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候，陈怡敲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夹，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传阅的上级文件。他惊讶地看到金超脸色苍白，就像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僵立在写字台边，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走过去。金超没注意陈怡，陈怡就把文件夹放到写字台上，悄悄走出来。陈怡判断，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想不出是什么事情。

陈怡走出金超的办公室以后，吴运韬在电话的那一边已经结束了谈话，最后说了一句：“今天下班以后你晚走一会儿，我和你说一下详细情况……”

金超颓然坐在椅子上。

尽管最近他内心总是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但是他绝对没想到，他会突然面对生死问题。

昨天吴运韬还在和他谈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上的事情，从时间上说，那应当是在党组会开过以后了……但是为什么没向他露一句口风呢？

从上海返回北京的罗伯特·罗森坚持要了解这件事的整个过程。

苏北不像以往和罗伯特·罗森谈论此类话题的时候那样沉重，他好像变得很客观：“实际上，要在Z部党组通过这样一个带有浓厚的吴运韬主观色彩的权力分配方案，对于吴运韬来说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们关于干部选拔，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不是都有很复杂的规定和程序吗？按照那些规定和程序，能允许吴运韬做这种安排吗？”

苏北笑了笑，决定把自己在《札记》中反复思考过的问题用尽可能浅显的话语告诉这个天真的人。

他说：“公开的规定和程序是一回事，实际运作又是另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是在没有隐蔽的秩序中运作的，它的内在推力与其说是国家、集体、事业发展等冠冕堂皇的东西，不如说是当事者的个人动机。无数被掩饰的个人动机汇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来无可厚非，因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的个人动机在暗处，并且经过了伪装，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法律对它们进行制约。没有法律和道德（哪怕是宗教迷信）约束的个人动机，会变得像野兽一样残暴，这些个人动机如果汇集为整体的推动力———我们在这里不说整个社会———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局面。既可能被蹂躏也可能被高扬，这两者甚至有可能交替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你今天蹂躏和高扬了某一个人，明天，你也可能被别人所蹂躏或高扬。这种东西，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是男是女，社会地位是否卑贱，职位是否崇高。”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灾难。”

“是的。我们在不断制造灾难。”苏北确认说。他突然想到了金超目前的处境。“社会的灾难，个人的灾难。实际上，吴运韬这个级别的掌握权力的人，早已经掌握了整个社会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智慧，他们在运用‘潜规则’方面已经得心应手。当他们想把能够代表和反映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推到适当位置的时候，用不着冥思苦想，仅仅凭着直觉和本能就会了无痕迹地把公开的规则和程序演变为‘潜规则’，在公开的规定和程序的运作中达到潜规则要达到的目标。把繁文缛节简化成为随心所欲的东西的过程，正是权力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这里面的乐趣，是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难以割舍的。”

罗伯特·罗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作为一个身在事情当中的人，是不是把这一切都看得太清楚了？”

苏北怔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罗森，把罗森的话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只是在这时，他才又还原为一个有生存欲求的人。他承认：的确是看得太清楚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就在这天，罗森告诉了苏北《纽约时报》连载《灵魂的栖所———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这件事。

“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你是说我处理得巧妙吗？”

“不。”苏北说，“我是说，任何一个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人都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可以认为栖息在那里的人不是我。”

罗伯特·罗森朗声笑起来。

再有两年，廖济舟就要退休了，谁来接任是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的最大问题，这里面牵扯到退休以后的权利、利益以至于是否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吴运韬利用被夸大和装饰过的与邱小康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使廖济舟和其他人都认为，邱小康将选择吴运韬。吴运韬也已经让廖济舟认为，他是保证廖济舟退休以后权利和利益的最佳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吴运韬对分管单位的意愿必定获得廖济舟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吴运韬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对这些单位进行独裁的权力。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请外国官员的宴会上，邱小康正在讲话，吴运韬和廖济舟坐在一起。他们的两边都是外国人，出于礼仪，直挺挺坐着，不吃不喝，也不交谈，认真听邱小康讲话。

吴运韬的姿势并无明显变化，但是他声音清晰地对廖济舟说：“我想动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班子。”

廖济舟微笑着和对面一位非洲人交换了一下目光，问：“你想怎么动？”

吴运韬把身子稍稍向廖济舟这边倾斜了一下，简短地说怎么怎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