张照片哟，不然嘉儿老是问妈妈，大舅舅是个什么样子，她不知该怎么说好。亦琼把母亲的放大相和老大的放大相挂在书房的墙上，她感到自己肩负着三份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她要活得更充分，替自己活，也替妈妈和哥哥活。
她现在觉得彻底的唯物主义一点不好，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有灵魂存在该多好哇，那样，她就能和妈妈、哥哥作灵的交流。在妈妈、哥哥的周月忌日，她举着蜡烛，仰望星空，寻找那两颗手牵手的母子星，她唱着心中的圣歌：我们是您所生所养所爱，您是我们的光，把我们照亮，我们的光荣都归于您，我们兄弟姐妹在天上人间都热爱您，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