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一夜囚徒

驹儿刚刚出门，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我问是谁？他们很熟悉又很客气地喊开门。虽然声音陌生，但是我想可能也是熟人吧。我一开门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张牙舞爪地冲进来了七、八个人。上来两个人按着我的手脚，其他人封锁了厕所窗户等能逃跑或者有可能会冲进同伙的要害部门，然后开始搜索。我刚想喊有贼人，抢劫了！他们却捷足先登喊了起来：别动，别乱喊乱叫，我们是公安局的，希望你配合我们。

我们今天在卖报时虽然遇上人查，放了我们，但在潜意识里还有一种预感，可能还会有麻烦，公安局的要来找我们，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他们没来之前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来了我就更加恐惧了。我本来想等一下驹儿回来我们就撤退，我不想把心里的这种不祥和恐惧告诉给驹儿，我怕她害怕。

我望着这些公安人员，心里觉得好笑，好像他们警匪片录像看多了，一个个都像表演似地，那动作言行充满了戏剧色彩。于是我就镇定了，我不再恐惧了，甚至挺冷静地说：别这么紧地按着我，很痛，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

一个一脸官相的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了警察的证件，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他没让我看清楚，我也不想看清楚，不用证明，我也知道他们是警察。这些警察和电影上的演员学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警察。

房间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他们没有搜出来他们想要的东西，虽然有一些失望，但是他们放心了，可能感觉到我也不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也平静，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海南要建省了，很混乱各种贼很多，你们真的是警察我就放心了。

胖警察说：没关系，我们应该给你看证件，海南要建省了，确实很乱。我看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还好像搞艺术的，我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说：没有问题，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尽管说，别客气。

胖警察说；咱们换一个地方去说吧。

一帮人拥着我，一个挨一个，在外人看来就像几个哥们儿很亲密友好的样子就下楼了。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脚镣，我心情很失落的样子，我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一种轻视。在电影里，被捕的人都是戴着手铐脚镣，被威严的警察押着，一副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现在我遇上了这样一个机会，却被几个便衣像哥们儿一样给请走了，运气真是太差了。下了楼我真怕碰上驹儿，她见我上车跟人走了，一冲动也要跟我来，那不是自投罗网。另外我这副模样也不想让她看见，好不容易被警察抓了一次，一点英雄气概都没表现出来，多让驹儿嘲笑，将来回忆人生时我都没有自豪感。

驹儿的运气真好，在警车路过人才角时，我看见驹儿还在摆放《海南咨询》和我写的那个免费阅读的牌子呢。我们在警车上对驹儿理都没理就开了过去。

警车停下时，警察让我下车，我对来的这个地方很不满意。

电影里的常识告诉我，警察抓人都要关进监狱，可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叫拘留所。其实这是我有些过于挑剔了，拘留所和监狱在国外都是一个概念，我们国家词汇量丰富，才这么叫的。你被派出所的片警给逮住了跟国外被警察局的警察给抓住了效果一样，都得坐牢。下了车我看也没看就在一张他们给我指定的纸上，在他们指定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形式，不用签字人动脑筋。后来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申请注册电子邮箱，采用的都是这种在公安局学来的模式。签完字，他们很客气地没收了我的眼镜、手表、裤腰带、鞋带和鞋子底的铁条。我抗拒他们这样做，他们给我解释说：你是文化人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些东西都是危险工具，你想不开都可以用来自杀的。我说我不想自杀，他们说：你现在不想，不等于过几天不想，另外你不想别人还想，别人想用这些工具自杀或者杀人。我用手拉着裤子狼狈不堪地在他们的带领下，三道铁门，很威严地开开又关上，我就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小屋里。进了小屋，待我的眼睛适应一下之后，我看见了六双企盼、好奇、孤独苦闷而又幸灾乐祸的目光兴奋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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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角落里蹲着，看守走了（后来我明白了应该叫管教），站起来两个家伙走到我身边，前后左右地看着我，好像到我们科尔沁草原上赶集买马的汉族人在选马。我有点无所适从，我天生就不适合来这个鬼地方，这些人让我害怕、恐惧，我见了他们比见了警察还恐惧。

一个很瘦讲话西北口音的老头问我：犯了啥事进来的？

我说：啥事也没犯。

马上引起一场哄堂大笑，觉得我很有趣儿。他们互相叫骂着，好像更加兴奋：操你妈的，没犯事公安局会抓你进来？你这个傻瓜！

老头说：说实话吧，咱们都是天涯同命人。

这老头有文才，一句话感动了我。

我说：出版报纸。

老头很老道很确定地说：你是文化人，大学生。

那些犯人，后来老头给我纠正说：还没审判的人叫人犯相当于犯罪嫌疑人，不叫犯人。那些人犯说：仓头，今天咱村子来新人了，要加餐，看看给他吃鱼头汤，还是吃红焖排骨？是咱们给他上，还是他自己点？

老头说：他是大学生就免了吧，和你们这些社会上的地痞小偷不同。

我听老头这么一说，对老头很有意见。大家叫他仓头，我已经明白了他是这里的老大，但是他的兄弟们这么热情地欢迎我，他却很吝啬。

老头看出了我的不满，他给我解释说：刚进来的人，都要被打一顿，叫杀威风。给你吃鱼头汤，就是把你的头按进便池里去泡，吃红焖排骨就是用被子蒙上你，大家一起拳打脚踢。但是根据犯事的性质打的轻重也不同，强奸犯那种用鸡巴犯罪的人挨打最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廊桑拿夜总会越来越多，这种人犯越来越少了。最轻的是诈骗犯，有时我们都不打他，三十六行诈骗为王，人人都敬佩用头脑犯罪的人。你这种文化人我们很少见，也属于是用头脑犯罪吧，跟我们不是同类，我们是用手犯罪。

我恍然大悟，对老头心中充满了感激。

老头又继续告诉我：一看你就是第一次进局子，到这里来，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有的人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怕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来过一次，一辈子都怕这里。一会儿你提堂有一些礼仪你要注意，无论对方是警察还是法官都叫政府，见面先蹲下，说话喊报告。

老头叫马老八，是从西北来的。他长了一张精瘦的脸，上面挂着一双浓厚的调脚八字眉，看了让人心惊肉跳，八字眉包裹着一双细小的鼠眼，眼珠在眼眶里一点都没有安分守己的样子。

我也很客气地问他：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回答的问题像脑筋急转弯一样：我跟你一样是被公安局抓进来的，这里谁能自己愿意主动进来。

我说：是什么原因抓你进来的？

马老八说：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我心一动想都没想就说：你应该是梁山好汉鼓上蚤石迁的后代。

马老八开心地大笑：还是你大学生说话有水平，同样是一件事，放在你嘴里说就不一样。一辈子别人都说我是贼、小偷，只有你把我和梁山好汉相媲美，你夸我的话我爱听。我真后悔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小偷，要不有一个上大学的也好改换一下门庭，走走人间正道。

我很好奇：你四个儿子都干这个？

马老八很骄傲地说：是呀，我的四个儿子在家里被我培养的个个是开天窗、打荷包、杀死猪、拖棺材的高手，尤其是我们老二马虎达到了出神入化，风过无痕的境界，四个儿子在干我们这一行里也算是有出息的，出类拔萃。

我很谦虚地请教说：这些术语啥意思？我不懂。

马老八耐心地给我讲解说：开天窗、打荷包就是从人的兜里往外偷钱包，这样的工作一般一个人就可以干了，适合单独作业；杀死猪、拖棺材就是在火车站或者码头人多的地方，那些等车船的人，疲劳困乏了躺在地下睡觉，我们用刀片割开他们的口袋把他们身上的钱偷走，然后再把他们的包拖走，这种工作一般一个人做不了，要至少两个人合作，东西一到手，马上传给下一家，如果来的人多，多传几家，第一手还可以留下看热闹，或者故意引错方向，阻止他们追赶，看丢东西的人哭天喊地找东西，很过瘾，很刺激，很有成就感。他妈的就那一阵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马老八讲到最后激动了起来。

我心里想，这个人渣，真他妈可恶，但是表面上，还表现出来很敬佩的样子。我可不是傻瓜，在这样的狼群中，还呈迂腐做呆子英雄。

我问他：你不是一个人来的海南吧？

马老八：不是，海南开放要建大特区，深圳那一拨没赶上，这一拨不能再落下了。我跟儿子们说：海南建大特区需要人才，咱们这一行也不能缺少，去海南的人都是有钱的，这对咱们也是一个发财致富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于是我就领着四个儿子马龙、马虎、马豹和马熊毅然决然地含泪告别他们慈爱的妈妈，来闯海南了。儿子们年轻有为都很顺利，几乎都是眼到手到，手到功成，我这个主帅没想到看走了眼失了手，看来哪一行都是一个理呀，到老了就得退休，人不服老不行呀。好在我后继有人，值得安慰。不过我这次真的应该听老伴和儿子们的话，不来就好了，在家演习时，孩子她妈兜里揣上钱，我和儿子们轮流偷，属我出手速度慢，眼睛反应也迟钝，目光就像小偷似的，我对我的目光很不满意，其实我们这行最高境界的目光应该像个警察。

到了黑天，我闷在监仓里睡不着。大概只有五平方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洗澡大小便用的水池，剩下的地方挤了我们七个人。监仓里没有风扇，身上不停地流汗，我穿着一个裤头，那些老犯，都光着屁股，轮流着，一会进到水池里冲洗一下，便凉爽一会儿。我们七个人仰脸睡不开，只能前胸靠后背像罐头里装的沙丁鱼。那天刚好有一个香港贩毒的被判了死刑，带着手铐脚镣被锁在床板上，他受到了优待，可以仰脸躺着，这样我们就有两个人不能睡觉，值班轮流看着他，怕他自杀。从那时我才知道，人一被判了死刑，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了。

寂寞难耐，那几个家伙玩起了一个叫我至今想起来都恶心的游戏。一阵响铃之后监仓里的灯熄灭了。一束细细的探照灯光飘飘忽忽地照在了天花板上。监仓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透明的天窗，上面巡逻的武警常常把脚踏在天窗上，我们就有一种被他踩在脚下的感觉。我们像一窝躲在洞里的老鼠，武警的大脚就像一只猫爪子一样，威严恐怖。

那些老犯开始了游戏。他们就用手打自己的飞机，然后追赶那移动的探照灯光向天花板搞射精比赛。马老八没有搞，可能他老了没有那么多的货了，但他熟视无睹。我不好意思看，看着他们笑，我笑不起来，这人一堕落怎么连畜牲都不如了，一点羞耻感都没了。至今我都搞不明白，是这些人因为没有羞耻感才犯罪的，还是犯了罪之后进了监狱就没有了羞耻感？反正现在他们是一群没有羞耻感的家伙。

夜深了，监仓打开一个小窗子，叫我的名字。马老八叫我喊到，赶快穿衣服政府要提我的堂。

审问我的是一个很长马脸的高个女人。本来我很喜欢高个女人那种飘逸的气质，但是这个警花的脸太长了，整个头很像一只四十四码的鞋底子不小心踩上了几根猪毛，尤其在底部还拐了一个弯，更加形象逼真。另一个是一个戴眼镜和我年龄差不多，很温和的男警。

我喊着报告政府，进去靠墙根就蹲下了。我总觉得这种称呼不伦不类，有点搞笑。本来那就是警察，直接喊报告警察还威风一些，这样拐着弯地喊报告政府还不如说报告党直接。因为警察是政府领导的，政府是党领导的嘛。我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称呼是留下来的革命传统还是这里的规定，还是那些人犯的发明。

那个女警无动于衷，那个男警示意我站起来，坐到他们对面的一个椅子里。然后他又拿出一只烟，问我：抽吗？

我很感激，接过来，他就给我点上了。看他那熟练的动作，一定是在领导身边工作久了，已经练出来的本事。

女警察铁面无私地开始跟我搞心理战术：你知道为啥抓你进来吗？

我揣摩着她的话音回答：不知道。

女警：看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应该知道党的政策，希望你坦白交代，跟我们好好配合。

我说：我知道政策，我也一定好好配合。

她说：那好，你交代吧。

我说：我不知道交代什么。

女警大怒：你不老实，你知道抗拒的后果吗？

我心平气和：我没有抗拒，只是不知道交代什么。

那个女警站起身来出去了，男警又给我像伺候领导一样点了一只烟，他说：你就说了吧，你的同伙已经说了，其实我们一切情况都掌握了，就是要你的一个态度。

我一听有点慌了，同伙都说了，谁是同伙，难道他们也抓了驹儿？说他们掌握情况我相信，因为下午我和驹儿都跟那帮人讲了。既然他们都掌握了，干吗要跟我兜圈子，难道真是要我的态度？那我就说吧。

我刚要说，男警就说：干脆不要兜圈子了，我给你提示一下，你就老老实实地把你们卖假证的事情从头到尾都交代清楚吧，我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

我一听蒙了，心里忽悠一下，有底了，他们是抓卖假证的，肯定是弄错了。

我猛抽了一口烟，镇静了一下说：报告政府，你们弄错了。

这时那个马脸女警又回来了，用嘴凑近那个男警的耳根在悄悄地讲着什么，看嘴型，我判断出他们抓错了，他们要抓的那些卖假证的已经一网打尽了，看看想个办法怎么处理我。

讲完了，那个男警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突然他两眼放光，像突然见到了熟人一样：你不是人才角开饭摊，卖《海南咨询》报的那个艺术家吗？

我每天长胡子长发飘荡着，又穿着一件大红T恤，他们就都认定我这个符号是艺术家。

我一下像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说：你认识我，对，我就是在人才角开饭摊的那个艺术家，我们那个报纸《海南咨询》是送的不是卖的，做好事，为吃饭的人提供方便。

那马脸女警说：很对不起先生，我们这次是抓制作倒卖海南工作证的团伙，他们到处造谣制造混乱说：海南建省要清岛、封岛，没有证件的人要被遣送出岛，然后趁机制作假工作证进行高价倒卖。咱们都是解放牌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希望你能对我们今天的失误理解。

我说：没有问题，我能理解，就算我为即将成立的海南省做点贡献吧，现在弄明白了，那你们可以放我回去了吧？

她说：现在还不能走，等天亮上班办了手续才能出去。

我心里有一些热乎乎的感觉，真想和这个马脸大姐多聊几句，我觉得这个大姐很亲切，我责怪自己不该给这个马脸大姐起这个马脸外号。但是我又比较理智，我不知道眼前这些事情是真是假，还是他们在唱双簧，我聪明地想绝对不能多说，或许他们让我放松警惕，说漏了嘴，把驹儿也扯进来。

快天亮了，我又回了监仓。

马老八还没睡，我感觉他真的很关心我。看他对我那关切的样子，我心里有时怀疑他是不是看上我了，要我入他的山门当弟子？

我跟马老八说：他们找我谈的是别人千的事，抓错我了，不是我出版报纸的事。

马老八替我骂他们说：操他妈的，这些草包竟干这样的蠢事。

我问他：常有抓错人的事吗？

马老八说：有，冤屈的事多着呢。我在西北坐牢的时候，有过一个天大的荒唐冤枉事。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山村老汉去部队看他的儿子。老汉的儿子是看监狱的，在父亲走时，刚好有一批犯人，要从监狱里送劳改场劳改，那个儿子就让父亲搭便车一起走了。到了劳改场，老汉下了车要走，劳改场的看守不让他走了，把他和犯人一起编上号，进行劳改。一干就是十年，家里人以为这个人失踪十年，早就没了，老婆已经跟别人结了婚。他回来了。原来监狱里平反冤假错案，找不到他的档案，也不知道他犯的啥罪。问他，他说自己就根本没犯罪，没犯罪你怎么进了监狱？他把前因后果一说，经过核实就把他放了。

后来他要求平反，人家问他犯了啥罪，他说没犯罪，人家说没犯罪咋平反，就这样在监狱里白干十年。

天快亮了，外面的院子里响起了口令和发动汽车的声音。马老八暗示我那个死刑犯到钟了。果然一会儿监仓门大开，一队全副武装的武警进来押走了那个毒贩子。毒贩子留下的东西被监仓里的人犯一抢而光。马老八说：用死刑犯留下的东西吉利，他把死运带走了，留下了好运气。

我的心不安地乱跳，人进到这里一切都听天由命了。

一会儿仓门又打开了，叫我出去。

马老八说：兄弟，你肯定没事了，记住我告诉你的地址，你去看看我儿子们，和他们交交朋友，他们都是很讲交情的好孩子，他们就是缺少你这样的哥们儿，转告他们我在这里很好，不要惦记我，好好干活，常给他妈打电话报平安，拜托了。

我走了出去，他们把我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只是鞋上的铁条放不回去了。我走在路上软软的像穿舞蹈鞋一样。

我们一帮人上了车，政府向我们宣布说：海南明天就建省了，你们身上任何证件都没有，属于清岛对象。你们不能留在海南岛上，今天全部被遣送回大陆。

我一下子像晕了一样，他妈的抓错了还要把我送走，我被遣送回大陆，驹儿咋办？我想辩白，他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当时即使给我说话的机会，我也没证件。我不吭声了，于是我也打消了找马脸警察的念头。

虽然着急，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了一种轻松感。轻松的是被抓进了监狱里，只是一夜就被遣送走了，这应该是最轻的发落了，不知道多少犯人都希望有这个结果。我虽然不是犯人了，但进这里就吉凶难卜，今天有了结论，我已经没有了昨天刚进来时的那种恐慌和紧张了。马老八昨夜给我讲的那个故事，给我起到了很大的自我安慰作用。我现在着急的是驹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她一夜没见我了，现在是啥情况，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胡思乱想。她是不是也被抓了？在提堂的时候，他们没问驹儿的情况，看来他们不知道驹儿，可能也没有抓她。她不知道我去哪里了，她将怎么办？她还在那里住吗？会不会出去找我？会不会碰上坏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找不见我了，她会怎么想？她会着急？她会哭？

我越想越着急，在着急中我们就被押到了秀英码头。我们像一群猪一样被赶到了五等舱的货舱里。我发现看守不是很严，我就举手报告说我拉肚子要上厕所，看守很友好就让我去了。我到了厕所门口，见门上挂了一个锁，里面没人，我就心灵一动，用锁锁上了门。然后顺着楼梯上了四等舱。看守叫我回来，我说这个厕所锁住门了，我肚子痛要拉稀，憋不住了。看守不耐烦地说：快点回来。

我上了四等舱就卷进慌乱的人流里去了，我又很机警狡猾地上到了甲板上，装做像送人的样子，就下了船。

我几乎是一口气跑回了海军三招。虽然天已经亮了，但远远的在楼下我就见我们的房间还开着灯。我进了屋，见驹儿眼睛红红地坐在床上失神地望着我，像傻了一样。我上去就抱住了她，她恼恨地拼命地在我的怀里挣扎。我咬住她的嘴狂吻了起来，她放声大哭，哭声中充满了委屈和哀怨。

她红肿着眼睛，可怜巴巴地颤着声说：哥，你去了哪里？你不要我了吗？

我本来不想告诉她被公安局抓的事，我一看不说清楚是不行了，于是我就把这一夜的故事叙述给她听。她看我衣服皱皱的，身上脏兮兮的，整个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像去搞什么风流韵事，马上同情心包裹着爱心就冲上了我。

驹儿紧紧地抱着我，又哭了：哥，对不起，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还冤屈你。

她又不停的咬我，吻我。

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在被窝里情绪基本稳定了，驹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工作证，是海南的一家什么公司的。驹儿说：昨天送完报纸，有人问我办不办海南的工作证，如果不办，明天建省，就要清岛，没找到工作的全部要遣送回大陆，然后封岛就再也进不来了，将来进海南岛比进深圳还难，和去香港台湾差不多。我回来找你，你不在，我很着急，就花一千元买了两个工作证。

这些卖假证的，我替他们坐了牢，他们还这么高的价格卖给驹儿假证，一点优惠都没有。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驹儿说：没有那么严重，海南是建省，不是搞独立，咱们每天办报纸，你还没理解这个精神，建省搞开发，他们不让人进来，谁给他们开发？都是那些卖假证的在害人。

我洗了澡换了衣服，精神状态马上恢复了。事情基本都已经过去了，我突然像获得了一个大的解脱和超越。我的内心里显得特别舒畅，也有一种特别勇敢的感觉。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淋得我晕头转向之后，突然白云蓝天，阳光普照，我行走在绿油油的大地上，新鲜的泥土味道和野萆味道满足了我，想痛快地哭，想快乐地飞，想大声地笑。像一切雨后的生命一样，该开花的开花，该抽穗的抽穗，该结果的结果，都成熟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我豪迈地说：驹儿今天太热了，我们退房，到望海楼大酒店去住，享受一下秋凉的快感。我还要买一个包，给你买一条裙子，咱们要奖励自己，装备自己。驹儿热烈响应，一脸扬眉吐气的笑容。这个孩子也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外面，海南岛彩花纷飞，礼炮隆隆，海南终于建省了。海南省有证了，我们也要去做有证的事情了。海口到处贴满了各种喜气洋洋的标语：庆祝建省，严防小手。

看来马老八和他四个儿子的生意不太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