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进的父亲赵锡平，是一位相貌漂亮、态度和蔼的将军。他注重仪表，总是把背头梳理得非常精细，一双好看的大眼睛里，时常流露出既威武又温柔的光辉，除了在极少的情况下，他那俊气的脸庞上会忽闪出山区农民粗憨的本相之外，一般来说，他是位非常惹人喜爱的美将军。

九月初，他作为整党联络组组长来到A城X军种机关。三个月来，他以勤勉的工作态度和稳妥的政策尺度，博得了机关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

今天——八四年的除夕，他本来情绪颇佳，原打算上午开个联络组碰头会。下午先走访新老司令员、政委和司政后三大部领导。然后，他将在晚饭前宣布放假两天，让组员们好好休息。他自己的节日活动也已经安排好了：他要去周伟成家做客。有四、五个老战友请他呢，但他一如既往地偏爱周伟成这位大知识分子。他还要去参加军人俱乐部的元旦舞会。啊，一想起跳舞，他就兴致勃勃，有些飘飘然。

可是女儿打乱了他的计划，不，确切地说。是打掉了他好不容易提起来的兴致。

早上六点多，天还没大亮，赵锡平刚刚起身，按他的老习惯，正在练他的书法“百日功”。

突然，有人进来了：“哈，爸爸！”

赵锡平一抬头，万没料到竟是小女儿：“是进进！”

“爸爸！”女儿放下提包，张开双臂搂住父亲的脖子，在他脸颊上狠狠地亲了一下。

赵锡平的心中，顿时涌出了无际的慈爱：“好啦好啦，进进，怎么从天而降？”他左手拉住女儿的胳膊，右手抚摸着女儿那春风得意，而且实在是集中了他同妻子顾琳的全部优点的脸。

“我就想突然袭击，好让你高兴高兴。”

“你不怕找不到？”

“怎么会了先到机关大院，再打听联络组，钦差大臣，只有你一位。”

“来休假？”

“不，来出差。”

“啊，”赵锡平笑了：单位让她赶在元旦前来出差，不言而喻，是一种照顾。赵锡平对这种照顾非常领情，“出差干什么？”但他转而收敛了笑容，“调查文化大革命的事？”

“哪里，我们单位让我借你的关系，来搞几个战例资料。”

“是向我调查？”赵锡平又笑了起来。

“你也算一个吧。”

“噢，‘也算一个’，你还看不起我啊？不过，你们领导倒蛮聪明，A城这地方老红军多，你在我这里吃住都方便。喏，洪定国正在写回忆录，我可以给你联系一下；杜忠汉刚回来，他跑了好几个月，把过去打过仗的地方全转遍了，我可以带你去找他；还有凌飞，还有徐昕……熟人多啦……”

“不过爸爸，最主要的是找许基鑫。”

“唔？”赵锡平顿时倒抽一口凉气，“哪那么容易？”他毫不掩饰自己态度的急转弯，“许司令忙得很，你要见他，首先要同苏立联系，要苏立批准、安排。再说，谁知道他肯不肯见你。”

“就说你要见他嘛。”女儿说，“我们一起去，你帮助我引出话题。”

“想得好！”父亲竟毫无兴趣，“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许司令最喜欢考问人了……”赵锡平正待说下去，秘书走进来，叫他们去吃早饭。赵锡平松一口气：“快洗洗，吃了早饭再说。对了，今天上午我还有会，下午又要走访。”他终于找到了理由。

饭后，父女俩一起走出餐厅，女儿几次要重提这事。父亲总是故意打岔。正无奈，忽然，女儿发现一辆“红旗”车停在招待所门口。

“哟，‘红旗’，爸爸，是来找你的吧？”

“哪里，”这回，赵锡平立即回答她了，“是我的车嘛，人家专门配我一辆‘红旗’。”

“这就行了！”女儿眼睛一亮，“我自己去许司令那儿，就坐你这辆‘红旗’去，回来我坐公共汽车。”

赵锡平无可奈何：“好吧！”

于是，女儿真的去了。

于是，整整一个上午，赵锡平心不在焉。

在碰头会上，他居然两次把话讲错了。他开了一个少有的短会，仅仅一个钟头就宣布会议结束。有位组员在临散会时又提出个什么新问题，要按以往的习惯，他定会耐心地同他探讨，或者延长会议，可这次，他几句话就将那组员打发了事。

散会后，他立即要秘书把司机找来，当他听说女儿真的进了许家，更是坐立不安。他一会儿去理发，一会儿去逛服务社，一会儿又打电话问有没有好电影……

午饭前，女儿回来了。

“怎么样？完成任务了？”他一见女儿就问。

女儿不说话，脸上也没有笑容。

“他没同你谈什么吧？”赵锡平的心仿佛顿时踏实了许多，“不那么简单，司令一向架子大得很，你能进去就不错，慢慢来嘛。”

“哪里，”女儿的声音几乎含着敌意，“他什么都肯讲，他还约我三号再去。”

“噢？”赵锡平的心又乱起来。

“爸爸。”啊，女儿的目光是这样的火辣，真叫他难以忍受，“你知不知道许司令二号要请客？”

“……不太清楚……”

“你好象根本没见过许司令。”

“怎么，他问起我了？”

“真是没见过！”女儿从心底里发出了失望的叹息，“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胡说八道！”赵锡平听到这话，猛然间一甩头，那漂亮的眼睛里闪出了难堪的愤怒，“胡说八道！走，吃饭去！”

但他却在饭桌上大倒胃口，只草草地吃了几口火锅，就又回到他的住处。他独自坐在沙发上，目光是那样茫然。“啊，啊，”他在心里叹息，他觉着有一股巨大的浪涛在向他扑来，就要将他的心房吞没。“啊，啊，”他呼救般地解开风纪扣，深深地喘息起来。

好一阵之后，他才稍稍安定。他闭上眼睛，将头枕在沙发背上。

几个月来，他拼命工作，除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责任心外，他几乎是有意识地希望用工作来调整情绪，来摆脱烦恼。前不久，上面通报表扬了他的工作，还转发了他的两个经验。他把通报和经验反复读了好几遍，那上面对他的高度评价给了他许多安慰：把过去的事忘掉吧，高高兴兴地迎接一九八五年吧！他鼓励自己。可现在他才知道，他也许永远摆脱不了往事给予他的折磨了。

“唉，我还真不如不来的好！”

夏天，上级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搞整党，他不假思索地就欣然应允。当然去！怎么会不愿意去！自从退居二线后，他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看报纸时，从原来的首先看头版头条，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首先寻找讣告——失去了有益的工作，再伟大的心灵也会枯竭。搞整党，重操旧业，那简直等于返老还童！

“上面要我去搞整党哩！”他兴致勃勃地对妻子顾琳说。

“你答应啦？”顾琳一点也不兴奋。

“怎么不答应，最后一次了嘛。”

“你还是少得罪人，多种花，少栽刺。”

“可既然答应了，我总是要干好。”

“你呀，总也看不破，一辈子就是个老积极。”

顾琳又给他泼冷水，这使他大为扫兴。顾琳自从八三年离休后，就象—个冷血动物，除了冷眼便是冷语。

“噢，不积极有什么好处吗？”他忍不住顶了妻子一句。

“好啦，我不是对你有意见。”谁知顾琳这次居然主动退让了。

唉！他在心里叹了口气。顾琳并不了解他，顾琳只关注她自己。也许，在许多同僚眼中，他赵锡平不过是个对上唯唯诺诺的家伙。是的，他总是很顺从上级。可怜的顺从，那顺从有时也使他苦恼啊！比如一九七八年，上面将他从那个配置重兵的K单位，平调到了这个他认为只有“七八条枪”的S单位，临走时，上级对他竟是挑明了的：“老赵，C处情况复杂，你不一定行吧？D处乱得很，也够你呛吧？还是S地方好，你去搞，把握大。”

“算啦，明明是不信任我。”他分明感到了委屈，可还是对领导说，好吧，我服从分配。”

他那天真的阿Q精神在自我安慰：“管他，又没降你的职，几万人也是个正兵团级。”不久，他的工作成效显现出来了，他的部队每每受到上面的表扬，他成了S单位的拍板人物。一九八三年，当他们这一批老司令员老政委无一例外地全部退出一线时，许多人离休了，他却当上了更高一级的“顾问”，得到了“大军区副职”的待遇。一些老战友见面就说：“恭喜升官！”“祝贺高升啦！”唉，赵锡平一边在心里叹气，一边又总算感到欣慰：尽管这种“升官”实在是一种“元老杯”、“安慰赛”，同许多人离休时提一级没什么本质区别；可是，这确确实实也是一种“升官”呢，每次去北京开会，不再住单间，而是住大套间；将来离休，住房面积又可增加几十平方米；还常常可以得到一个计步器或一对健身球之类，离休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不久还能领到新式军装，离休了就只能发钱了……

回想起这辈子走过的路，他倒渐渐地“知足常乐”起来。“上面既然信任我了，我也该知恩必报嘛。”他这样想。

不过他对妻子并没有讲这些，而是脱口说道：“叫你去搞整党，说明你文革中没问题。”可这话立即将他自己吓了一跳。他怎么一下子吐出了全部问题的底蕴，吐出了多年来心里最重大的隐私呢？

顾琳一楞：“那倒是。”

顾琳很少这样附和他，这是因为夫妻俩都知道，同许多将军在十年动乱中那充满风险的人生相比，赵锡平经历之平坦实在令人惊异。他既不象许多人那样，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挨打挨斗，充军劳改，几经磨难才幸保一条老命；也不象有些人那样，唯利是图，卖身投靠，上“贼船”人“帮派”，终于以晚年的耻辱遮去了早年的全部光彩。他非常幸运地在一种夹缝中求得了平安。

风险使人“伟大”。平安则使人显得“平庸”，可拿破仑不是也宁要“福运”而不要“伟大”吗？回想起过去的经历，赵锡平常是暗暗自喜。他只相信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对于平反昭雪之类的精神安慰时有疑窦。人已然死了，孩子已然耽误了，这是平反昭雪补得回来的吗？不过，他时而也会感觉到不安——但这种不安也是眼前的、现实的事物赋予他的：因为一直没有倒，他才会被调到S单位，那是一种不信任；因为一直没有倒，在官场上才少不了闲言碎语，一谈起“文化大革命”，别人的苦难遭遇均成了光荣历史，他的平坦总象是一种耻辱……

现在好了，上面既然派你去当“联络组长”，你赵锡平就不用多心了。

可是，这种轻松感旋即消失——上面居然派他到A城来！

A城！去许基鑫当年任过司令的单位！赵锡平后悔了。也许是当联络组长的兴奋妨碍了他的缜密思考，当时，他只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去老单位，以免人事纠缠，二是不去“新、西、兰”，因为身体不好。他怎么就忘了还有一个A城才是他万万不该去的地方呢？

“要我去A城，我想提出调换个单位。”他望着妻子，心头猛然冒出一股怨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还怎么去见许司令！”

顾琳陡地一惊，但片刻之后，她又施展出以攻为守的惯伎：“那又怎么样？无非就是他许基鑫当年挨斗，你没有帮他的忙呗，可你也没有诬陷他嘛。再说那年头谁搞得清！你们这些人呀，狭隘得很，都是些小农意识……她苏立有什么了不起，几十年上半班，一辈子养尊处优，跟我同年兵，级别还没我高。我看你就到A城去，见面解释一下，哈哈一笑，不就过去了？他要不谅解，那就是他不对了。”

他无言以对，听从了妻子的意见。

那一天早上，他在A城下了火车。啊，接站者蜂拥而至，还配有一辆“红旗”！住处收拾得那么好，饭菜那么可口，司令、政委、参谋长，从早到晚，轮流拜访。

眼前的热闹遮去了他心头的不安。

他乘兴就给苏立挂了个电话，说要见许司令。苏立在电话里很热情：“谢谢你，赵政委，只是老许身体不太好，过些天再约时间，好不好？”他忙从侧面打听。有人告诉他，昨天还看见许司令谈笑风生。

他的情绪顿时跌落下来。

整党步步深入，先是学文件，后来是“对照检查”，每个人都要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当这些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们轮流发言时，赵锡平不觉想到了自己。后来，党委将该单位在“文革”中的重大事件梳了梳“辫子”，作了一番重新认识。经过讨论，共列出十二件大事，其中有三件涉及许基鑫。许基鑫当年受迫害的材料，厚厚地堆在了赵锡平面前，他一份一份地读着，但很快就读不下去了。“太惨了！太可怕了！”他惊呼。他被一种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包围了，他为自己辩解，可这辩解却是那么苍白无力。他想忘记这些材料，可那血淋淋的往事总在他眼前浮现。

该单位的政委向他建议：应当请与这十二件大事有关的、目前仍在A城的老同志们来参加一次党委会。赵锡平同意了，一方面，他认为从工作着眼应该这么做；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向许基鑫道个歉。他让秘书去请，可是其他人都说要来，只有许基鑫说没空。

那一天，党委会议照常召开。谁知，就在会议开到一大半的时候，许基鑫突然来了！会议室顿时骚动，可许基鑫只向众人做了个手势，便随手拉了张椅子，坐在与赵锡平同一侧的长方桌前。该单位的司令员刚刚宣读并解释完了那些“大事”，见许基鑫来了，又特意将有关他的部分重复一遍。许基鑫只微微地点了点头，严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眯着眼抽着烟，对在座的人谁也不看一眼。直到最后，该单位政委请他讲话，他略略思索了片刻，才低低地说：“过去的事情，我看过去就算了吧！党犯了错误嘛，我们身为老党员，就不要怨声载道的了。”这话使会场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

“但是，”许基鑫接着说，“我这样讲，并不等于推掉每一个人应负的个人责任。在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干，有的人会那么干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反省：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甚至是一个普通人，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品质、良心和灵魂。”

会场又一次震慑，又一次骚动。可许基鑫不再说下去了。散会的时候，他同在座的人们一一握手，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这细微的区别，有心人都能明察。

唯有赵锡平与众人不同，从许基鑫出现的一刹那起，他突然间变得十分亢奋。与其说怀着获释的侥幸，莫如说怀着噩梦初醒的轻松。奇怪，仿佛他从未干下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情，仿佛他正在等待的是久别后的重逢。许基鑫来了！依照他的邀请来了！尽管还没来得及照面。但来了就能说明一切。于是，他再也听不见许基鑫的发言。他只是依照自己的想象，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同许基鑫的会面。于是，依照这种想象，他特意站在最后，最后的位置显然是合适的，既可以有时间同许司令多讲几句，又因为各人都要上车而不会把这时间拖得太长。同时，这最后的位置多少有点单独的意思，那么，两人要说些什么便可能尽情意会——其实，赵锡平并未清楚地设想到这几条好处，他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下意识，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个位置。

许基鑫终于过来了。可是，当他快走到赵锡平面前时，却突然一转身，仿佛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掠过赵锡平，走出会议室。

没有人觉察到许基鑫的这个动作，只有赵锡平本人，当他看着许基鑫同前呼后拥的人寒暄着上了车时，仿佛一只刚刚爬到井边的青蛙，不小心又跌进了井底，他心中曾经闪现的任何一线光芒，又倏地消失；他站在那里，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那沉重的负疚感又重新涌上心头，他很久很久缓不过劲来……

谁知现在，女儿又从半路上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