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从胡同口坐三站电车，再乘地铁，坐七站，出站以后再走一刻钟；一种是从家里出来，走两站，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车点乘班车，直接到单位。他选择了后者。

班车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车上，热情的问候和调侃中，有会心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有不可调和的憎恶；嘻嘻哈哈的玩笑话说的也许是一个谁都不愿明说的严重事件；“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恶毒的诅咒有可能用热烈的赞扬来表达；由衷的感叹说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骂；暗恋着的姑娘总是远远地避开她的白马王子的座位，被爱火燃烧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姑娘表现出谁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结领导的方式早已经超越公开谄媚的原始阶段，进入到了一种了无痕迹的炉火纯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断诉说生活的艰难，生动描述在农贸市场上为一捆菠菜和小贩发生的争吵，一贫如洗的人夸夸其谈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一顿大餐；富于心计权谋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哦哦啊啊地装傻，没心没肺的人炫耀着自己的聪明，把众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丑闻或者领导层的某种动向作为秘闻说着；在一对要离婚的人面前总是有一些热心的说合者，随后这些说合人就成为足以对离婚者造成伤害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或者男方东西太小没有灵性，或者女方得了什么病见了男人那东西就吐……最后还不无遗憾地说：“俩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说出这样的事多让人可惜呀……”

中国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长时间的不正常年代里形成和积淀起来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当两千多年前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儒生在咸阳被秦始皇活埋的时候，他的后人一定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教训，你不要对皇上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又用这个教训后辈。后辈已经削为平民，躬耕于乡间，见不到皇上，皇上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于人生的意义，但是乡间还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于是古训成了“你要顺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个种姓，一脉血缘，要经历多少荣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仅仅上溯五代人的来历，我们血缘的脉络早已干涸消失在历史的粗大线条之中了，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却潜藏着先祖留给我们的关于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密码。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些密码，在它蜇伏着的现世人生中出现某种无法规避的选择之时，它才唤起我们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们怎样做和怎样说。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被动，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链条，我们的肉体还肩负着繁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欲望，有由此生发的种种精神渴求。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只是索取和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索取，我们就工作，就争权，就夺利，人生就处在“匮”的状态，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得到了，“匮”变为“盈”，我们就达到了平衡。这是最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在人生中是极为短暂的，如电石火花，转瞬即逝。我们似乎永远处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们总是在争斗，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既丑又美的东西的，这对谁都一样。

班车上三十多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状态，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失衡”的状态，但是，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智能让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制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车又很有乐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机智足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媲美。美国《纽约时报》刊载过一个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的专稿，那位美国人告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与一个用牛粪火烧饭的妇女交谈，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话。

班车上的说笑在继续：

“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

“现在那儿人特多，根本没法儿玩儿。”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你过得好，他还眼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紧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点问题。”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子，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子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不当回事儿，我着哪门子急？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损失就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