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剧烈的变动之后，进行干部调整一般来说会比较顺利，这是因为人事变动里面有了某种政治需要的信息，而政治需要往往是强制性的，不可非议，不可反对。这样，大到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单位基层干部的调整与配备，就像国宾车队经过的时候护卫队对行人的驱赶一样是不讲条件的，任何多余的程序上的耽搁，都会对国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次调整中层干部也是这样，徐罘和吴运韬不必要考虑程序问题，比如对即将提拔使用的人，由人事部门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了解所谓的“民意”，或者对要退下来的同志做好安抚工作，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这些很麻烦的过程都不需要了。任命就是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文件下发之前，无论被免职的还是被提拔重用的，事先都没得到一点暗示，所有人都从这份突然而至的文件中看到组织对自己未来所做的安排，并从中看到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未来的安排。既然这种强制性安排得益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严峻气氛，是国家意志某种形式的延伸，那么，这样一个小单位，能有什么话可讲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王莹琪不可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这种无端的安排。

这个当年成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时候曾经和邱小康一起就这个单位的发展进行过认真讨论的人，这个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为它的发展勤奋工作的人，这个位置和待遇对于她从来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的人，从来没想到过，她的生活会被某种力量改变为一种陌生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性格开朗，经常因正义感而激动愤怒的女性，虽然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对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却深恶痛绝，常常不分场合大放厥词，言辞要比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人更加极端和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追随杜一鸣到外面参与活动。尽管这里面有必然因素，但是，也不全因为如此。

其实，王莹琪对杜一鸣一直是有看法的，她认为杜一鸣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思想，他的激烈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哗众取宠，是知识分子式的空洞喧嚷，是生存需要的某种技艺。她到那里去听人演讲与对杜一鸣是否认同无关，与杜一鸣是否对她进行了招引无关，仅仅是她后来所说，“在错误的时候做了错误的事情”。她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是要表达正义感，而呼喊是最便捷的方式。

整顿的时候，她尽可能“说清”了自己。她仅仅去过一次，虽然被人检举说她曾经在说那里过有严重问题的话语，但那不是她的主张，那只是对社会上一种说法的复述，褚立炀不把它作为罪状写入卷宗，所以也就不是什么事情。她从来没有认为去过一次会导致某种后果，她一直相信领导会有把握。徐罘和吴运韬对她都客客气气，吴运韬还专门暗示给她：你那点儿事算什么？

当秘书科丁玲把文件轻轻递到她手里，看到“免去王莹琪第二编辑室主任职务”几个字的时候，她就好像被人猛然用棍子击打了一下。位置对不占有位置的人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但是对于要失去它的人却极为紧要，她难以想象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怎样做日常那些事情，难以想象怎样在金超的管制下去工作……她的第一个冲动是去找徐罘，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她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在她抓起文件的一刹那间，又冷静了下来：生活经验告诉她，从来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收回已经下发的文件，哪怕是将一个人或一群人毁灭的错误文件。组织是一部依照自己的程序进行运转的机器，你不具备任何使它停止运转或重新制造某种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力量。它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候纠正错误，但绝对不会是现在，组织深知，任何对组织行为的否定都意味着对组织权威的削弱。组织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去质问徐罘，充其量不过是发泄一下愤怒，在一个不值得你信赖的人面前暴露你的弱点，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她又坐下来，思索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一个睿智的人，不难对事情做出接近实质意义的判断。她终于可以对长久以来不敢下结论的事情下结论了：吴运韬是一个坏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不正常的事情都是由这个表面上看来温文尔雅的人制造出来的。她毕竟是在核心圈里的人，她了解很多内情。过去，这些内情仅仅是互相不关联的碎片，但是现在，一条清晰的线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她看到吴运韬的全部伎俩。

一个巨大的事实，蓦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和夏乃尊一样，被吴运韬紧密罗织的网罩在里面了。

吴运韬为什么要对她罗织这个网？王莹琪一时还想不透，但是，她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自从吴运韬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那天起，他就在有意识地培植自己的势力，金超是他选择的人之一。为了让金超发挥出打手的作用，他必须为金超安排一个位置，把经济效益最好的编辑室交到金超手里；二、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王莹琪是惟一能有机会和通道与邱小康说话的人，吴运韬对此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最初是想利用她，当他发现王莹琪不那样好利用，而且，王莹琪和邱小康的联系通道并不像人们估计的那样通畅，他决定逐步削弱她，将其边缘化，消散她和邱小康之间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任何话题，并进一步把她消散成为邱小康视野之外的东西。这样，借助于某些无法辩解的问题免掉她的职务，当然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