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叶为一的流言愈演愈烈了。
这天下午，叶为一在班上，竟听到了一则新的流言：关于他和赵小果。
是于秘书向他汇报的。
于秘书向来消息灵通。叶为一得到的许多小道消息，都从他那儿来。
于秘书是在早晨的班车上听到关于叶为一和赵小果的窃窃议论的，并在中午的餐桌上得到了证实。他十分震惊！到底是什么人要这样地中伤叶为一呢？联系前些天对叶芽的议论，这个人或这股力量简直是非置叶为一于下风不可。他必须尽快让叶为一知道。
可是，这种关系到首长男女问题的流言实在很难向首长本人启齿啊。看首长和周欣的关系，说不定首长真有过一段风流故事？就算没有，又如何向首长去表达这种闲话？于秘书踌躇再三，不觉走进了舒放的办公室。
舒放见到于秘书，十分热情：“于秘书，有什么事吗？”
“舒副主任，有件事想请您出出主意。”于秘书在舒放面前一向颇放得开。
“说吧。”
“最近又有谣传，关于叶副政委。”
“哦？传什么？”舒放口气平和。
于秘书于是讲起了他听到的事情，一边讲一边注意舒放的表情。
但舒放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待于秘书讲完了，他问：“就这些？”
“这些还不够意思？”于秘书反问，“这事我必须尽快向叶副政委汇报，可是，我怎么向他讲呢？”
舒放不语。
“舒副主任，”于秘书恳求道，“我是没办法才向你讨教的。叶副政委再三要求我不论听到什么话都要向他汇报……当然，我也知道，流言都是真真假假的。可流言也是可以杀人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言可畏’，戈培尔有句名言叫‘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可是，这件事，我怎么向叶副政委讲嘛。”
舒放终于开口了：“总不见得由我去讲。我看你就像刚才对我那样讲，这是工作。我想老叶不会那么没器量，去吧，没错。去过以后，打个电话告诉我，我去看看他。”
于秘书大大松一口气：“那就太谢谢舒副主任了！”
舒放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意：“这小子！”
于秘书来到叶为一的办公室，一见叶为一，他又有些难堪。
“有什么事吗？”叶为一问。
于秘书想着舒放的话，终于鼓起勇气说：“有件事向首长汇报一下。”
“说吧，”叶为一放下了手头的文件。
“最近又有新的谣传，关于首长的。”他看看叶为一，叶为一向他点了一下头，他终于勇敢地讲下去，“首长，话很难听，可是，我还是遵照你的意思向你汇报。有人在传，说当年斗首长时有个陪斗的女人，叫赵小果，是周欣揭发的，周欣有铁证，她亲自捉的奸。”于秘书说到这里，迟疑地看看叶为一，见叶为一神色尚坦然，才又接下去，“传说那天周欣躲在大衣柜里，结果你和赵小果赤条条一丝不挂被她按在床上，周欣搜起你俩的衣服，叫你俩跪在她面前，不然不给衣服穿，结果你们撕打成……”
“混蛋！”叶为一突然吼起来，一拳头砸在桌上，脸涨得通红，眼睛因为愤怒而闪闪发光。
于秘书吓了一大跳，再不敢说话，他低下头，心里暗暗叫苦。
沉默了一分钟左右，叶为一主动开口了：“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今天早上。”于秘书心有余悸。
叶为一点点头：“很好，你能如实告诉我，很好。”
于秘书心头涌起一阵感激，他抬起眼：“首长，为这事我也很生气。可我又想，现在要紧的不是生气，而应当冷静分析形势。”
“那就请你分析一下吧。”叶为一的语调依旧有些不快。
于秘书看看叶为一，硬着头皮说：“我认为这可以看作又一次警报。这则流言同对叶芽的议论出自同一个方向，他是一定要置你于下风不可的。也许是他个人，也许是他代表的一种力量，非要同你争一争不可。”
“唔。”叶为一点了一下头。
于秘书胆子大起来：“首长，你再不能坐视不管了。不能这样被动挨打。应当赶快活动。”
“活动？为个人争权？”叶为一问。
“这不是争个人的权。”
“不，”叶为一制止他，“这几天我反复考虑过。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再不搞内耗，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改革、建设上？我们党过去有很好的传统。可惜‘文革’十年，斗来斗去，拉帮结伙，跟人划线，把风气搞坏了。现在拨乱反正，就要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我们党的执政机关不能倒退成旧社会的官场。”
“这是一种理想，但你要考虑现实。”于秘书说。
“唔？”叶为一迟疑了一下，突然，他问道，“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吗？”
“苏格拉底？”于秘书一愣，“他是……喝毒芹汁死的。”
“唔，”叶为一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猛回头，说，“他是被众愚政治判处死刑的。但他接受了。他认为，最恶的法也强于没有法，他以服从死刑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说完，他那黑亮的眼睛里掠过一道耀人的光辉。
于秘书说不出话来了。他告辞了。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如约给舒放打了个电话。
接到于秘书的电话，舒放只说了句“我这就过去看看他”，便放了电话。
舒放同叶为一一样，也是个被舆论看好的接班人，都说他将接潘主任的班。只是他目前的处境颇顺当，不像叶为一正被流言包围。
舒放今年五十岁。比叶为一小一轮，但看上去一点不比叶为一年轻。一九四九年春天南京解放时，他初中毕业，被新的时代所召唤，被崇高的理想所翻卷，他毅然参加了解放军。
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舒放所在的部队去了朝鲜，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战场上，他实打实地立了两次二等功。第一次，他作为通信兵，破译了一份美军重要电报，为此我军打了个大胜仗；第二次，军部被敌机空袭，他忘我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参谋长。一九五三年，部队回国，舒放作为志愿军回国报告团的一员，从安东到北京，做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报告。
最后一场报告在北京举行，一片沸腾的激动燃烧着整个会场，一个十八岁的医学院女学生，长着圆圆的脸盘，流着两条互相交叉的辫子，扎着两朵粉红的蝴蝶结，穿一件白衬衣和一条海蓝色工装裤，满含热泪跑上台去，向这位“最可爱的人”献上了一大束鲜花。就在这一霎那间，她爱上了他。一九五四年，他们结婚了。她叫白莉华。
舒放的报告还深深地打动了会场上刚刚升任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叶为一，叶为一于是硬是将舒放挖到他所在军的政治部组织处当了一名干事。
在组织处，舒放勤奋、刻苦，每次下部队，都有很好的总结写上来。两年后，作为年轻干部的好苗子，他被调到下属师里任组织科科长。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上面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舒放刚写了一个关于团支部活动要活跃的报告，送到军里。谁知军政委批示曰：青年团不是娱乐团，要永远把思想教育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舒放想不通，鸣放时，他提意见说军政委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对青年团深入不够。谁知风向一转，鸣放变成反右，年仅二十四岁的舒放被毫不留情地划进了右派人选里。刚听到这消息舒放还以为是开玩笑，待证实以后他慌了。他找到叶为一：“叶主任啊，你是了解我的，我怎么会反党啊！”他泣不成声：“我在政治上太幼稚，但我本质上是忠于党的，我的历史和现实表现都可以证明。”叶为一怜惜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科长，他一面狠狠批评他，一面百般为他说情，带他去找被他救过的副军长，又找到政委让他当面作深刻检讨。最后，组织上念他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平日工作又努力，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但不让他再在政治部工作了，下调到另一个师当后勤助理员去了。
在后勤，舒放默默地工作。他读书时数学就好，又是家中老大，很早就帮开小店的父亲管过账。此时，他将科里账目一笔一笔理得有头有脑，但归功于科长。有一次，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如何搞好伙食管理的文章，军报采用了，但他署名某某部队后勤部。他从不在机关闭呆着瞎聊，一有空，就下到团里、营里、乃至连里去。有一次，他发现了汽车连有一个节油能手，立即帮助总结经验，但推功师首长。他还常常出现在豆腐房、木工房乃至师首长的小灶上，弄得满头大汗满身油污，活像个勤杂兵。渐渐地，人们对他的表扬多起来，四年后，他被提升为营房科副科长，又过了两年，任营房科科长。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批部队被派去抗美援越，舒放频频请缨，终于去越南打了半年仗，确切地说是搞了半年后勤保障。他的车队没白没黑地行驶在那崎岖的山道上。越南天气炎热潮湿，头顶上总有美国飞机扔炸弹扫机枪，地面上又会遇到火箭炮或美国特种部队的骚扰，舒放带领司机们开动脑筋，摸索安全行车的办法，将运输粮食弹药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一九六六年回国后，他被调到这个大区级机关后勤部任营房处副处长。
舒放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察访各位领导的住宅。谁家暖气不好，谁家厕所有问题，谁家墙壁门窗该维修了，谁家要添营具了，他很快就弄得清清楚楚并很快亲自落实解决。司令员要一套皮沙发，他亲自去办；政委前妻的一儿一女结婚要房子，他设法安排；甚至，某副司令有个相好的，在招待所开了一间房间，钥匙只有副司令和他有……
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一片“四大”的喧嚣之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舒放。他不参加任何战斗队，也尽量不参加任何批斗大会，而是主动要求到军区农场去检查工作或者干脆去参加“三夏”、“三秋”劳动。他不揭发不出卖不检举任何人。每当有人向他调查情况时，他总说自己“来机关才半年，不可能了解多少情况”，对于某人某事确实“不知道”，或确实“记不清了”。就这样，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当那些被打倒的老司令老政委又从边远地区返回时，舒放终于从后勤部调回政治部了。此时，那位老副司令已经变得特别苍老了，他原先那钢铁一样的身板已经被摧垮了。“文革”中他挨批斗，蹲“牛棚”，到山区劳动改造……吃尽苦头。但他在招待所开房之事竟始终无一人提及。他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舒放，他坐着，身旁放一根拐棍：“谢谢你，舒放同志！我和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他逢人就讲：“舒放这个同志，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
舒放一九七九年当了潘广寿的副手，他不显山不露水，同潘主任配合颇默契，最重要的是，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只要潘主任问到他，他总有解题的思路。潘主任早就说，舒放是他最好的接班人。
最近，潘主任几次要舒放同叶为一谈谈，但舒放一直在等待时机。
现在，他来找叶为一了。
“老舒！”叶为一看到舒放，脸上露出了微笑。
“叶副政委！”舒放几步上前。
“来，坐下谈。”叶为一说。
舒放坐下来后，非常平静地说：“叶副政委，那些情况我都听说了……”
叶为一看了舒放一眼。
舒放的语调完全像是在谈一件公事：“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是‘文革’遗留的不正之风。过去，上面的事情下面哪里晓得！那时我是个小干部，高饶事件，我很晚很晚才知道一点皮毛。可‘文革’一来就不行了，打倒国家主席这样的大事，上面一个暗示，群众就组织起‘揪刘火线’，就到处贴大字报，国家主席就成了阶下囚。”
“是啊，”叶为一感慨道，“上下之间的张张帷幕都被横扫殆尽啦。这叫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叶副政委，”舒放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议论，说明你引人注目。一个人要是无足轻重，谁去议论他？那些混帐话，你根本不必理会，只当耳旁风。”他顿了顿，又说，“但是作为分析问题，我们又不可掉以轻心啊。”
舒放诚恳而沉稳的表情使叶为一感到信赖，他点点头。
“我想，这些谣传当然不是一般的嚼嚼舌头。”舒放接着说，“我只是还没想清楚，这样一种声音到底是从哪个角落里发出来的。但我认为，你必须反击，不能坐视不管。除了叶芽的事要尽快帮助她解套，我看，还应当向上级反映。这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叶为一的眼里露出了一丝惊讶，一直到今天，他才听见了一条“反击”的正当依据。
“当然，”舒放又说，“这事可以由你亲自去反映，不过，我想也可以由我来向上反映。”
“哦？你有把握吗？”
“我想是可行的。”舒放那枣核似的眼睛里滑过一道瞬息即逝的自信。
“老舒，你今年有五十了吗？”叶为一忽然莫名其妙地问。
“五十整。”
“‘文革’开始那年你才三十几岁？”
“三十三岁。”
“真年轻……”叶为一走神了，“唉，文化大革命我那么难，你们两口子对叶子这样好，一想起来就很感谢啊。”
“叶副政委今天怎么啦？都一家人了，还讲感谢，就太见外了。”舒放笑笑，“关于叶芽，据我所知，她当年是反对江青的，对吧？”他又扯起了正题。
“是啊，”叶为一说，“据我所知是这样。当然，这孩子当时对江青提出质疑，我不说她高明，就像那时有人凭林彪的长相说他是奸臣不可以算作高明一样，但叶芽也算喜欢思考吧。”叶为一语调缓缓的，“叶芽的问题在于同她一起议论的那个人后来可能有别的问题。可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必要，可以去查查那个人，到底有多重大的问题。叶芽高考政审时就因为这个问题被卡过，后来她给中央写过信，中央领导有过批示。他们现在又抓这事是没有道理的。”
“叶副政委，所以你应当找个讲理的地方。我知道你办事一向讲原则，但也要讲点灵活性。对这些事不争辩，听之任之，也是不负责任嘛，也可以扣你一个自由主义帽子嘛。”舒放笑起来了，眼睛眯成了两条缝。
“你还挺会将军的！怪不得老潘总说你有办法。”叶为一也笑了。
“唉，我哪比得了老首长。”舒放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只是这个世界复杂，要办成点事情就只好多想想办法了。”
叶为一点点头。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舒放问。
“好吧。”叶为一说。
舒放走了。叶为一又有些怅然。舒放就这样把你说服了？刚才你还对于秘书大谈什么苏格拉底呢。怎么就改变了主意？
是的，我改变主意了。他听见了来自灵魂的声音。也许因为赵小果。他正视着自己的灵魂。这个女人于我也许是致命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乌斯，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汲取力量，所向无敌。但赫拉克勒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性，把他举在空中击毙了。
击毙就击毙吧。一想起赵小果，他全身心都会颤抖。理想是浪漫的，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在现实中，就要遵循现实的法则。他似乎生怕时间长了会改变主意，赶紧从抽屉里翻出电话号码本，拿起电话，很快找到了顾相平，就是周欣让他找的那位正在教育口当领导的他过去的部下。
好久不和这位老部下联系了。接到叶为一的电话，顾相平在电话那头高兴得几乎嚷起来。听叶为一说要去看望他，顾相平哪里敢当，在电话里一个劲地非要来看叶为一不可，叶为一无奈，只好说有件事想请他帮帮忙。一听这话，顾相平更是在电话里拍胸脯，要叶为一只管讲。叶为一便将叶芽的事大概说了一下。顾相平听后，说，老首长放心，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他的心完全平静下来。
舒放也投入了行动。晚上回到家，他对儿子舒晓塘说，他急于见一个人，有要事汇报，请儿子尽量帮着联系一下。晓塘立即反问，是不是想见九哥的父亲。舒放说，除了他还有谁要你帮忙的？晓塘乐了，一口应承。晓塘和九哥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能为父亲办事，在晓塘既是荣耀又是快乐。
九哥很给面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舒放在九哥父亲那高大舒适的客厅里，受到了这位首长的亲切接见。
“哦，我晓得你，我记得你。你的孩子叫舒晓塘。”九哥的父亲尽管年事已高，但身板依旧结实，思路依旧敏捷。他穿一件浅灰色开襟细毛衣，那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那一身政界人物的气派，配上客厅里那些高大的木质窗户，厚重的木质墙裙，以及书橱里砖头般的书籍，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在九哥父亲面前，舒放显出几分渺小，他那一向沉稳的脸上，此刻闪烁出莫大的荣幸。他谦虚而恭敬。他的头始终有些低。他的腰始终有些哈。秘书坐在九哥父亲的右边准备记录。舒放坐在九哥父亲左边的沙发上，身子始终十分认真地向右倾斜。他谈话很简练，又很中肯。他对九哥父亲说：眼下正在搞清查，他是非常赞成的，不查不行，这是党和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但是，有一种苗头值得注意，有些人，把清查范围搞得很大，还有一些人，故意把矛头指向一些坚定勇敢的改革派。比如叶为一，现在有人声言要追究他的女儿，说那孩子是“三种人”。那孩子当年讲过江青的坏话。当然，她有缺点，她是同另一个人议论的，后来据说那人有其他问题。这样学校就有人清查孩子，然后别有用心的人又扯到叶为一，然后又扯出一些其他真不真假不假的事。这是“文革”遗留的不正之风。这样搞不是把水搅浑了吗？这不利于改革大业。
九哥的父亲听得很仔细：“叶为一？”他插了一句，“我看过他的文章。很有锐气嘛！”
“是的，首长。”舒放说，“叶副政委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头脑的人。我的想法是，现在搞清查一定要有别于文化大革命极左那一套，一定要掌握好政策。”
“唔，”九哥的父亲点点头，“舒放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这么大个林子，什么样的鸟没有！这样吧，”他将脸转向右边对秘书说，“李秘书，你都听清楚了？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再问问舒放同志，然后整理个文字材料。”
李秘书于是立即问了舒放几个小问题。
接见结束了。舒放恭敬地同依旧坐着的九哥父亲握手道别，抱歉打搅了百忙中的首长，感谢首长的亲切教诲。然后，李秘书送他出门去。
回家的一路上，天已经暗了，不知从何时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漫天雪花。在路灯昏黄的光照下，那雪花亮晶晶，光闪闪，星星般落在地上，也落在舒放坐的伏尔加车窗上。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瑞雪兆丰年呢。舒放想着，不觉有些激动地细细回味起方才同九哥父亲的谈话过程，自己的姿势、自己的语气、自己所谈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合适吧？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吧？他觉得是这样的。他对自己颇为满意。有些大人物，你以为他是只老虎，实际上他很可能是只善良的头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去做些事情。
他的脸上浮现出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