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