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已经看到，苏北最初的反应是沉重，这种情绪直接感染了罗伯特·罗森。这个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有相当了解的美国人心情还很少这样沉重过，他真的进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境中去了。

风景很好，但是罗伯特·罗森和苏北都没有兴致看一看那些显得异常辉煌的晚秋的山峦，以及在山峦上蜿蜒的壮丽长城。

“他为什么要那样说？他要达到什么目的？”罗伯特·罗森带着很大的诧异。

苏北别有意味地笑了笑，接着说：“我不知道。我常常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要那样发生。”

罗伯特·罗森完全被苏北说到的事情搞懵了。他天真地想，这种极不谨慎的言论是不公正的，不应当这样说。

苏北淡然笑道：“没有什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罗森，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在我们这里已经流传很久的对联———当然，这不是贴到门上的那种对联，它只是借用了对联的形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话很浅显，却道出了我们正在享受的生活的本质。”

罗伯特·罗森悲哀地摇着头，觉得这一切都不可思议。

常年失眠的吴运韬客观上总会在某一阶段为自己制造一个敌人，现在他已经具备把苏北作为敌人的条件。但是，他并不想致苏北于死地，他知道致这个人于死地会有后果。他仅仅是想敲打一下这个一直自以为是的家伙，或者把他边缘化为可有可无之人。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和当初不情愿地给他副主任的位置有没有关系？其实他没想这些问题。

但是苏北想到了。

他在《札记》中下结论说：“我和吴运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我们的相处含有巨大的危险。脱离接触，对我们双方或许都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做出选择。见到吴运韬的时候，他仍然像没有获得精神独立的人那样温和地打招呼，就像他从来没有被伤害一样。

这不是世故，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出选择。

他在想，但是他还没有做出选择。

我们不能指责说苏北没有脱俗，说他应当毅然像王小波那样辞掉公职，为自己赎回自由……这没有道理。生活毕竟不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人也很难成为某种理想的符号。在你进入到“超人”境界之前，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段路铺就的是苦难和沉重……现在，苏北就走在这样的路上。当然，有一天他会走向另一条路，但那也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眼前出现了那么一条路。他面前还没有那条路的影子，还没有。

人们很快从一些似乎不经意的小事中闻出了味道，原来经常到苏北那里聊天的人现在开始回避他，对权力和利益抱着某种目的的人很快调整了策略，在能够对他们的事情产生直接影响的人那里献更多的殷勤，必要的话，他们还要装作无意诋毁苏北一下；苏北要用车，汽车经常会出现意外情况，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自己打车去办事情，五分钟以后，他会在马路上看到金超坐着刚才还“不能开行”的那辆汽车扬长而过；他主管的部门逐步萎缩，直到所有人都认为苏北无足轻重而影响了别人的前程……夏昕愤怒地谴责吴运韬的行径，但是，并不影响他和金超的合作，在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一个政治核心似乎正在形成。

对于一个在凡世行走的人来说，这一切在精神上造成的创伤都是致命的。

苏北承认，在生活的浊水中间，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人。当危险迫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甚至不能够使自己从恐惧和痛苦中摆脱。而这一切竟然不是源自某种世俗的对位置和利益的争抢，而是仅仅因为某种毫无用处的精神探索的渴求。

苏北承受的是世俗人的打击，而不是追求精神生活公正与崇高的人的打击，他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世俗的———这时候，苏北自然要想起好朋友费黧说过的很多话语，那些话都是符合生活本质的，而苏北生活在生活的本质之外———于是，当初吴运韬任第五把手时感受的屈辱正是苏北现在感受到的屈辱，吴运韬当年搞夏乃尊、搞徐罘的精神动力，正是苏北现在所做的最后拼搏的精神动力。

这是一个悲惨的转轮，只要你上了这个转轮，就命中注定了要扮演某种角色。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这是转轮对人的选择。人在这个危险的转轮面前不具备任何自主能力。

“这非常可怕。”罗伯特·罗森说。

“前几天一个对自己的职务安排不满意的人把他的上级捆上石头，溺死在京密引水渠，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吗？你知道官场上的那么多杀人案件是怎样发生的吗？就是这样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非常脆弱，脆弱到连自己也不能控制……”

罗伯特·罗森惊讶地看着苏北，想琢磨这句话的确切意图。

“那个把上级淹死的人在被宣判死刑的时候，表情轻松，甚至还微微笑了一下……这表示他对这个结果满意。”

苏北轻松地笑起来，摇摇头，好像把一个不自信的小说构思摆脱开了一样。

这是苏北和罗伯特·罗森在北京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伯特·罗森往苏北家里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说他马上到上海去，到那里以后再和他联系。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罗伯特·罗森的消息了。好像这个人对于苏北和苏北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没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