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句话：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才是做人的学问。”

“弗洛伊德是个大流氓。”

“后来我跟我姐说，你不能离开单位，哦，对了，我给你卖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说算了，组织甭管我了，我自谋生路去呀……能这么便宜他吗？!我说我姐夫当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凭什么为这个把单位饶了去？傻冒呀？公家给了咱这碗饭，咱就往下吃呗……”

“不不不，那你是说错了，王朔的价值不在这儿，王朔的价值在于他讥笑了从来没有人敢讥笑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散文堕落了，我从来不看眼下走红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这次我先放过他去，你看我最后怎么整他……”

又有人说到吴运韬昨天在全中心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说到师林平因为加班工作昏倒在办公室。

于海文嚷嚷说：“谁知道丫是真昏倒还是装神弄鬼？说不定是丫装孙子迷糊老吴呢！”

那时候于海文还没有对吴运韬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还叫他“老吴”，没有用“丫”这个字代称他。

和苏北隔过两个人，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说：“老吴就喜欢这样的人。”

另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说：“我一看见师林平和老吴说话那种样子就恶心。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可见这人不是个普通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人家老吴用他也就是对的，要是我也用这样的人，想睡了人家给你递过来枕头，想坐了给你屁股下面塞来个凳子，多得呀！”

人们就笑。这话实际上已经有谴责吴运韬的味道了。

苏北坐在班车最后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没有人把苏北放在眼里，没有人顾及苏北的反应，这也是一个环境中出现不了解的外来人时常有的情形。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苏北见到了已经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杨。

胡杨其貌不扬，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眼睛看上去显得有些浮肿。胡杨的小说、散文蜚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美国和西欧国家也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原生态”，就连他说的话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这种接近山西、陕西口音的方言虽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时说的话那样拗口，没有到过K省的人听起来仍很困难。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一本《国色》，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地震。

《国色》刚刚出版之际，忠实贯彻有关部门意图的文学评论家在没有弄清上级意图之前，鉴于胡杨的巨大名声，在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的盛情邀请下，撰文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评价相当高。里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关部门的意图就传达了下来，认为《国色》的性质是消极的，应当引起注意。据说传达下来的意图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有人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说最近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将军非常激动，就像当年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样，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板，命令说：“把狗日的抓起来枪毙！”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没有人真的执行，胡杨没有被抓起来，也没有被枪毙，但是，有关部门不能不过问这件事了，主抓这件事的就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同志。谢东方同志在一次小范围通气会上严厉宣称：依据原则，远东文艺出版社必须撤消。

听到这个传言，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很紧张，对责任编辑王岚说：“这事要控制一下。”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舆论的，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评论家马上否定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最初评价，解释说评价一部作品需要时间，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在主调上是缺少时代亮色的，是消极的……随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杨二十余年的文学耕耘，继而对当下的文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所谓“反思”，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丧失……这更增加了钱宽的压力。那段时间，钱宽几乎每天接到谢东方的电话，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者也经常到谢东方的门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听训斥。最终，远东文艺出版社没有被撤消，有关人员却受到严重冲击，责任编辑王岚被开除留用，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则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作家胡杨的压力来自文学评论界，一边倒的文学批评几乎把他逐出文学主流，不幸的是，胡杨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学主流一员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迈的父亲从K省中部老家赶到省城看望据说已经被捕入狱的儿子，拉住儿子因为常年写作显得非常纤细的手，泪涟涟地说：“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样……”儿子说他没那样，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那样，父亲这才点点头，放心了。

然而社会并没有倾听他的解释，没有像父亲那样点头，仍然继续声讨这位离是非很远的作家。于是，关于作家胡杨的种种传说就不胫而走。最离奇的说法是胡杨走投无路，最后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两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里的无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脑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