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弯下腰扶起金太光的妻子：“大嫂，实在对不起，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会把你家安置好的。”郑天良眼圈也红了，他鼻子发酸。

沈一飞过来拉走了金太光的妻子，他说：“郑主任会为你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先把后事处理了再说。”

这时一个推着平头的中年人站出来说；“不行，先谈好条件，人才能下葬，不然我们就将死人抬到乡政府去。”

沈一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大声地说：“你们不要再逼各位领导了，出事故完全是意外。你们现在谁能代表死者家属谈判？”

推平头的中年人说：“我是他哥哥，我跟你们去谈。”

沈一飞说，“先将死者抬回去，然后我们才能谈判，如果你们把人抬到实验区办公室，性质就变了。”

在沈一飞的果断地应对下，死者金太光被抬走了，谈判也同时在实验区办公室开始了。郑天良要陈凤山和郭克林一起去谈，沈一飞说：“各位领导都不要去，你们考虑宏观上的大事，这样的事由我来处理就行了，我会把结果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郑天良将陈凤山郭克林招进自己的办公室商量对策，他们怕死者家属闹事，更怕提出无理要求，陈凤山说：“都是黄以恒这个王八蛋，他要是保证资金投入，我们租几台起重机来吊装，也不至于出人命。”郑天良这次没有对陈凤山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退路又没有出路的绝境中，他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脆弱，现在如果黄以恒要想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小鸡一样容易，他是刚出壳的一只小鸡。

后半夜三点四十分，沈一飞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此时疲惫和焦虑的郑天良和陈凤山郭克林正坐在苍白的灯光下等结果，结果出来了，赔偿意外死亡补偿金一万四千块钱，外加丧葬费一千五百块钱，共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一手交钱，一手安葬死者。沈一飞说：“他一开口要价五万，还要领导们参加送葬。我就说，你这是意外死亡，又不是领导们害死的，完全是无理要求。再说这次意外死亡死者本身也有责任，杠子是死者的，而且避让不及时。还有乡下盖楼房都是用杠子抬的，要是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一分钱赔偿也弄不到，金太光哥哥总算同意了现在这个方案。”

陈凤山高兴得跳了起来：“郑主任，我们这个办公室主任选对了，沈一飞真是谈判的一把好手，要价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郑天良没说话，他想死者也是怪可怜的，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条命，钱可以复制，而命却不能复制，实验区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赔，只能如此了，后来他对沈一飞说了一句：“明天让财务上安排一下钱，越快越好。”

沈一飞在等待着郑天良表扬，可郑天良就是不说，沈一飞又问了一句：“郑主任，你看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我再去谈。”这多余的一句话纯属节外生枝。但这句话使郑天良无法吝啬地说了一句，“我看合适。”

这天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遇到了玄慧寺的悟能法师坐在他的椅子上对他进行审判，而审判的内容与法律毫无关系，悟能法师说：“欲海无边，佛法苦渡；墨汤无源，此中有我”。接着郑天良就被一股从天而降的黑色巨浪卷走了，他呛了许多口又咸又甜的水，在滔天骇浪中，他看到了讨饭的姐姐和肥胖的赵全福还有耿天龙等人坐在船上向他扔过来救生圈，救生圈始终离他只有几厘米，他就是够不着，他向岸上呼喊，岸在一万里之外，岸边坐着几个人，脸色很模糊地抽烟并且翻开了一张图纸，不知道在叽咕着什么。此时站在祥云之上的悟能法师对奄奄一息的郑天良说：“心狱自炼，万劫不复。”声音带有回声，类似于从电影院里发出来的。

郑天良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窗外漫进来，屋内被阳光很不公正地分割成歪歪斜斜的几块，他面对着窗外的阳光发楞，梦中的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沈一飞喊郑天良吃早饭，食堂里早上为郑天良特地准备了鸡蛋炒饭和豆浆，沈一飞给郑天良端来一份酱排骨，郑天良有口无心地吃了几块，把早饭完成后，他到财务科问县里的钱是不是到账。财务科会计说早上刚到，只有三十万。郑天良气得骂了一句：“妈的！”

现在有一点钱就买一点材料，这哪像是搞建设，简直是让这群人在练习如何挤牙膏，牙膏是不可能一次性挤完的，所以郑天良只能今天用一点钱去买水泥，明天用一点钱去换砖头，后天再付一点钱给建筑工程队。陈凤山说江村砖瓦厂厂长坐在实验区要钱，欠的二十万块钱不付的话，这个厂就要垮了。郑天良说只能先付十万，还得给三条路上付十五万筑路费，不然民工全都要回家。路基如果夏天没有完工、沉降，下半年就无法铺沙石，年底市场开业就是白日做梦。

而上午，最要紧的事是将一万五千五百块钱先提出来付给死者家属，没有比死人更重要的事了。沈一飞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将这件事全部处理好了。

郑天良给黄以恒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打算还让我这里死多少人？”

黄以恒说：“还差二十万如果明天不拨给你，我撤了老蒋的职，如果撤了老蒋还不兑现，我就将我坐的这辆车抵押给你。”

郑天良说：“不是差二十万，而是一期投入还差一百二十万没到位，追加的钱要不要开常委会讨论，我随时准备回去参加讨论。”

黄以恒说：“追加的款项我已经跟各位都通了气，完全同意，只要贷款资金能周转过来，马上就拨给你。”

郑天良在电话里以哀求的声音说：“我的大书记，你县城两三个亿的盘子，可你却对我这三两百万这么划拨，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是支持我的，又叫我怎么面对社会上的那些谣传。”

黄以恒说：“你是不会听信谣言的，这一点我对你十分放心。县城的工程虽说有两三个亿的盘子，但大都是专款专用，计委的账户上从来就没超过两百万，你也应该想想我的难处，这三十万还是从财政局账上划过去的，是发工资的钱，你不信就去问财政局李局长。怎么能说我不支持你呢。”

郑天良放下电话后，觉得黄以恒就像夏天一台运转不正常的空调，该放冷气的时候送暖气，当你正准备拆下来送去修理，它又开始送冷气，于是你就坐在冷气中又开始吃饭，刚端起碗，它又送来了暖气，你说它坏了，它却好了；你说它好了，它又坏了。郑天良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意，以一种清晰的态度来对待黄以恒，所以他跟黄以恒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富有诗意的飘忽，然而工作不是诗歌，更不能朦胧。黄以恒让郑天良这个尖锐而平面的人终于过上了诗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