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坐在会场听取批评的不是杜一鸣，照例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里的人，对于谁的作品能出谁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尽管这样，他当时还是听从了富烨的警告，在发印之前特意把那本书的书稿调过来看了一遍，让杜一鸣抽掉了其中比较敏感的几篇作品。当时书稿里并没有杜一鸣的序言，杜一鸣是在书稿发印之后把序言插进去的。

通报会上，谢东方严肃指出：“个别出版单位的负责人，把国家出版物当成了表达个人观点的阵地。”

夏乃尊在向Z部党组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也没责怪杜一鸣。在中心领导班子会议上，他只说了要吸取教训之类的话，然后把杜一鸣叫到办公室，嘱咐说：“这事就这样了，以后再不敢了。”

杜一鸣不识时务，认为谢东方小题大做，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表达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为惊讶，拍着手心说：

“好你老人家，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你是公民？你以为你是公民？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杜一鸣痛苦地摇摇头，不再辩解。

“谢东方怎么了？你还以为谢东方整咱们呢？实话说，没有谢东方，你和我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

杜一鸣低着头，什么都不说———他是出于对夏乃尊的尊重才什么都不说的，实际上，夏乃尊并没有说服他，他未做任何改变。

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现杜一鸣这样的人，人们首先觉得很新奇，就像是一个久闭的房间突然被打开了门窗一样。接着，一些年轻人认为他是能够为他们的精神迷惘做出指引的人，这个人自然就有了一种招引的能力，这些年轻人自觉地成了被招引者。于是，杜一鸣身边就围拢了一些热血沸腾的人。其他诸如于海文这样的人，虽然不认为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多么紧要，但他们对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本能地怀有敬意。所以，杜一鸣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员工中威信很高。

这种状况，让夏乃尊感到欣慰，让富烨感到奇怪，让孙颖感到担心，让吴运韬感到嫉妒。

李天佐对杜一鸣并无敌意，尽管后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人都认为是李天佐害了杜一鸣，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敌视杜一鸣。他为什么要敌视杜一鸣？他没有任何道理敌视杜一鸣。

整顿期间，李天佐向廖济舟介绍情况，从来没说杜一鸣是坏人。他甚至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里面这几个人，只有杜一鸣是真正的学者，其他都是混混儿。”这就等于说，夏乃尊不是学者，富烨不是学者，吴运韬不是学者，孙颖更不是学者，他们仅仅是在体制内混饭吃的人。李天佐对这类人的解读是：掌握权力的、有可能很好也有可能很坏的人。

“所以，”整顿领导小组组长、Z部副部长廖济舟在向党组做口头报告时说，“吴运韬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在一些人看来，杜一鸣被梁峥嵘常务副部长青睐是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杜一鸣自己却从来没想过利用这个东西。他很少到Z部各位领导那里走动，和梁峥嵘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他的目标，那个世界在精神层面上远在Z部或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之上。

他的生活由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聚会、讨论和面红耳赤的辩论组成，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领袖、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个人际遇无关。杜一鸣从来没把领导班子里什么人放在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

人们尊重真正有质量的人。杜一鸣给夏乃尊制造了很多麻烦，夏乃尊仍然不掩饰对杜一鸣的欣赏。

夏乃尊和富烨谈论思想文化界最近的动向，说：“有的人有伟大的思想，但那是别人的思想，他仅仅是在咀嚼，这样的人我不佩服。我佩服那种对事物有自己看法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富烨正确地指出：“但是这样的人在目前往往不被接受，这样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吴运韬带着耻笑看杜一鸣的举动。

杜一鸣想动摇的是千百年没有被动摇的东西，这极为可笑。在吴运韬看来，杜一鸣纯粹是在进行政治投机，是想在社会转型中攫取政治好处。再者，你先把个人的事情弄好，个人的事情都弄不好，就来想弄国家的事情，国家能不能放心？

他已经听说，杜一鸣的妻子从东北来到北京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高中毕业的儿子没考上大学，在大红门服装批发商场给温州商贩打工，前些日子莫名其妙地被一群人殴打了一顿，住了半个多月医院。

夏乃尊曾经向杜一鸣提起让他的儿子到库房工作，“收入会高一些。”

杜一鸣拒绝了，诚恳地对夏乃尊说：“这样不好，你和我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好工作。”

当时夏乃尊还有点儿生气，认为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不久以后，有人向Z部党组举报夏乃尊安排远亲的女儿做电话员，正好挂上党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亲属谋求好处”这一条，廖济舟让他解决一下，他才想到杜一鸣在大事上清楚，比他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