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终于完成了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全部工作！他的案头，整齐地放着用他那台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五百六十页文稿。文稿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就像小时候领到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清香。

他沏一杯咖啡，一边品呷一边做最后一遍通读，校订一些错字。他心情很好，就像看到亲手操持出来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一样。他读得极为顺畅，这说明他已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通读一遍以后，他又把全部稿件整齐地码摞在一起，对自己说：“行了。”

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王岚来看过他，带来几本苏北喜欢的书籍，其中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福山的话题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处境的话题，这也是苏北和王岚都感兴趣的话题。思想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人从精神上感到圣洁，他们的阅读和讨论充满了乐趣———和王岚在一起总是愉快的，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王岚有她的生活和事业，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打电话要她过来聊天。太寂寞了，苏北有时也会接受文学朋友的邀请，去参加文学界的聚会。但是他从这种聚会中得不到乐趣。

这类聚会上最活跃的人物往往是很少写东西但长期混迹于文坛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因为最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成为所谓作家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写作和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们文思枯竭，完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就游走在著名作家中间，以回忆和他们的交往来炫耀虚荣并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一本接一本出版这类作品集，作品集前面有三分之一篇幅是与著名作家的合影。这类人一不小心就还会成为骗子———在帮助著名作家联系出版文集或作品集过程中，在正式合同文本之外，和出版社暗中达成某种约定，甚至能够在著名作家作品尚未发排付印之际，先领取到一笔编辑费，有时候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而著名作家还对他们感激不尽，非要拿出一部分稿费予以酬劳；他们非法出卖和转让年老体衰作家的作品版权，和书商结为利益共同体，在赚钱的黑道上左腾右转，呼风唤雨；他们拿着著名书法家画家的字画，出入于政界或文化界高官的府第，在所谓的文学沙龙中把高官哄得像孩子一样高兴，他们就得到某项授权，在国家掏钱的文化活动中担当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他们在昌平或温榆河畔某个高尚住宅小区有了独体别墅，有了高级轿车，有了随时可以共赴温柔富贵之乡的“女朋友”，有了供子女到国外上学的资财。

刚刚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富丽堂皇群贤毕至的场合，会甜蜜地想到这就是“上流社会”，言谈举止间刻意拿出贵族的姿态，翘着手指操持着盘子里的龙虾，闭住嘴咀嚼，并不时用搭在胸前的丝质餐巾揩一揩嘴角，语言中添加一丝英语发音味道，在转述民间流传的黄段子时，用卫生教科书上的词汇代替对隐秘部位的称谓，把富于生气的笑谈改造成既下流又丑恶的东西。而此时此刻，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荒原上劳作的父母，正在把烤熟的土豆从炭灰中扒出来，当做午餐。他们一边为土豆剥皮，一边遥遥地看着北京的方向说：“娃要是在这搭就好咧，娃小时候就爱吃这号东西。”他们希望远方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儿子“有出息”，为此他们已经这样劳作了几十个寒暑。

在这样的人中间，苏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厌恶，还有剧烈的灵魂痛苦。是的，社会发展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你应当为罪恶的人找到成为罪恶的理由并最终原谅他们……他做不到，就像永远不可能从粪便中闻到芳香一样。

这些人不会把其貌不扬的苏北放在眼里，他们的高脚酒杯准确无误地寻找要找的人，灵活地避开名声不大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识的苏北。每次从这种场合出来，苏北都像在灵魂上被皮鞭抽打了一顿，那条条血痕久久无法痊愈，只有远远地避开它。

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石家庄开办的小吃店生意兴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中档餐厅，桌子增加到了八张。富起来了的杜放买了楼房，把杜一鸣夫妇接到那里小住，也让他们看一下未来的儿媳。

杜一鸣在电话里对苏北说：“我没想到，苏北，我真的没想到。”

杜一鸣临走的前一天，苏北曾经去送行，当时的杜一鸣情绪极好，拉住苏北的手不放，说：“思想者自有思想者的幸福。”

两个人都笑，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解嘲。苏北说：“我们也就仅仅是思想而已。”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想一下都会成为罪恶的年代，就连这点儿可怜的幸福都没有。”

苏北看着变得异常苍老的杜一鸣，不知道为什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们相互嘱咐注意保重。

杜一鸣夫妇这一走杳无音信。

苏北曾经多方打听杜一鸣的消息，很多说法都不确切———有的说杜一鸣辗转去了美国，有的说被石家庄某所大学聘请为教授，还有的说掉到一个没有井盖的地下排水道淹死了……最后，就连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杜一鸣其人，杜一鸣是不是有一个和顺温柔的妻子和有出息的儿子，儿子是不是真的像杜一鸣说的那样挣了很多钱，也成为无法确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