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二百多人的工厂，电工是一个很有技术的工种。老大穿着蓝灰色的帆布工作服，屁股上挂着电工工具包，一甩一甩的，就象背个盒子枪一样。工厂流行这么一段顺口溜：“车工紧，钳工松，吊儿浪当当电工”。人人都羡慕电工，有技术，又轻松，可以四处走，不象当车工那样硬站八小时，撒尿都要跑快一点。
老大做电工，没有成天四处走，他有空就看书。读书时他想工作。现在工作了，他爱上书了。文化革命全国旅行，又和那个偷越国境的大学生一拍即合，对他的启发很大，他上班看技术书，下班看杂书。那些杂书，都是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看得起劲。
在老大的书中，有一本用毛边纸印的管理书籍《驭人哲学》，象草纸一样发黄。他还带回家给亦琼看过。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一本公共关系学书籍。里边讲的是怎样做人，当好统帅，做好售货员。一个好的售货员，从不伤害顾客的自尊心。面对矮个子的人，注意不说他矮，而说你的个子没有他高，适合穿这样的款式。面对胖顾客，注意不说他胖，而说，你没有他瘦，适合这样的打扮。见面打招呼，一个点头微笑，比一分钟说一千句话更有效。一个好的经理，对员工永远和蔼。一个好的统帅，挑选士兵的原则是留下那些忍住干渴不踊向河边喝水的人，而把那些喝水的士兵遣散回家。理由是喝水的士兵没有敌情观念，在他喝水的时候，已被埋伏的敌人打死了。书中所举例子，全是用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如罗斯福、丘吉尔。
这天，老大躲在堆放线圈的工具房看《驭人哲学》，他正看得津津有味，设想如果是自己做经理，做老板，做领导，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他一定会是一个有智慧、讲现代文明的好领导。看看现在革委会领导都是些什么水平呀，怎么可能把工作做好，把工厂搞好呢？他又在那里空操心了。
身穿黄军装的复员军人穆向东路过工具房，听见里面象是有什么声音，他顺手推开了门，是老大在里面看书。他哈哈一声，原来你不懂权力，却懂得偷看“黄书”呀！浓厚的南充口音里面又夹着几丝倒土不白的焦盐普通话，表明他是一个走四方的人。
那书的纸确实是黄的。但内容却不是“黄色”，并非色情淫秽的描写。但纸是黄色的，这就有问题了，必是封资修的无疑。穆向东就是这样来推断的。
老大说，里面一点色情淫秽的东西都没有，是讲怎么做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人民公仆是“黄的”？
这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老大懒得和他说了。
穆向东是南充农村兵复员到城市来的。他小学文化，在云南边境当了八年炊事兵。他当兵的时候，正是三年灾害的时候，掌菜勺子的炊事兵特别吃香，干部战士都对炊事员很客气。穆向东是个头脑机灵，口齿伶俐的农村人，他时时想着复员后很有可能回农村，这是他不愿意的。因此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入党，以便复员有本钱。他在部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很积极，一心想跳出炊事兵，学点技术。谁知他太积极了，被当做安心炊事工作，热爱本职工作的标兵，反倒换不了兵种了。他心里叫苦，只好认了，更加认真地搞好本职工作，搞好部队领导关系，和上上下下的人都能打上哈哈，说句笑。文化革命来了，他立即给自己改名“向东”，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并给自己的妹妹改名“向红”，永远都是红心向着党的。
穆向东几次都差点上了复员名单，但都给他挽回了。毕竟炊事兵不同于连队战士，穆向东在部队待了八年。１９６８年，终于轮到穆向东复员了，他找到他的同乡战友，已经提干的老卫，要他帮忙说情复员到城市。他当了八年炊事兵，把青春都献给部队，献给边防了，现在不该给他一点补偿吗？要求不高，把他复员到重庆城，那里既是大城市，离老家南充也近。
他入愿以偿了，复员到重庆，分到机修厂。他死活不当炊事员了，带着他从云南带回来的白药和土特产去见革委会的领导。领导由他挑工种，他挑了电工。自然他对修电机一窍不通，电工组只好安排他管厂里生活照明换保险，上灯泡一类的事。老大是修理电机的电工，平时跟穆向东没什么来往，也少打交道。但穆向东是工厂党支部委员，他管电工组的政治学习。
穆向东把老大看“黄书”的事向工厂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报告了。革委会要老大把书交出来。老大固执，不愿交，把书藏在车间房顶的瓦下。说是书放在宿舍里，不知被谁拿了。
合当有事，穆向东上房拉电灯线踩滑了瓦，发现了瓦下的书。他把书拿到手，发现它比“黄色”的问题还大，全是些资产阶级的货色，罗斯福丘吉尔什么的，这不是教唆人向无产阶级夺权吗？怎样待人接物，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搞阴谋诡计，伺机向无产阶级反扑！他把书交给了革委会。
那天，两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纠查来到老大的宿舍，老大正准备出门，托人请美术教师，给小弟辅导美术家教。两个纠查对老大说，跟我们走吧。
老大莫名其妙，去哪儿？
纠查说，开批判会。
老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什么批判会？今天我不当班。
纠查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一边一个架着老大的胳膊往门外走。
老大嘴里说，开什么玩笑！已推推搡搡到了会场。穆向东在领呼口号：“清除工人阶级的败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老大一看那架势，心里知道不好，是冲他来的了。
老大被罚站在主席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着台下。老账新账一起算，从他进厂挖防空洞假装积极开始，到当逍遥派不关心文化大革命，穿着整洁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看外国书籍思想反动。车间工友上台揭发他，其中最起劲的是穆向东。老大说过他没技术，是外行领导内行。穆向东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外行，没技术，老大挑到了他的疤疤上，只痛得他嘴歪，对老大结下了冤仇。有点技术就不得了了，尾巴翘上天了。这下子，两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穆向东报复的机会到了。
老大对穆向东揭发他的罪状是“背着手撒尿——不扶（服）”，钻研技术有什么错，当工人就得有技术！他看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没有黄色下流的东西。
台下有人喊，不许他猖狂，不许他诡辩。穆向东踹了老大几脚，头被狠狠地按下去了。革委会人一声吆喝：“把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押下去！”老大被纠察扭到了防空洞。
山城是一座有很多防空洞的城市，大大小小的防空洞，难以尽数。几乎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都有。最早的防空洞是５０年前挖的，那是为了躲日本鬼子的空袭。那时的防空洞挖得很简单，郭沫若的耳聋，就是在教场口的防空洞躲空袭的时候给日本人炸的。年深月久，那些洞子早已风化，泥土石块堵塞了通道，壁上渗出的地下水齐脚背深。红房子的后山坡有一个防空洞，红房子小孩捉迷藏钻进洞里，阴风惨惨，没有光亮，一股霉臭直冲鼻子。受到惊动的蝙蝠，呼啦啦象鬼魂一样扑上身来，吓得大家哇啦啦叫，连滚带爬逃出洞，浑身沾满泥水。
距躲日本鬼子空袭２０年后，山城又掀起了第二个挖防空洞的热潮。那些废弃的洞子重新清理，新的防空洞又在遍山挖掘。老大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一个旧洞子，位于工厂边缘的荒山脚下。山上长满灌木丛，还有几棵枝枝桠桠的杨槐树。在洞口上沿的山坡上，竖着巨幅标语牌，是用油毛毡钉木条框做成的，上面刷了白色的油漆，每个标语牌都写着一个红油漆大字，在灌木丛中，不多远跳出一个，连成一条２０来米长的线：“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
老大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用锄头挖，橇棒顶，钢钎打，肩膀抬，手打起了血泡，肩又磨厚了一层老皮。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如今老大跟父亲一样也是工人阶级了，这个血统工人在挖防空洞。他不会想到他在给自己挖墓，日后他的囚室，他的冤孽。更不会知道他后来的命运，阴差阳错都跟防空洞联系。他只是感到兴奋，总算没饭吃的日子过去了，他独立了，再不会挨父亲打了，再不用拉纤挣角子钱了，他有工资了。不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小钱，而是一块两块，五块，甚至十块的大钱。尽管他是一个学徒工，每月只有１８元。
老大参加工作挖的防空洞，没有用来躲过一次空袭，在文化革命中成了革委会的隔离室。洞门是用石头砌的圆拱门，地上打的三合土。洞里拉了一盏电灯，有一张铁床。旁边有个小铁桶。石壁上长满青苔，渗水顺着石壁往下流。洞脚有条小沟排水。再往里走，就不行了，洞壁没有砌石头，地上也没有打三合灰，全是土坷拉，洞子深处一片漆黑。是个盲洞，没有另一个出口。防空洞口安了一扇铁门，上了一把大铁锁，门外有守卫。
老大被推进防空洞，上了锁。他气得发狂，摇着铁门大声喊叫：“你们私设监狱违反国法！”“我究竟犯了哪条法？”
防空洞在山脚下，离车间较远，老大的喊叫化成袅袅余音，在空中回荡。每天上班的时辰，老大就对着洞外喊：“我要出去！”没有人路过，没有人理睬，老大被防空洞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双手抱膝斜靠着石壁坐在地上，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洞口。这可不是夏天乘凉的洞天福地，这是人鬼之间的阴阳界。洞外，是自由的天空，阳光世界，洞里，是禁锢的牢狱，无边的黑暗，他还没做成一件事呢，就这样被困在洞子里，他象掉入枯井一样绝望。自由，自由，走在阳光下的叫化子都比他幸福。对人精神的摧残，莫过于关防空洞，不打不骂，什么刑法都不用，保管叫你感到埋了还没有死的恐怖。黑暗、潮湿、霉臭紧紧包围是老大，他心中充满了死的绝望与恐怖。
老大的吃喝拉撒都在洞里。屎尿拉在洞里的小沟，用自来水冲去。时间久了，洞里有股难闻的骚臭味。洗脸——如果他愿意洗脸的话——用小铁桶。守卫是个单身，每天他去食堂吃饭，就用食堂的搪瓷罐把老大的饭菜带回来，账记在老大名下。老大吃了罐罐饭，把搪瓷罐往铁门外一扔。把个搪瓷罐摔得稀烂。守卫有意见了，老大，我没得罪你，罐罐饭没有得罪你，你吃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不想吃了？
老大不再扔搪瓷罐了，也不再喊叫了。革委会要他写检查，他一口回绝，没什么好写的，他没错，更没罪。那劲头，倒象是坐牢的革命志士，不肯变节投降。
老大这人，就是缺少变通，认死理。小时候是犟，遭父亲打，大了是固执，为本书弄得关防空洞。有那个必要嘛，他又不是真的革命家。大概，他是把自己看作革命家，或者要象革命家那样给世人一个新典型。他还是颇为得意的。
老大开始又唱又跳。唱毛主席语录歌，跳毛主席忠字舞。他象一只蝙蝠在洞里四处窜，时而飞高，拼命往顶上蹦，时而飞低，使劲把脚跺，时而张开手脚，把身子紧紧贴在石壁上不动。无论他怎样折腾，他插翅也难飞出防空洞。后来老大唱不出，跳不动了，他整天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母亲去给老大送衣服，老大已说不出话，母亲看着他直流泪，他抓住头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如果不是老大真的病了，革委会怕闹出人命，这出荒谬的闹剧不知还要继续多久。防空洞的潮湿把老大的手脚拉扯蜷曲了，老大周身关节疼痛，得了风湿病。两个月后，老大从防空洞放出来的时候，连腿都迈不开了。
老大被两个临时工扶回家来。他躺在床上，抬不起手，伸不直腿。母亲跪在床边，给老大搓手揉腿，用煮熟的鸭蛋给他滚背，滚额头，抽出体内的寒气和湿气。鸭蛋变成了黑蛋子。母亲到处求方子，熬中药。全家都戒肉了，把凭证供应的猪肉都给老大滋补身体。每月每人供应半斤猪肉，半斤菜油，全家不吃肉，也难补老大的身体。
父亲在家起劲地做大鱼钩和车竿鱼盘。大鱼钩有弯曲的手指那么大，父亲又是锉刀锉，又是磨刀石磨，把鱼钩磨得尖尖的，非常锋利，没有通常鱼钩尖那样的倒钩。买上能承重３０斤、４０斤的尼龙线做鱼线，卷在车盘上，线端挂上几个鱼钩和铁坠子。
半夜１２点，父亲扛着两根钓竿，背着工具包出发了，他走路，过嘉陵江大桥，经红旗河沟，到四十里外的江北两路口水库钓鱼。天还没亮，他赶到水库，放下包就开始钓，钓白鲢鱼。钓法很特别，不要鱼饵，叫“刷白竿”。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唰唰地往外奔，线放完了，把钓竿横着朝里一拉。没有挂上鱼，赶快卷盘收线。然后又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又唰唰地向外跑了。线放完了，又把竿往身前猛一收，这回挂住鱼了。试着把竿往里拉拉，拉不动，鱼还在蹦，把腋下的竿夹紧，手抓牢，跟着鱼往前跑几步，这下挂牢了，鱼还不小呢。赶快收线。卷线卷线，鱼露出水面了，拖到岸边了。慢慢慢，用手网把鱼网住，拉上岸。真不小，足有６、７斤。赶快拿出工具包里的米口袋，把鱼装进去。不能太贪，扛起就走。
＂久走夜路要撞鬼”，遇上看守水库的，就免不了麻烦。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两毛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递给巡查的。陪着笑说，我大儿病了，城里就供应半斤肉，想给他弄点鱼，补补身子。遇上好说话的，放过了，不好说话的，把鱼和竿都没收了。好在也是早有准备，已经把鱼盘取下了，损失根竿没关系。回到来路的草丛中，拿出另一根备用的竿，折回水库。这回到水库的另一端，放下包又开始钓。钓上就走。绕过水库从草丛走，只要走上大路就不怕了。
天擦黑回到家，把口袋往地上一掼，就去厕所方便，厨房洗脚，半腿子的泥巴，都已结了块，好象下了田一样。然后靠着门，架着腿，抽叶子烟，等候开饭。母亲早已把鱼拿到厨房，切下鱼头，给爷儿俩熬鱼汤喝。父亲吃饱喝足，就上床休息。今天还算顺利。
老大靠着床头吃鱼喝汤，心里只想早些恢复，老这样让父亲去钓鱼，他心有不安。
也不知老大吃了多少父亲钓的鱼，他的身体恢复好了。父亲也不再去钓了。毕竟，这种钓法不合规矩，也难为５０岁的老汉去做这样的事，让人提心吊胆紧张。
老大能下床了，能走路了。他去找革委会说清楚，算个什么性质？难道你还想得个革命家的鉴定不成？头头说，就为你这“为什么”，我也要关你。已经进入革委会的穆向东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怎么，还没关够？老大瞪着他，哼了一声，走了。除了上班，老大不过问厂里的任何事。他为弟妹的学习忙乎去了。
１９７２年，亦琼招工返城进厂当了车工。随后，小弟顶替父亲，进厂当了模型工，小妹是木工。老大连连摇头说，一家清一色的工人，文化没有翻身。
一天，老大带了一个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来家里，那是老大给弟弟请的美术老师，金老师。金老师是个业余画家，颇有点小名气。他看了小弟的画说，你画的都是临摹，要画写生才行……。
从此，小弟每天在家画素描，每个星期天老大带着小弟去金老师家求教。老大为小弟找纸笔颜料，给金老师家安电灯，安电表，送去各种东西作为回报。
老大常常守在小弟身边画，把小弟盯得很紧。他常常指手划脚，要小弟按他的见解画。
小弟不服，不是这样的。
老大说，怎么不是这样的，按我说的没错。
小弟不满，自己不懂，还自以为是。
老大用手指戳小弟的头，什么自以为是？给我画！
小弟把笔一罢，我不学了，要画你自己画。
老大劈头盖脑朝小弟打去，大声咆哮：你不学想干什么，当一辈子文盲工人？
小弟伤心地哭，老大一把把他抓起来，要他继续画。敢说不画，究竟我为谁好？
小弟一边哭一边画。
老大要小妹学数学，说女孩子当木工，太苦，找对象都困难。小妹爱打扮，学数学学不进。老大讽刺说，文化都没有，光打扮有什么用？一定要学好数学，改变工种。
小妹心里不高兴，隔壁几兄妹，不学习也生活得蛮好。可是哥哥的严厉，叫人不能反驳。学就学吧，你愿请老师就请吧。
老大那点工资，已无力再请家教，他亲自复习数学，自己先学，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单位的技术员。然后天天回家教小妹。老大说字是打门槌，找回字帖，要小妹练字。还请老会计写下各种漂亮的阿拉伯数字，要小妹摹写。
对亦琼，老大不敢采取对小弟小妹的武断作法，他还是看人说话的。亦琼不是好惹的。再说他也指导不了亦琼了。他对亦琼说，哥帮不了你，你需要什么书，只要开个口，哥一定替你找来。也真是的，不论亦琼说要什么书，他总能找到，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用什么办法弄来的。
那个时候，正是老大的青春年华，谈情说爱的时光，他以超人的胸怀把他的青春都献给了他的弟妹。以后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当年老大逼弟妹学习的东西全都发挥了作用。小弟上了美术学院，亦琼读了研究生。小妹上了财会校。老大的预言实现了！他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你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大学生，你该笑了吧。其实老大笑得比谁都开心，他这个工人兄长，成就了三个大学生弟妹。老大高举起小弟刚一岁的儿子说，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张家打了一个文化翻身仗，以后就看你的哟！不过这已是后话。
厂里传达上级文件，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山、散、洞”搞的，即把那些重要的国防工业、重工业搬到山里去，分散开来，车间修在洞里。让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任何侦察卫星都发现不了我们的地面目标，要炸也不知该往哪儿丢炸弹。
去三线厂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有许多优惠政策。诸如解决农村家属户口进城吃居民口粮，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迁到一起，解决子女就业安排工作。这些优惠，使得很多“困难户”报名去山区工作。
老大没有结婚，没有解决老婆孩子一类的困难，他对支援三线建设的动员和宣传都不在意，他为弟妹的学习奔忙。谁知公布名单时，有老大的名字。老大一下子跳起来了。他从未表过态要去山区工作。再说，在他还未完成帮助弟妹成长的大事前，他是决不会离开重庆半步的。他去找厂领导。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你没家庭拖累，人年轻，又有技术，会积极争取的。
－－＂水里打屁——乱鼓（估）”，我什么时候表态要积极争取的？不是自愿吗？我不自愿。
－－自愿和组织决定相结合。年轻人要听从党的安排。
－－我不是党员。
－－不是党员也要服从党的领导。
－－我不理解。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你的人事工资档案已经调出我们厂，转到三线单位了。
中国七十年代，还没有市场经济，把一个人的人事档案工资关系断了，等于把一个人的生路断了，命都掐死了。要老大去的那个三线建设单位是造军舰主机的，工厂部分是从上海迁来的，研究所部分是从天津迁来的，厂址在在远离重庆的山沟沟，经长江，进乌江，走了水路，再走旱路，车间修在防空洞里。说起防空洞，老大就心有余悸，黑暗，黑暗，无边的黑暗，他顿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心的窒息，他连呼吸都不畅了，他畏惧与世隔绝的防空洞。
他跑去找公司领导说理。把个造军舰的国防工厂、研究单位搬到山沟沟里算个什么事？还修到防空洞里，简直是异想天开。飞机炸不了你，它不可以把你的水路陆路都封锁了吗，活活卡死你。造军舰要在海边，跑到我们四川大山里来干什么？他们上海、天津的工人都不愿来，还要我们这些四川人去垫背！
要你去三线，你还说三线的坏话，你老大可要当心呀。
我是不去的，我不跟着胡来，这个三线厂早晚是要短命的，我不能跟着打短命，把我的最好的青年时代都赔到山沟沟里去。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这是中央精神，什么胡来打短命的，你老大想“二进宫”？
我是在给领导反映情况谈心，希望你们把我的档案要回来。我说这些，表明我心里对这些事情看得太明白了，所以我是不去的。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爱我的家乡，我与山城共存亡。我死也要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的态度！
说理没用，绝决的诅咒发誓也没用。老大成天爬坡下坎，跑遍山城上上下下的领导部门，八方申诉，没人理睬。他没有工资，没有粮食。成天在外面晃晃荡荡。
母亲四处找老大，我的老大呀，你到底到哪儿去了呀？天已经黑了，她一人爬上观音岩的石梯坎，在七星岗公司的院子里找到老大，他正坐在地上靠着门廊打瞌睡。母亲摇醒他。老大叫声妈，嗓子发哽再也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跟我回家。拉起老大就走。
母亲把老大安顿在家，单独给他铺了一张小床。你就在家吃住，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天塌下来地接着”，“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就好好待在家里，惹不了事。她背着一个竹背篼出门了。
粮食定量，每人２７斤，只有三分之二的细粮。家里就父母的口粮，３６斤细粮，１８斤粗粮。亦琼读书，每次回家没有粮食。家里的口粮就更紧张了。母亲背着竹背篼，走学田湾、上清寺、牛角沱，到市中区边缘的李子坝炒房去买沙炒胡豆。两毛钱一斤，母亲买了２０斤，一路歇气背回家。来回大约有二十来里。
母亲在厨房放下背篼就开始烧火煮饭了，她在大铁锅里加上水，放上碱，倒两碗沙炒胡豆在里面，上面放两罐米，盖上拱型的竹锅盖，边缘扎上湿布条，她把小板凳拉到灶前坐下来，旁边放着锯木屑箩篼，那是为了省煤钱，她去锯木厂背的，一毛钱一背，母亲每次总是背一个可以在里面站两个人的特大背篼去背锯木屑，象驮着一座山一样驮回来，把她那本就矮小的身躯压得更扁了。
母亲手里拿着吹火的竹筒，撒一把锯木屑到灶膛，对着吹火筒，鼓着腮帮吹一口火，从灶门钻出的浓烟熏得她直流泪。轰的一声，灶膛又冒红火了，浓烟减弱了。母亲不时用火钳把火掏空，让木屑充分燃尽，她的岁月是在浓烟里熏过来的。
胡豆煮烂了，饭也蒸好了。揭开锅盖，取出罐罐饭，端着铁锅耳朵，把煮得黑黑的胡豆倒进滤水的竹箕里。然后把滤过的水倒回锅里，把罐罐饭放进去，汽在灶上。
母亲坐在灶前开始吃胡豆了，她的身前放一碗开水和一盅辣椒酱。她抓一把胡豆在手里，一颗一颗往嘴里放，干沙沙的胡豆满口钻，胡豆壳半天嚼不烂，噎人，母亲伸着脖子使劲往下咽，喝口水把壳壳渣渣面面送下去。她咂一下嘴巴，又把胡豆往嘴里送。没味，实在不好吞，她把胡豆蘸一点辣椒酱，放进嘴里。太辣，她扯起嗝嗝来。扯一下，停一下，又嚼一下，咽一下，喝口水，打囫囵吞下去。
她的头上已经有了白发，灶里的火光映着她满是灰尘的脸膛，忽明忽暗，透出一道坚毅和安祥，她象一个吃苦的观音，端坐在那里。她总说，变个人是要吃些苦，光享福，要你变啥子人？她整个的就是一个吃苦的观音。
她哎呀一声，吃饱了，放下开水碗，拍拍手，把剩下的胡豆放进灶房案桌的抽屉里。取出锅里的罐罐饭和一碗青菜，端进屋里饭桌上，从泡菜坛抓一把酸咸菜，用手撕碎，放桌上，就叫老头子和老大吃饭。老大见饭桌只有两罐饭，问妈的饭呢。母亲平静地说，我已经吃了，炊事员是饿不着的，我在厨房里偷了个嘴。说着，轻轻地耸下肩，摇个头，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笑，好象她真的偷嘴了。
收拾完碗筷，母亲靠着饭桌，东张西望，典当东西是不可能的。屋里除了有两样木壳壳家具外，就没有一件东西是能卖钱的，张家一辈子也不沾金器，没有金银手饰项链什么的，连结婚戒指也没有打造过。母亲工资只有３１元。亦琼在上大学，没有工资，小妹把她的学徒工资都拿回家，也经济紧张。得想个什么办法弄钱呢？她突然面上有了光彩，找老肖去。邻居肖家是卖血“专业户”，两口子都卖血，母亲常说他们可怜。这一回，母亲端了一大碗胡豆去肖家，打听卖血的事。
老肖有些迟疑，张师母，你年纪大了，卖血恐怕不合适。
母亲说，没关系，你不是说只抽一杯子吗，我身上的血总有一大桶吧。
母亲没有告诉儿女，让老肖陪她去临江门的川东医院，她不知道找医院的那道门，也不会写字填单。老肖填单时说，就抽两百西西吧。
母亲问，两百西西是多少？
老肖比划说，就象喝老荫茶的杯子那样有一杯。
母亲问，你们每次抽多少？
老肖说，抽三百，我们要年轻力壮一些。
母亲说，你们两口子也年轻力壮不到哪里去，抽一回算一回，我也抽三百吧。
母亲抽血前喝了一碗糖开水稳心。抽血时，她不敢看那粗大的针头，把脸扭到了一边，平时她是怕见血的，连鸡也不自己杀，她说看着不忍。现在她为了大儿的生活，自己把手伸出来抽血了。她的手瘦骨嶙峋的，青筋突出，血管很好找，针一推进去，殷红的血就流进针管了。她感觉到身上的血在往手臂上涌，她闭着眼睛想，这是没关系的，儿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现在再在她身上抽一杯子血又有什么呢？一杯不算多，如果需要，就是要她的命，她也是要豁出去的。她为儿女挨丈夫的打，不是豁出去了吗？
母亲从注射室出来，靠在走廊的座椅上，她感到有些头晕，一起身眼就黑，她也就闭着眼睛在那里休息。她还是身体太虚弱，加上劳累，没吃过饱饭，尽管是第一次抽血，她还是不适应。
她手里紧紧捏着三十六元钱和一张优待的猪肉票，跟着老肖，顺着临江门的下坡路，慢慢走回家。
她仍然感到头晕，毕竟她已是５０岁的人了。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瘦小可怜。老肖怕出事，把卖血的事讲了。
老大知道了，进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母亲床头大哭，妈，你好糊涂哟，我讨口要饭也不吃你卖血的饭。
父亲进来，飞起脚尖向老大踢去。老大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父亲又踢又骂，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让她去卖血。她吃什么了？杂粮，苞谷，胡豆，你让她去卖血。张家有谁卖过血？三年灾害都过来了，你让她去卖血。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你在追她的命！
老大任父亲踢他，踹他，伏在地上不动，哭声闷在胸腔里。
母亲从床上挣扎起，靠着床头。哭着说，老头子，别打了，是我自己糊涂，不关老大的事，我以后再不卖血了。
父亲鼻子里哼一声，抹一下脸，出门去了。
刚好亦琼放假也在家。三个弟妹有的靠着床头，有的靠着窗台，都哭丧着脸，不说话。小弟在那里不断跺脚，鼻子哼哼哼的，也不知是怨母亲，还是怪哥哥。
老大坐在地上，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这是自己的耻辱呀，身为老大，不仅没有孝顺妈，反而让妈去卖血，叫他怎么有脸见人呀！他心里难过得痛。
母亲叫亦琼，把你哥扶起来。
亦琼去拉哥的胳膊，哥，起来吧，不怪你。说着，自己流下泪来。
亦琼赶去菜场，凭卖血的优待票，买了三斤猪蹄肉和一斤花生米。拿回家洗净，全放进铝锅里炖汤。炖好了，亦琼给母亲端去。
母亲说，都吃吧。
小弟说，还都吃，你要我们喝你的血了。
母亲就做出笑脸说，我吃好了。
她眼里含着泪喝汤，心里感到慰籍，她的儿女都是孝顺的。那罐汤，母亲一人吃了两天。
三十六元卖血钱，放在抽屉里，谁也不去动它。后来，老大拿去人和街储蓄所，给母亲立了个户头，存起来了。他把那３６元的存折放在母亲手上，母亲横翻竖看那折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陈荣贞”，说来这名字还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呢。她当姑娘时在农村，从来没有名字，是她嫁到重庆的时候，给自己取了这个大名。她的四个儿女的名字也都是她取的。亦琼曾以为他们四兄妹的名字是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问母亲，才知是她取的，没有请教过谁。亦琼有些惊奇，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也能取出这样不俗气的名字，就问她怎么想到的。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叫着顺口，好听，有上进思想就行。母亲是个很心秀的人，如果她有文化是一个真正干大事的人。母亲把存折夹在她修隧道得奖的笔记本里，那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有私房钱。
父亲又开始打骂老大了。２８岁的人了，还在家吃闲饭，莫非还要你妈卖血？防空洞工厂有什么不能去，那么多人都去了，没见死人？
老大默默地承受了。父亲说的是对的，他老大不能靠母亲卖血过日子，但防空洞工厂，他是不会去的。老大越来越少在家里吃饭了，他去单位找事做，抢着干杂活、脏活，好在那里吃碗饭。单位游行，他抢着去扛红旗，只要有人叫老大一起吃饭，他也就“黄泥巴做磨心——不推”，“沙土里的萝卜——一带就去了”。过去那个死要面子的老大不复存在了。
老大找领导申诉越来越频繁。那个时代，大小事都得找领导，小孩在农村没有招工出来呀，进厂工作想分一个好工种呀，家庭困难要吃补助呀。找领导得送礼。送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最起码的也得送上一条红塔山香烟或者一瓶茅台酒、五粮液。老大找领导是要把人事档案从防空洞工厂退回，这可是个大事，得送大礼才行。可他老大，连吃饭都靠母亲卖血，能送出什么大礼来呢？
老大送礼，希罕得别人想象不到，叫人无法接受。他送的是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穿不能穿，用不能用的花。谁希罕花了？而且他送花不是送一束，是送一支。从一束花里抽出一支来送。这不是寒碜自己也讥笑领导吗？发什么神经？即使在今天，送花成了一个十分时兴的见面礼，但要求人办事，也万万没有送花的道理。也亏他想得出来，想送上一支花，就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真是异想天开！
老大为自己送花是颇为得意的。送吃的用的，少了，拿不出手，多了，他没钱买不起。送花，是既不俗气也不花大钱的，这是只有他老大才能想出的绝招，现在中国文明还没到这一步，早晚也会时兴送花的，他老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只顾想着这送花有多文明，多高雅，花钱还不多，完全忘了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情和人心。他没想到这只会给人一个神经病的印象，他送花失算了。他以为送花富有诗意，怒放的鲜花将把他和领导的心都溶解得甜蜜蜜的，不再有隔膜。可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是不时兴抒情的，送花不合时宜。说来他是没钱，才想出这么个送花的点子，还编排出那么多的理由。没钱就不要送了，如今送这花，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尴尬万分。那么个大男子汉，手里拿着花，在街上晃荡，见着领导就迎上去，谦卑地送上一支，又是点头哈腰，又是死缠软磨。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老大究竟送的什么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黄桷兰，还是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过去这么多年了，亦琼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重庆市中区，是很少见到鲜花的，路边常见的只有夹竹桃花。只有郊区的校园，才能看到一年四季的鲜花。
亦琼问母亲，哥哥当年送的什么花？母亲也记不起了。她说，总是草花吧。说话的神态，就跟当年她看着老大摆弄那些花一样，一脸的无奈。鲜花容易凋谢，也许哥哥送的花是假的吧，是什么绢花、绸花、纸花吧？亦琼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母亲说，恐怕是真的哟。
姑且不论真假，老大送花算他想绝了。
老大捧着一大把花回家，也不知是买的，采的，还是——还是偷的？小时候家庭那么困难都没偷过，老大是很爱惜名誉的，现在会不会逼到绝路上去呢？实在说不准。老大在家里修剪那些花，也不搭理母亲。大概，他也觉得难堪，没什么好说的吧。母亲见了，也不问，由他去包花，由他去出格，什么面子都丢尽了，他自己都把脸抹到荷包里去了，当妈的又能管他到哪里去呢？
老大拿着花出门了。他去找领导。大多数上级领导，是连人带花把老大推出门去。嘴里说去去去，不要胡来。他们的秘书则附和说，烦人，送什么鲜花，神经病！市府的门卫把老大认熟了，不许老大进到大院里。老大就手持鲜花站在大门外等领导上下班路过。
清晨，老大总是比一般上班人更早地站在门外恭候领导的到来，傍晚，他又总是在下班前等候在门外。每出来一辆小车，老大都弯着腰去看，有没有他要找的领导。那次，老大见到小车里的领导，高举着鲜花迎上去，司机伸出手把老大往后面推，嘴里叫骂“神经病”。老大跌倒在路边，手里的鲜花洒落一地。
神经病？神经病！这终于提醒老大了。他找人开的所有病假证明都不管用，说有神经衰弱，这算什么大不了的病，说有风湿病，又不要命，说腰痛，这是谁也查不出来的最好的装病籍口。老大的招数都用上了，连送花这样令人尴尬的办法都想出来了。还是不行。那就装疯吧，这才是真正的绝招，怎么早些没有想到呢，如果一年前就装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用他打送花这张牌。装疯，老大有神经病，这真是太好了，他再不用象个龟孙子一样在人面前低心下首，他要随心所欲地疯说疯笑疯跑疯闹，老大是神经病！哈哈！老大疯了。
在会议饭厅里，老大端着碗就跑。服务员满饭厅追。他边跑边用手抓着吃。就象一只苍蝇一样，赶出去了，又飞回来。看见的人就说，疯了疯了，老大也狂笑着说，疯了疯了。大家议论，是真疯还是装疯？怎么知道？试试他。于是炊事员进厨房，往饭里倒了半瓶煤油，搅拌了，端出来说，你要吃饭，给你吃吧。老大接过碗就刨，有那么一个短暂的停顿，紧接着是端着碗往嘴里倒。炊事员说，看来是真的了。老大跟着学他的话，嘿嘿，看来是真的了。
一时间，老大疯了的消息传遍全公司，也传回家里。那天晚上，弟妹在家陪着母亲，大家都无话可说。忽听有人用树枝敲打窗户，窗上印着人影，是哥哥。他要亦琼打开窗户。亦琼把锁住的木栏杆打开了，老大抱着一束鲜花从石栏那边飞身进屋，一脚踏在饭桌上，再一脚，就跳到地上。弟妹又惊又吓，须知这是二楼，窗户和石栏之间隔着一条壕沟。
老大神情兴奋，满面红潮，说话声音嘶哑。他说他不能从楼梯回来，不能被人看见。他要回来给妈妈打个招呼。妈妈别难过，我没疯，我是装的，我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又对亦琼说，你要多照顾家，多关心弟妹，我无能为力了。这是老大第一次说自己无能为力了，看来他也真是绝望，真是感到自己不行了，才说出这样的话。他只有豁出来了，要疯下去，以疯相拼，誓死捍卫自己的城市居住权。
他把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要说的都说了，不容大家开口，他又拿着花从窗户飞出去了。
从那以后，老大没有再回家吃住，成天在外疯跑疯闹。
老大把公司闹烦了，领导对他说，我们派人陪你去医院看看病吧。老大坐上公司的吉普车，和公司派的两个人去医院。一路上，老大从吉普车的窗口往外探望，他不知是到哪家医院。车子顺着中一路、中二路，驶过了三人民医院，他心里疑惑，怎么没停呢，要往哪里去呢？接着，吉普开过了两路口、上清寺，上了嘉陵江大桥，往江北开去。
老大感到不对劲了，江北有什么医院呢？金子山？金子山精神病医院？他心里一震，搞不好骗他去精神病医院，他没有吭气，有些坐卧不安了，再看看吧。
吉普车沿着江北的公路开了一段，就转向旁边的叉路了。开始上山了，前面传来开山采石的放炮声，石匠挥舞大锤吆喝号子的声音和叮叮当当敲击錾子的手锤声。满山遍野的条石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采石工人象蚂蚁一样布满了工地。这是重庆著名的江北采石场，红房子里有好几个石工在这里上班。采石场的上面就是金子山精神病医院。
老大终于明白了吉普车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嘿，就这样麻到麻到的把我往精神病医院送呀！
他对司机说，停车，停车，我要小便。
护送人员说，忍一下，马上就要到了。
老大说，“水火不留情”，憋不住了。
吉普车停了下来，老大钻出车，背着吉普做小便状。突然，他转身向山下跑去。吉普车上的人发现了，连叫，回来，回来！司机赶快掉转车头跟在老大背后，往下山的路追。
老大回头见了，离开公路往采石场的乱石堆里跑。车上的人下来了，直叫，抓住他，神经病！
老大腾空而起，从三四米高的石崖上拼命往下跳。采石场的石工都停止了手上的活路与吆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有人上前去抓他。追他的人也象被钉在那里了一样，不再叫喊，不再动弹。
老大在石崖下滚，爬起来又跑，逢山跳山，逢崖跳崖，终于瘸着腿，一拐一拐地消失在采石场的山崖后面。
静寂的采石场又开始沸腾了，再次响起了号子声、锤子声。吉普车一颠一颠地下山，往市区去了。
老大在家养好了腿伤，他又到公司去，想找领导谈。办公室的人一见他的身影在公司出现，赶快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卫科，叫派几个大汉来。办公室的人跟老大说着话，那边四五个大汉拿着绳子进屋来了。
老大还来不及转身，就被人按在地上，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只等汽车一到，就要把他送精神病医院。
有人给家里报了信，母亲急得颤惊惊的，两手直抖。“儿多不可牛踩死”，她要去阻止，要去把自己的大儿带回家。她连门都没有关，发疯一样冲出家，跌跌跌撞撞地沿张家花园街爬上观音岩，赶到七星岗的公司去。
汽车停在公司门口，一群人正在把老大往车上拖，嘴里塞着他的袜子。母亲一下子扑上去，拼命喊叫，你们不能这样，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家去。
母亲分开众人，抱着儿子哭，老大，听妈的话，跟我回家，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不要在外面跑。
老大嘴里发着嗯嗯的声音，眼里流着泪。
母亲又对公司的人哭诉，求求你们不要带他走，看在他爸是公司老工人的份上，就放了他这一回吧，他再不会乱跑了。
穆向东吆喝着把母亲拉开，让开让开，什么老工人不老工人的，这不关你们的事。
他们重新捆老大。老大拼命挣扎，无济于事，被人象甩麻袋一样抛进车厢。
看着远去的汽车，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七星岗的马路边哭喊，天啦，天啦，谁来主持公道呀！我的老大呀，他不是疯子呀！我的孝顺儿呀，你的命怎么这样苦啊！
在精神病医院，老大坚持说他没疯，拒绝治疗。越说没疯，越是疯。老大挨电棍打，在地上滚，浑身抽搐，蜷曲成一团，就象当年在防空洞隔离时那样，直不起手脚。他蜷曲在地上，再不敢说自己没疯了。医务人员把他从地上拖起来，老大眼里含着泪花，听人摆布，乖乖地伸出手，打针，张开嘴，吃药，接受精神病人的所有治疗。
不久，亦琼在学校收到哥哥从精神病医院来的信，要她给他带书去。他想看《马克思传》。还说他要争取入党提干，他能做好多事。他要亦琼也争取入党。亦琼很反感哥哥管她的事。还是小时候要哥哥来操心弟妹的事呀？自己都住精神病医院，这跟关监狱有多大差别，还想着对弟妹指手划脚，还想着入党提干。哥哥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干嘛那样狂妄？
亦琼乘长途汽车回到家，带上《马克思传》，去了江北的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围着黑灰色的围墙，很高，在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设施，不熟悉的人，不知这围墙里是个什么单位，看它那样森严的样子，或许被认为是个保密单位或者军事单位吧。山城的军工单位是很多的，象这样的围墙也是很多的。
医院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是大木门，刷着和围墙一样的黑灰油漆。进了木门，是一个厅堂一样的屋子，会客的家属在这里登记，等候见病人。第二道门是大铁门，是焊接的铁条门，门是锁上的。透过铁门，可以看到里边是个大院子，一排平房在院子的那头，挡住了视线，亦琼看不见医院的面貌了。
一会儿，亦琼见护士带着哥哥从院子的平房背后绕出来了。老大麻麻木木地跟在护士身后，慢吞吞地走，一脸痴呆相，脸浮肿得有两个脸大。亦琼很紧张，使劲盯着哥哥，都快认不出来了。护士把老大带到铁门边，隔着铁门对亦琼说，和你哥哥好好谈谈吧，开导开导他。
护士坐一边去了。亦琼隔着铁门，叫声哥哥，哭起来了。
老大脸上有了表情，他手抓着铁门，笑笑说，别哭，没关系，都是打针造成的，以后出去就好了。
亦琼说，这样做值吗？玩命呀。
老大说，有什么不值的，总比一辈子蹲山里的防空洞强。我会憋死的，真的要发疯的。我不会老待在精神病医院，要不了多久就会出去的，我以后要做好多事。
他问亦琼，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亦琼赶快打开包，说，带来了。
老大从铁门里伸出手接过书，翻起来，扉页是马克思夫人燕妮相，老大停下来，说，真美。瞧了一会儿，他又往后面翻书。边翻边说，这里看书要受检查，这书没问题，一会儿交给护士过目。
看哥哥说话的光景，头脑很清醒，脑子不会有问题。亦琼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了。
护士往这边走来了。老大说，我要入党！出了医院就争取入党提干。老大连比带划，显得很兴奋。亦琼感到吃惊，怀疑哥哥是不是真的神经有问题。你怀疑我是吗？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不要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入了党我就翻身了。我可以做好多事，我比好多人能干，我的计划都要实现。
亦琼说，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院，不要东想西想的。
老大说，你真的认为我有病？
亦琼一下子语塞了。你没病也得早些出来呀。老住在里面，没病都搞得有病了。
护士来到铁门边，拿起书，翻了一下，说，马克思的书可以看。把书给了老大。对亦琼说，时间到了，下次再来吧。然后对老大说，走吧，该吃药了。
老大脸沉下来，又一副痴呆相，麻木地点点头，跟着护士往里走。亦琼看着哥哥远去，他回过头来，亦琼隔着铁门摇着手。他转过平房去了，亦琼看不见哥哥了。
去防空洞工厂工作的同事，把老大疯了的消息带进了大山，防空洞工厂的领导听说了，把老大的同事找去了解。
－－真的疯了？
－－真的，还喝煤油汤。
－－进精神病院了？
－－进了。在医院读马克思，还读给其他病人听。书上有幅马克思夫人的相，也被人撕下来了，疯子都抢着看，说是美人相，争着要娶她。在单位都传开了。
防空洞领导又把老大的档案调出来看。看照片，理个齐齐的平头，很精神，脸很方正，还算英俊，嘴唇很薄，闭着，似笑非笑，是嘲弄还是倔强？真的疯了就可惜了。出身很好，父母都是工人。本人表现一般，文化革命中为看反动书籍隔离审查。身体健康，没病，更没有神经病。
材料中还有一封老大给防空洞领导的信，说他没有申请到防空洞工厂工作，原单位领导整他。恳请把他的档案退回去。他跟他们没有冤仇。他不会来的，他们永远只会得到一个“纸人”——档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纸人”？防空洞领导陷入了沉思，第一次听人说档案是“纸人”，那决定人的命运的档案竟是纸人！两年来，他们接受的只是一个纸人，对这个纸人的真身——老大，他们连见也没见过，就把他算为在册职工了。多么荒唐的事！防空洞领导迅速和人事部门开会研究，决定退回老大的档案，不要了。宁可补发他两年的工资，也不接受了。
防空洞工厂给老大的原上级单位去函，说老大两年没去报到，他们不打算要了。听说老大生病了，他们愿意付给老大两年的病假工资，把“纸人”退回原单位。靠着这种恻隐，老大的档案在防空洞工厂置放了两年之后给退回重庆。
六年以后，防空洞工厂解散了，从上海迁来的工厂部分回上海，从天津迁来的研究所却进不了天津，没有地盘了。中央同意他们重新选址，研究所迁到滨海城市大连。从重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回原单位。经营了十多年的三线工厂破产了，就象老大说的那样打了短命。
工厂迁走的那天，通往乌江的公路被当地农民挖断了，全村男女老少拿着铲子，扛着锄头，堵在防空洞门前，不许把机器运走。
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哟，我们的蔬菜卖给谁，我们的鸡蛋卖给谁？我们到哪里去做下力的零工？你们这一走，不是把我们全村的活路给断了吗？要走把我们也带走，给我们安排工作！
这个村的农民，在三线厂搬来之前没有见过汽车，一家人合穿一条出门裤子的农民就有好几家。工厂迁来了，工人好奇地看见缩在床上没穿裤子的一家农民，把自己的裤子丢给他们。工人用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换农民两个鸡蛋。靠着工厂，村里跟着富起来。建厂占了农民的地，农民就在厂里干杂工，修房子用的砖瓦也是在村里农田办的砖瓦厂烧的。工厂赔钱买土买地，安排农民的工作。这一走，不是要把富裕起来的农民重新推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吗？从穷到富的日子好过，可是从富倒回到穷就难过了。农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拦在公路上，死活不让走。要走，就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反正也是不活了！
搬迁停了两天，县里来人了，把公路重新修好了。三线厂的人走了，剩下修的厂房、宿舍、防空洞却不能搬走。这里离县城远，房子县城用不上，农民自发接管了厂区，宿舍用来养猪关牛，防空洞车间用来储放红苕、苞谷，堆放农具。搞三线建设究竟损失了国库多少钱财，这是个天文数字，而那些在三线建设中沉浮的个人命运，则象乌江风浪中的小船一样，在旋涡中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