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裤裆，骑自行车路过的郑天良下车后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这破技术，还骟牛卵子？让牛给你骟卵子算了。”围观的群众都笑了起来。郑天良从小丁的手里拿过刀子，熟练地在刀布上荡了两荡，然后说：“看我的！”只见郑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屁股后面，当惊魂未定的小牯牛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郑天良手攥锋利的刀子往牛裤裆里一伸，众人一声惊叫还没落下余音，两个滚烫的牛卵子已经在郑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着向前窜去，人群中一片欢呼。此事在乡政府被神话后，有人在闹不同意见时就说：“再胡绞蛮缠，就让郑书记将你骟了。”

郑天良自己不到县里去，但县里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工作，每当此时，郑天良就让副书记副乡长们去应付，中午在马坝红灯笼酒店吃饭则是从来不参加，副书记副乡长们陪同后还得要逼着交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套什么近乎，你非要逼着我陪，还得交三块钱，我在食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马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牛卵子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们基层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强”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觉出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马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能做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头。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性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干部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动，在流动中用活干部，在流动中发挥干部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流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马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干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交流。”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邦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出发，郑天良交流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高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一个干部。”

陈书记摘下眼镜，用眼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交流出去这是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点和优点，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子。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管干部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捅漏了的筛子。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头，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滚热的椅子上离开然后做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陈书记和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于部长一起跟郑天良在陈书记办公室谈话。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很不习惯，屁股陷在弹簧里很不踏实，他连自己那张木椅子都坐不惯，他喜欢在乡间田头跑，有时候他怀疑这是当年当兽医落下的走村串户的毛病，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民，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鸡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