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北对罗伯特·罗森说：“在权力的结构网上，一个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内在质量，也不体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情感状态、人格魅力之高下……只要一个人成了这个符号，那么他的地位、尊严和合法性也就与之俱生了。人常常对某一位领导表现出热爱和尊敬，甚至某种程度的谄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这种谄媚就无可指责，因为权力天生是要求这种东西的，就像是一个人要吃饭，要呼吸，要性交一样。在某种权力覆盖范围以内，你必须给他提供这种东西，它才会维持住生命，才会做它应当做的事情，而你的利益也正在它所做的那些事情之中。”

罗伯特·罗森完全沉浸在谈话里，丝毫没有理会旁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就餐的人因为座位问题和另一个人发生了剧烈争吵，很快就要动起手来。

“这样说来，权力所有者是不是就被完全物化，以至于不再具有任何人格特征了？”

吵架的人已经打起来了。罗森蓦然惊醒，就像突然看见车祸一样急切，要去劝解。苏北把他拉住了。

架打得很惨烈，几张椅子飞到了空中，一块巨大的玻璃窗破碎了，旁边的人怀着很大的快意冷静地观察战场，像是要写出考察报告那样不错过任何细节。其中的一个斗殴者脸上挂了彩，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染红了雪白的衬衫，而他的丝绸领带还被脸色煞白的对方紧紧地揪着，这意味他还要继续承受烟灰缸的打击。幸好警察来了，分开了两个仇敌，把他们带走了。

罗森久久平静不下来，什么都不说。

服务员正在收拾残局，一个中年男人在向留下来的警察说着什么。

苏北解嘲道：“人人都想发作，人人都认为别人造成了自己的苦难。”

罗森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人应当爱人，苏北。”

“那是你们的基督教文化。”

“你们的文化并不是野蛮人的文化，你们创造了这个世界最灿烂的文化……”

“但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化从最开始就摒弃了你说的那种爱人的成分，孔子把‘仁’变成了一种技艺性的东西，成为国君手里的工具……在绵绵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发扬了其中最野蛮的部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这里。”

罗森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不知道他为什么痛苦。

“生活中，令人恐惧或者说能够加害你的事物太多，”苏北说，“这造成了中国人的敏感和敌意。你想———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面对这种由权力凝结而成的令人畏惧的实体，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比如，我们能不能对于权力所有者做道德分析呢？这要分开来看。一方面，权力之于人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思说的金钱对于人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角度，即从权力的角度对权力所有者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不管权力把人变成为何种状态，但是却无法改变权力所有者作为一个人行走人间的基本事实，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角度，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对权力进行观察。这是我们作为思想者有幸得到的仅有的幸福之一。”

罗伯特·罗森有些茫然。

“一个智力只及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得到比普通人高过一倍的智力上的承认，反映的是一种原理，这种原理是从上述第一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权力所有者却被人赋予一种生死与夺的权威性———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所有者的权威，而是来自权力本身，这又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从上述第二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极细微的，既使忽略不计也不能说是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还是把它们区别一下为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罗森说。

“一个素质远在平常人之下的领导者———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由于家庭传统、阅历、悟性的差异，这位领导者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展望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不及普通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人无法胜任领导职责……无情的现实是，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于无数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这些鲜活的灵魂就在这位愚蠢的领导者的低能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出路。”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