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南已经退休———退离了工作岗位，同时也被文坛退离，现在他找一个发表文章的地方都很难了。金超感念他曾经给他提供巨大的支持和帮助，遇到组织什么学术活动，总是邀请纪南参加。

纪小佩还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时间是医治一切精神创伤的良药。离婚给金超和纪小佩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正在愈合，金超到纪南这里来，经常会碰到纪小佩，他们已经处得像朋友一样，有时候还能在一起聊聊天儿。

他们彼此很少说到各自的生活。

就金超来说，两个人没离婚的时候他都无法诉说事业上的酸甜苦辣，更何况现在你面对的是已经和你脱离夫妻关系的人呢？但是他很想知道纪小佩的生活状况，他甚至在心底里渴望听到纪小佩生活得不好的消息，以此证明被纪小佩看不起的世界观在生活中的强大力量。还有，或许出于好奇吧，他也很想知道那个给纪小佩写信的人，是不是如愿以偿地即将成为纪小佩的第二任丈夫。

纪小佩守口如瓶，她就像上大学的时候那样内心安宁，在她那里，生活是一条在开花的原野上舒缓地流淌的河流，金超看不到他期望看到的东西。纪南也从来不说女儿的情况，就像他和金超之间从来没有纪小佩这个因素一样。

纪小佩和金超离婚以后，纪南夫妇又一次陷入到由于对女儿教育引导的失败而深深自责之中。他们甚至认为是他们毁坏了女儿的生活，从而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下决心要帮助女儿重建生活。老两口有明确的分工：先于纪南退休在家的母亲专门料理纪小佩的生活，为她提供可口的饭菜，为她收拾出一个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就像十年前做姑娘时回到家里那样；纪南则密切关注纪小佩的精神生活，想方设法为她营造一个能够进行思想交流的空间，频繁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到家里来聚会，吸引小佩加入到谈话之中，或者鼓励小佩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让她在她喜欢的领地呼吸新鲜的气息。这时候纪小佩还没有把那个给她写了九十多封信件的人介绍给她的父亲母亲。那个人还在连篇累牍地写着既不是情书也不是学术文章的信件，就好像在他心中有一个数字目标一样。纪小佩在这些信件中了解的东西，比从历史教科书中了解的东西要多得多。她总是在用她的生命等待着信件，或者是邮寄，或者是在某种场合悄悄递给她，或者直接送她的宿舍……

纪小佩渡过了最为难过的那段时光，离婚带来的可怕的精神动荡就像地磁的扰动一样，不久就归于平息，她的生活渐渐回复到了正常状态。在这些人中间，她又找到了感兴趣的话题。历史，从谈话中、信件中了解的历史，以它特有的方式说明着她所无法了解的世界，她在过去中为未知的生活找到了解释，她不再茫然，她好像突然来到了一个清朗之地，她像小孩子一样跳着唱着……她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所有出现在她生活中的人。

父亲退休前后，纪小佩的生活走上了正轨，纪南也就放下心来了。虽然父亲对她说过，生活多么崇高他就有多么崇高，生活多么卑鄙他就有多么卑鄙，但是在她看来，父亲不像他说的那样崇高，也不像他说的那样卑鄙，他只是一个想让他的妻子女儿生活得好一些的老人。他的学术活动以至于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以此为最终目的。你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但是你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父亲说：“小佩，如果你选择了一生研究学问，我觉得，你还应当开阔一下视野……”

父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她没有在意；第二次这样说的时候，她回答说：“你不认为我读研究生是在开阔视野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父亲直截了当告诉她：“你应当到国外去，国外有比国内更好的研究历史的条件。”

这个时候，纪小佩对父亲的话已经没有理解上的距离，就好像这是一个在他们中间经常在谈论的话题，严肃认真地探讨了达到那里的可能的路径，确定了行进的方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这不仅仅是纪小佩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全家的努力，纪小佩研究生毕业时如愿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并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更为重要的是，和她一同赴美国深造的还有那个一直给她写信的人———周肇基。

我们已经知道，周肇基最初写的信件已经被暴怒的金超撕碎了，尽管这样，纪小佩的信件编号也已经到了39号。

最近两年，周肇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已经从纯学术领域转变到了对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研究与思考上来，并且获得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的欣赏和鼓励，他的几篇论文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写给纪小佩的第39号信件中，周肇基比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更直接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思考。他对纪小佩说，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他说，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已逼近一个临界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在临界点前的一段时间，工业效益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产业内部结构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产品结构链顺利衔接、供求关系低成本化、技术和工艺逐渐提高，导致了效益增加。表现到微观经济中就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率逐渐地剥离人员，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而失业率的增加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资本内涵式增长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挤出了经济发展受益者的行列。欧洲各国跨过这个临界点时并没有表现出像罗斯福新政这样明显的形式，但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帮助欧洲各国以渐进的方式跨过了这个关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在这个问题面前纯粹的经济学手段往往是无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来表达社会公平，所以说，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周肇基痛心疾首地说，今天中国的情况与拉美很相近，这是中国经济进入临界点的信号。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将下层人民推进赤贫境况，后果当然会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