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众说纷纭-苦婚

涂俏>>苦婚

第二十八章众说纷纭

(一)

在上一章里,我介绍了和3位房东访谈的情况,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供3位村中人对“二奶”村落的各自看法。

在村中“企街”时,我和鞋匠小于成了好友。他曾在1月31日晚带我赌过香港马。以后我稍有空闲,都会坐在他的补鞋凳上,伸出一只脚,让他替我擦皮鞋,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小于既靠这个村安身立命,又对这个村心存怨忿。他的内心有很深的隐痛。这个村,是他闯荡深圳的第一站,让他能够凭手艺赚钱。当他站稳了脚跟之后,立即将老家的女朋友千里迢迢带过来做帮手,企望双飞双宿开创新生活。女友又年轻又漂亮,确实是他手艺和生活的好帮手,只是没帮上他多久的忙,毫无征兆地跟一个供她好吃好喝的香港人跑了。从此后,他看淡一切,不思婚恋。如今,他已35岁大龄,是一位贫穷的王老五。

广东沿海地区是富裕者相对集中的地方,也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的爱情与婚姻容易脆化,就连鞋匠小于在老家苦心经营的爱情也难以幸免。听他不止一次说起被金钱夭折的爱情,看看他头顶有些花白的头发,我除了同情之外,也只有唏嘘不已。

2月12日中午,我出门买酸奶喝,小于正在百无聊赖地等候补鞋的顾客上门。我给了他两元钱,让他给我擦皮鞋。这时,正有几个年轻的女仔从我们身边款款走过。我灵机一动,给他出了一道题:从即时起,请他辨认经过我们身边的女仔是不是“二奶”。

这个题目对于小于来说并不难。他是1992年来到海湾村补鞋的,此后便没有离开过。他依靠手艺吃饭,每天工作大约12个小时,贫穷而辛劳。村里的居民也渐渐熟悉了这张脸。他每天坐在村口补鞋,慢慢认识与了解村中每一位“二奶”,但很少深交。他告诉我,这些女仔将钱看得很重,真正跟香港人有感情的人并不太多。

中午1时30分至2时整,半个小时的时间,走过去27位女性,小于一个个或者认真察看,或者瞟上一眼,然后,告诉我,很肯定地告诉我:一共有21位“二奶”。

临时的“田野作业”,换来这么高比例的“二奶”数字,不禁令我咋舌。

说起“二奶”村的形成,小于深有感慨。1992年的海湾村,由于开发较晚,还是一个破旧的小渔村,“二奶”并没有现在那么多,因为附近都是工业区,内地涌来“淘金”的女仔在这里租屋而居,到工业区去上班,也有一些女仔操起了皮肉买卖。慢慢地,打工的为了寻求稳定,做“鸡”的女仔为了追求安逸,大多与港人相好,做了别人的“填房”。这些“二奶”又牵线搭桥,介绍同乡与亲戚女仔来做“二奶”,就这样逐渐形成“二奶”村落。

9年之后,这个村的“二奶”已经不如原先那么多了,逐渐有“二奶”搬迁出去。一则因为有些“二奶”生了孩子,港人开始给“二奶”分期付款置楼,二则村中的费用太贵,港人为省钱,将“二奶”转关外居住,这样可节省多方面的开支。

“我觉得她们被人包养,其实就是找碗饭吃,好像我补鞋一样,是一个就业机会。”小于的一席话,真叫我哭笑不得,好半天,我才吁了口气。

一个年轻女仔,年纪也就二十三四的样子,踏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虽是早春2月间,天气还是有些阴冷,她已是一副夏天的装束。短袖T恤下,露出一双凝脂似的细腻和洁净的手臂,胸脯骄傲地高高耸立,V字领下呈现迷人的乳沟,梦样的目光,温柔的笑容,妩媚的脸庞。只是嗓子有些粗,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小于说:“回头来拿。”随即扔下一只坡跟鞋。她说话的时候,望也不望鞋匠一眼,只是撩起眼皮,将目光在我脸上横扫一番。鞋子落下,人已荡开。撑一把遮阳伞,顶着阴冷的风,走到大巴站候车。

“熟客吧?”看她那种样子,扔下鞋子就走,不交待鞋子坏在哪里,也不问价钱,我猜是个熟人。

“二奶!”小于抬起脚,狠狠地将那只坡跟鞋踢得靠边趴下。那一脚,仿佛踢在“二奶”的胸前,让小于特解气。这就怪了,刚刚还很宽容地说“二奶”不过是个就业的饭碗,现在却把她们当作破鞋来踢一踢。他怎么啦?

我很快想明白,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女友,肯定当了港人的“二奶”。所以,他对这种女仔既理解,又怨恨。我始终没有问他女友的情况。我不想将他的旧伤疤重新撕开来。那太残

酷了。

(二)

阿春家的底层店铺中,有一家收售旧家私的店面。店面40多平方米,十几张席梦思和配套的床头、床架,五六台窗式空调,两台25英寸彩电,4个大衣柜和一些破烂家具,挤挤挨挨地团在一起,仅给老板娘小周一家的活动范围留出过道上的一条窄缝。小周和她专门上门收旧家具的老公,以及一双儿女就住在阁楼上。春天来的时候,店铺地面上潮乎乎的,所有的旧家具仿佛都能拧出水来,连大立柜的镜面上都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朦胧。

每次我走过这家店,只要向店里张望,总能看见小周坐在一张八成新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外过往的行人。她的店铺窝在村内一条小辅道上,不是熟人熟路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她做的都是熟客生意,这些熟客就是住在附近的“二奶”。

3月13日,结束“卧底”“二奶”村的前一天下午,我在小周的店内同她聊天。聊天时,小周的手一刻也没有闲着,拿一块干净的抹布不停地抹着旧家具上的灰尘。几丝下午的阳光斜映在旧衣柜上,在那带有丝丝倦怠气息的阳光中,有无数的微细尘埃在飞舞。

小周是江西上饶人,今年30岁。她有一口四环素牙,笑起来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掩着嘴。她的身段娇小,不超过1米53高,在十几块席梦思床垫竖立起的店堂内,她就像一个能举得起超过自己重量好多倍的勤劳的蚂蚁。

小周的大伯很早就来深圳淘金,那是1989年,在附近的村庄帮人干苦力。他发现,常常有香港人将用过不久的家具、电器抛掉。大伯觉得乱扔东西很可惜,更何况是还能用的旧东西呢!大伯就在一幢大厦的后面利用废旧建材自行搭了一个窝棚,开始收购并售卖旧家具。随着日月流逝,就这样从小做大。大伯让自己家中的3个孩子以及小周父亲一家的孩子都飞速来深,各自占领不同的村庄,悄悄开起了各自收售旧家具的店面。

小周是这一大家子中来得最晚的。去年10月份,她才带着老公和一双儿女,栖息在我所租住的这个村里。她是个苦命的女人,15岁帮妈妈走街串巷卖水果,16岁帮人家带小孩子,19岁跟老公结了婚,两公婆买了一辆残疾人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载客。后来,由于谋生太不容易,才听大伯的话,来到深圳。这个时候,城市管理很严格,她不可能自己搭建窝棚,只能租间店面做生意。这个店面的租金,是她向在邻村开店的姐姐借来的。

“旧家具是什么人扔的呢?”我问。

“全是那些‘二奶’呀!”小周皱着眉头,摇着头说,好似很不耐烦似的,“这个村里,总有‘二奶’被人抛弃,香港人不来了,‘二奶’交不起租,挨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最后,被二房东赶出来。家具被没收后,二房东就会上门来叫我们去收。”

“一般多长时间有人被抛弃,丢家私?”

“这可不确定的,有长有短。一般一个月至少可以收到三四家东西。昨天刚刚收了一家,还堆在门边。”小周指指门边那堆窗式空调、电扇、煤气灶等家电。

我环顾四周,指着席梦思床问:“收这个要多少钱?”

“两三百块吧!要看新旧程度而定。”小周说。那张席梦思床,在这条街前面的家具店中有同样款式的货品,至少要花1800元左右。详细问过小周后,我才知道,收过来的家具特别便宜,卖出去后,两相抵消,中间的差价也很可观。比如说,一个大衣柜收过来60元,卖出去110元。一台25英寸松下彩电(七成新)收过来400元,卖出去650元。

“什么样的人来买家具呢?”我像个“包打听”,幸亏小周听出我的江西口音,对我的百般询问并没有什么警惕性。

“‘二奶’呀!”

一般香港人包了女仔,租下房子后,不会自己出门买家具,而是拿一笔钱给“二奶”去

添置。“二奶”拿了港人的钱,一般不会买全新家具,只是购进大约九成新的旧家具,以次充好,节省三四成的钱可以装进自己荷包。

在海湾村里,出售新家具的店仅有一家,卖旧家具的铺面却有4家。此外,还有几位靠倒卖旧家具生活的个体户。这些个体户与二房东的关系不错,不用开店,灵活地在“二奶”中进行倒买倒卖。

小周等4家旧家具店的生意能够经营至今,一直仰靠“二奶”们的帮衬。没想到港人包养“二奶”,还带旺了相关产业,真令人匪夷所思。

(三)

海湾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行当——黑的,也就是非法营运私家车。

最早在休闲区的草坪上跟刚认识的阿婷聊天时,我就曾望着村内主干道上的私家出租车发呆。每天早晨,他们开着私家车,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在这条道上排队,前一辆车绝尘而去,后一辆车逐步往前挪动。有的司机为了保养或是省油,干脆人在车外,用手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他们在干什么?”我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是什么游戏规则。

阿婷笑着告诉我:“跑私家出租呗!他们原先用摩托车载客,专门送在村里居住的香港人去皇岗口岸过境。每天一早,都排队等着送港客哩。这两年取缔了电单车,他们也鸟枪换炮啦!买了台破车,跑跑私家出租,与有牌照的的士抢生意……”阿婷告诉我,他们几乎都是重庆人,买的均是套牌车,车子都很破很旧,最多不会超过两万元。他们一天最多跑上三五趟,现在基本上处于亏本状态。

这就是说,这些黑的营运的好坏,主要看居住在本村港人的数量多少而言。这又是一个因“二奶”群落而派生出的特殊行业。

深圳的出租车,港人叫的士,起步价在国内是最贵的,上车就是12.50元,少不得半毫。私家车非法投入营运不用缴纳任何税费,成本很低,比登记在册的的士要便宜得多。黑的没有计价表,一般是上车讲价,价格随运程远近而定。有些价目是市场上俗成,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到皇岗口岸是10元,到附近几个村子也是10元,到罗湖口岸是20元,无论如何都比打的便宜。

我隐姓埋名住进海湾村,各项开支都很大,为了节省开支,每回出村办事,都打黑的。我打车的习惯是,尽量搭乘同一辆车。这样一来,我与王庆毅先生成了朋友。

王庆毅今年38岁,瘦精精的重庆人,原先曾吸过毒,很快就戒掉了。为了谋生,买下一辆川路牌农用车在家乡跑运输,每天拉泥土,拖砖头,只能勉强糊口。听乡里人说在深圳买个二手车跑出租很赚钱,就将农用车转卖掉,带着钱跑到深圳来谋生。

每次坐他的车,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扯出“二奶”与港客的话题。王庆毅是个喜欢“摆龙门阵”的人,往往就他的所见所闻作绘声绘色的描绘,竹筒倒豆子似的告诉我村中一些事情。

王庆毅说,比起90年代初,如今的“二奶”少多了。“二奶”最多的时候,是在1996年至1997年。那时,很多港人在村里过周末,每到星期一早上就往皇岗口岸跑,赶往港九上班。有再多的车都能拉到港客。现在香港经济不是很景气,货柜车司机赚钱越来越少,一月最多赚两万多元,假如有司机想赚5万元,那准得夹带货品走私。早些年,香港人在风月场所结识一些风尘女子,有的把她包下来当“二奶”。一些做过“鸡”的女孩子守不住自己的心,被人包后,由于独守空房,寂寞难当,常常跟老乡或是酒吧里的陌生人鬼混,或是再次出门去卖,惹得港人大怒。这些港人接受多次经验教训后,不再包从良的“鸡”。所以,现在被包的“二奶”中,以刚从家乡出来的工厂妹居多。港人认为她们干净,在金钱和物质方面相对容易满足。

自1994年秋天开始,村中的主干道上,开始停泊着专门接送香港人的摩托车。摩托车仔将村中的港人送到皇岗口岸或是别的地方,在皇岗口岸接来香港货柜车司机,送进村中。当时的摩托车仔有四五十个,各自为政,互不答理。

1998年之后,摩托车仔越来越多,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

1999年,一两位精明的摩托车仔在赚了些钱后,偷偷地买来二手车开始接送港客。比起摩托车来,私家车安全、便捷,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很快,私家车的生意便火旺起来。那时,一天可以赚到好几百元钱。不久,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摩托车仔都鸟枪换炮,即便是借债,也一律换上了各款各样的私家小车。如今,村中专门跑运输的私家车总数在50辆左右。每月车辆在主干道上排队候客的地盘费用也上升到了500元。

最有意思的是,每天傍晚时分,这条停车的主干道上,竟然严禁停泊私家车。原因很简单,要让位给从香港或外地回村的香港货柜车。村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自每晚6时起,为照顾香港货柜车的停泊,私家车接送客人时,不准停泊在村中。因此,50辆私家车常常在保安不留意时,偷偷溜进来,接上一两位客人就走。或是集体在村口兜圈,等待客人。

2000年9月份,王庆毅来深后在车行花18000元买了辆夏利车。这辆二手车车况很差,王庆毅倒是满心欢喜。他在127栋楼的三楼,和另外3位司机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生意虽然不太好,他仍兴致勃勃,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带给妻儿梦想中的生活。

我每次外出,都坐王庆毅的车。他把我当成好友,认定我是一位善良的被人抛弃的“二奶”,说什么都不避讳我。谈起村中“二奶”的状况,王庆毅撇撇嘴说:“那些‘二奶’们,哪里收得住心喽?晚上,只要香港人不过来,她们总是一个人出去玩,不是去卡拉OK,就是去附近的村消夜。晚上一两点钟,还有‘二奶’打电话来,要包我的车出门逛逛。”

“我跟你讲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是深夜。一个女孩子打我的手机,要包我的车。上车后,我好奇地问她:‘你一个人出去,你老公让不让呀?’

“她回答我:‘我老公又不在,他在香港哩!’

“‘现在这么晚,你出门干什么呢?’

“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找老公喽!’

“这一下,倒将我噎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照我的眼光来看,做香港人的‘二奶’实在是太不值得。每个月不就是那几个钱,还整天担惊受怕。我是一个农村来的人,传统得很,看不惯这些女孩子。你现在年轻漂亮,过几天老了,怎么办?依我看,不如找一份工作,再找一个婆家,虽然每个月只挣几百元,总是心安理得……

“还有些‘二奶’,纯粹是为了骗港人钱的。原先有位‘二奶’经常坐我的车跑来跑去。她跟了一位香港人才一年多,买了房与高档电器。女孩子很漂亮,也很寂寞。男人有段较长的时间没有过来,她就不知怎么地吸上了毒,没钱用,将房子与电器都卖了,人也跑了。现在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世上……”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调低了下去,有一种担心在里面。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位很善良的重庆人,对陌生女子也有一份牵挂,一种同情。

2004年4月10日,我有事重返海湾村,打电话给王庆毅,让他出车送我回市区。3年了,王庆毅还记得我,问我这3年来在哪里发财,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我说还好,还那样。他说,那就好。他告诉我,半个月前,他因非法营运,被口岸交管大队逮住了,车已经被扣下了,正在想办法。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王庆毅说,正在筹钱买车,不久就可以上路了,他欢迎我搭乘他的新“二手”车,希望我继续照顾他的生意。

在海湾村非法营运的黑车,由于“二奶”的日益减少,有关部门的大力整治,已经日薄西山了。

夜读笔记(二十三)

人类在婚姻制度的确立上,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比较,最终选定的是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是地球人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

一夫一妻制在私有制时代,是片面的,虚伪的。恩格斯指出,在大量财富集中于男人之

手的时代,只是“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中国,最高奖赏是贞节牌坊,男子则以“三妻四妾”为荣耀。一夫一妻制惨遭破坏的历史,不断上演着良家妇女声声血泪的悲情苦剧,分明是一部妇女被压迫被奴役被玩弄被歧视的屈辱史。

不平则鸣,有见识的女性不断发出反对纳妾的呐喊,强烈要求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据《世说新语》、《五杂俎》等记载,东晋谢安的夫人刘氏坚决反对丈夫纳妾,谢安想纳妾又碍于脸面不便向刘氏开口,就请几个能说会道的侄儿为他当说客。在刘氏面前,这几个人果然伶牙俐齿,根本不提谢安想纳妾,而是推于太极,大量引经据典,对她大谈男人纳妾是“先王之礼”,自古皆然。刘氏问:制定这礼的是什么人?众侄儿立即抬出大权威来压她,回答说:“是大圣人周公,就是帮助武王伐纣,后又辅佐成王坐天下的周公。”不料刘氏冷冷一笑,斥责道:“闭嘴吧你们!周公制礼,主张男人纳妾,要是周公的夫人制礼,一定不让男人纳妾!”众侄儿一时无话可说。

另据王文濡《笔记小说大观》——

谢公(谢安)既深好音乐,颇欲立(很想养几个)妓妾(艺妓)。兄子外甥辈微达此旨(知道他的心思),共问讯刘夫人(探听她的口气),因方便称(找机会称赞)《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这两篇诗都歌颂后妃为君主引见姬侍而不嫉妒的德行)。夫人知以讽(劝说)己,乃问:“谁撰此诗?”云:“是周公(周武王之弟)。”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尔,若使周姥来撰诗,当无此言!”

刘夫人的话,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她断言,不论是周公夫人制礼还是撰诗,一定不会赞成男子纳妾,言简意赅地揭示出纳妾是男权主义的产物,是当政的男人们行使的霸权。

谢安夫人刘氏是中国妇女维权的一个典型,表达了广大妇女破除丈夫纳妾的强烈愿望。

可以说,为人之妻的妇女们即便身陷“夫为妻纲”的时代,为了维护一夫一妻的模式,千百年来的呐喊与抗争就没有停止过。

让我们看看唐初宰相房玄龄夫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在皇帝面前,是何等地视死如归!

房玄龄(唐初大臣)夫人至妒。太宗(李世民)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你是愿意不再妒嫉地活下去,还是愿意宁可妒嫉而被赐死呢)?”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鸩。”(房夫人)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常畏见,何况于玄龄乎?”

——宋·李昉《太平广记》

皇上派皇后劝说,又用饮毒酒相威胁,都无法改变房夫人捍卫妻子尊严和情感的初衷。另一则“宁妒而死”的故事亦发生在唐朝:

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皇帝赏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烫伤两个宫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赉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应当)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之;若妒即饮。”柳氏拜敕讫(拜谢皇恩后),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瑰今多内嬖(妾),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宋·李昉《太平广记》

任瑰妻子认为,她与任瑰原本是结发夫妻,一同从贫贱中走过来,互相扶持,才抵达荣华富贵之地。这时候,如果任瑰又娶小妾,那我的确不如死了的好。任夫人与房夫人宁妒而死,为的是维护夫妻间情爱的专一,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把她们一律扣上“妒妇”的帽子,是不公正的,是男权制下的霸权话语。

现代男人们为了给自己找情人、包“二奶”找一个理由,公开宣称自己的游戏规则是“喜新不厌旧”,仿佛这样就可以逃避自省和道德的谴责。这种男人忘记、忽视和排除了婚姻与爱情的排他性。弗洛伊德从性的能量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每一个人的爱只有一定的量。如果这种爱付给一个“第三者”多了,那么,给妻子的爱就必然会少。

清代女子余媚娘深知丈夫能量的有限性,结婚前要求丈夫发誓不娶小妾,当丈夫违背承

诺,余媚娘为了夺回丈夫全部的爱,竟然把丈夫的小妾杀死在密室中。

余媚娘者,才妇也,夫亡,以介洁(高洁)自守。陆希声时为正郎(官),闻其容美而善书,巧智无比,俾仆人中善言者游说之。媚娘乃约媒曰:“陆郎中若必得儿侍巾桎(侍候,做妻子),须立誓不置侧室,及女奴,则可为陆家新妇。”希声诺之。既归二年,夫妻敦睦。无何,希声又获名姬柳舜英者,姿殊丽,逾于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衔不发(深藏不露,一声不吭)。异日,令迎入宅,与之同处。比间(一天),候希声他出,即召舜英闭密中,手刃杀之。

——清·虫天子《香艳丛书》

余媚娘以非常极端的手段,怀恨报复了丈夫违背诺言私下纳妾的行为,果敢,大胆,而且血腥,维护了婚姻的专一。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过于诡谲。柳舜英有什么错呢?她从良做了人家的小,是那个时代她这种美眉最好的选择,是不公正社会里所能给予她的最好的人生道路。干吗把她杀了,而放过“主犯”正郎官陆希声呢?他不去勾引柳舜英,柳怎么会死于密室呢?“夫为妻纲”,余媚娘再折腾,都得在纲常前矮挫下去,继续呵护、关爱着她的婚姻。妻以夫荣,余媚娘果然守得云开见月明,陆希声直做到了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她也成了“高干”之妻,荣耀得可以了。

主张或者维护婚姻专一制,仅有女人是不够的,毕竟妇女只是“半边天”。

两性关系中的另外“半边天”是男人,是丈夫,没有他们的参与、主张、遵循,或者说身体力行,一夫一妻制是无法进行到底的。对于妻子来说,产生于宗法时代的“丈夫”这个词本身就天生地涂抹了一层尊贵的油彩。“夫”,“夫子”,那是尊敬的师长。“夫”,“夫君”,那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事夫如事君。“丈”,“倚仗”,丈夫是妻子必须倚仗的尊贵者。在名称上,“妻子”就比“丈夫”矮三分,还奢谈什么平等?从夫妻的角色定位来看,“一夫一妻”的主动权掌握在丈夫的手里。

男性里面,呼唤专一不肯纳妾的人也还是有的。往远里说,有北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说到司马光,就会想起赵丽蓉的“司马光,砸缸!”的念白。司马光想卖掉自己的坐骑,交代卖马的老兵说:“这匹马夏天以来患有肺病,如果有人来买,请先说明。”老兵笑他太愚拙。在当今,市场上就缺失他这种诚信。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纳妾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官居要津,他们的夫人尽管内心打翻了五味瓶,还是笑吟吟地主动为他们纳妾,不料被他们打发出了门,让这两位夫人大喜过望,一时传为朝野与市井间的佳话。

往近里说,就说维新变法首领梁启超吧。

梁启超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坚决反对纳妾。他在变法失败后出游美洲时,一位华侨姑娘对他产生了爱情,梁启超也很喜欢这位姑娘,但他以理智战胜了感情。他对姑娘说:“我和谭嗣同首倡不纳妾,我已有妻子,不能违背自己的主张和你结婚。”

王安石、司马光、梁启超等大男人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在纳妾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都持反对态度,是一夫多妻制时代里眺望婚姻专一的新曙光。

破晓的曙光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挂在东方天幕上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共和国的婚姻法共八章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及变相的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独立自主,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维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型婚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在法律的层面上终结了漫长而丑恶的纳妾陋俗。随着《婚姻法》的实施,纳妾终于变成了远去的历史。

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西方《圣经》的《彼得后书》里,十二使徒之首的彼得说过这样的话,指责那些弃真道的假新知重新犯罪。他们曾经脱离了世上的一切污秽,可是,这些人退后了,又被污秽缠裹,重陷丑恶的泥坑。

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然而,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那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警惕啊,男人们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