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去告这帮贪官污吏！”
郑天良总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几句：“你先回去，等情况弄清楚后，不管是谁的儿子在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我叫他吃进去再给我吐出来。你的彩电问题，由我来负责落实。”
段老用棍子顶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几天？”
郑天良说：“如果确有其事，明天。”
段老说那我就看你的行动了。
郑天良感到有点窝火，他跑到黄以恒那里气冲冲地说：“段老彩电的事，你给他一个交待不就行了，将球踢到我办公室，让我一大早上班就挨骂了个狗血喷头。”
黄以恒笑了笑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骂就骂几句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去一支烟：“商业局这一块是你分管的，彩电计划的事段老找你并没有错。中午省计委周处长来考察黄淮海农业开发计划，你也参加一下吧。”
郑天良被黄以恒温和而简练的回答呛住了。回到办公室，他让政府办打电话找耿天龙立即到他办公室。
商业局耿天龙局长不知道郑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进郑天良办公室的时候，还开了一句玩笑：“几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说过，合安县的未来一定是你们这些少壮派的。”
郑天良绷着脸嘴里喘着恶气，他没让耿天龙坐下，手指耿天龙头发稀少的脑袋：“有你这样混帐的商业局长，合安县是没有未来的。”
耿天龙见郑天良出言不逊，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郑县长一大早吃枪子了，火气这么大？”
郑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枪毙了，你给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应的事拖两年，你这是什么作风？”
耿天龙一听这事，笑了起来：“我当是天蹋下来呢，这还不容易，我明天给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电去。这个老革命是文盲，不识字，你不要跟他计较。”
郑天良还是不让耿天龙坐下说话，耿天龙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郑天良对面的椅子上，他在郑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出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子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部门，我家小强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点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点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子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高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配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部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出现，指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管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管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出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乱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感，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马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形式出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马坝乡，他只是提出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出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做出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