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惊讶大自然的奇妙变化。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瘦了，晨练的老年人干脆脱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运动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极拳。过于急切的姑娘已经穿上了短裙，为了漂亮宁愿忍受春寒，潇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们修长美丽的大腿。商店里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摆上柜台。

这一年春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轻人也和活跃的大学生一样，跳跳跃跃的想做些什么事情，白色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时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到中国文化大学看热闹去了。

中国文化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一点“文化大革命”时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讲坛，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把平静的校园弄得像开锅一样。没完没了的喧嚷，没完没了的辩论，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多了一层鼓荡人心的色彩和氛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本来就离开学校没有多久，这种无所顾忌、热热闹闹广场式的生活吸引着他们。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则钻单位这一段时间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机到附近超市买些吃用的东西，打车溜回家去了，有的则攥住公家的电话，和远在上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国文化大学去的年轻人———正如后来吴运韬向Z部副部长廖济舟指出的那样———之所以敢于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参与不该参与的活动，都是因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

吴运韬说的是事实。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鸣是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一年前亲自从从东北某大学挖过来的，当时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体素质，改变人才结构，而要改变人才结构，首先要改变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他对杜一鸣抱着厚望。梁峥嵘对杜一鸣的评价是：“不可多得。”但是实际上梁峥嵘对杜一鸣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杜一鸣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教员。杜一鸣上中学的时候，全家人中煤气，父亲和母亲都死了，惟独他活了下来，他就在叔父的周济下继续上学。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视学习的机会，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尽管赶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读了很多书，读很多书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种幻想，因此，他在这时候就下决心要当一个作家，企图用小说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鸣到北京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时候还在写小说，但是成就一直不大，发表过几篇作品，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作家。这使得他对自己能否吃创作这碗饭产生了怀疑。

研究生最后一年，他毅然放弃小说创作，专门研究文艺理论，他在这个领域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遂决定告别小说创作。当然，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也有社会原因———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绕来绕去要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有了被直接表达的可能，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能够公开讨论了。

研究生毕业，杜一鸣回到东北某大学教授文艺理论课程。这时候，他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远远超出文艺理论的范畴，直接参与到了思想界种种讨论和争执之中。他发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论文章，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赞扬，很多人是因为这些文章才记住杜一鸣这个名字的。杜一鸣被梁峥嵘调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小说了。

北京给杜一鸣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状况，涉及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杜一鸣在几家新锐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影响，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强烈共鸣。他曾经被几所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思想界把他归结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不接受这样的头衔，但他正是因此而闻名。

如果仅仅写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还不至于出多么大的事情，当时，社会已经有了进行这种探索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不知轻重的人不仅仅写了几篇文章，他还利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出版了不应当出版的书籍；更让人咋舌的是，他竟然还为其中一人的报告文学集写了长长一篇序言，序言表达的东西比那位报告文学作家描写现实的作品对社会和公众更加有害，有关部门出面查禁了那本书。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在意识形态部门做副局长，这位不苟言笑的官员在通气会上点名严厉批评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没有做其他处理———按照惯例，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情，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要做调整的。因为这层关系，沈然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作为出版单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交道，难免会出版一两本上面认为有问题的书籍，通过沈然求救谢东方，谢东方总是能够给以适当开脱，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关领导对谢东方感激有加，对沈然也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