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少年逃亡
在走出草原去辽宁的列车上，老三第一次坐上了火车。
他的内心充满了憧憬和快活。那一天，我这个十一岁的兄弟脸上照亮了幸福的阳光，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爸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爸爸要把他送到远方去，这个不安分守己喜欢打架的家伙，多么希望到远方去呀，重新开辟一个陌生人的打架的战场。
这是老三独特的个性和宿命，长大成人以后面对不断的成功和挫败，他总是满怀希望地憧憬着远方，其实老三的成功很少，他总是失败，好像运气很差，在关键时刻，总是要我出现来帮助他走出困境或者危险。
火车在前进。
在一个温暖的下午，父亲带着老三来到了我妈的老家，下荒辽宁一个叫马庄的村子里。高氏大家族不同辈分的老老少少都聚在大舅家里，来看望我妈这个大家闺秀的后人。
下荒辽宁的马庄给了我爸和老三父子俩一种全新的环境和心理感受。
这个高氏家族很大，称呼人不能够按照年龄。所以在人群中既是晚辈中的长辈，也是长辈中的晚辈。这里不同于草原上的习俗，老三觉得好奇，我爸虽然来过，但仍然觉得新鲜，他用力地抽着烟，用力地握着手，马庄的太阳亲切地照在他那红光满面的脸上。他在族人们的面前讲述着自己的见闻，讲述着草原上的异俗风情，讲述着自己见到的或者听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传说和来我们草原上的那些牛鬼蛇神。我爸下结论说：那些人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他似乎忘记了那片土地上曾经给予他的痛苦。人就是这么善良美好，只要这一片土地养育过你，离开那片土地时一切都将变成了亲切美好的回忆。有多少痛苦都将忘记，而永远牢记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日子。
在我爸的讲述中，族人们不断地发出一阵阵惊叹唏嘘。那些没有走出过马庄的族人们，纷纷惊诧于外面世界的精彩和不可思议。他们用敬重的目光看着我爸，老三几乎受到了整个家族的喜欢，族人，这血肉之缘是永远也割舍不断的。
族人们排着辈份也在纷纷地给我爸讲述着家乡的故事。
他们讲述着村里出去的谁谁现在已是中央的什么什么大官了，而原来国民党时代的跟随少帅张学良的什么什么大官已逃到台湾去了。
这是一次隆重的家族大会，这一次开始在老三这十一岁的生命中注入了与科尔沁草原截然不同的命运符号。我爸和高氏家族的人安慰着互相争吵着讲述着，最后欢笑着家族大会在幸福美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在这个温暖的新环境里，看到父亲脸上洋溢着的快乐，老三也——脸喜气洋洋，但是私下里老三却有点忧郁。
父亲严肃地向他宣布：老三，从今天起你又多一个新爸爸了。你来到这里，要让大舅家养育。今后就管大舅叫爸爸，现在就跪下给新爸爸叩头。
老三倔强地不跪下。
父亲：老三你为什么不跪下叫爸爸？
老三：我有爸爸。
父亲：我不是你爸爸了，你要管大舅叫爸爸。
老三：那你也是我爸爸。
父亲：快跪下，今天开始大舅是你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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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父亲那痛苦坚决的目光时妥协了，跪下给大舅叩了一个头，但是仍没有叫一声爸爸。
大舅是高氏家族传说中的抗美援朝没有牺牲的英雄。在当时人们普遍的知识概念中，只有牺牲的人才是英雄，而活着的人就成了英雄，让人们在心里不好接受，我大舅是个另类。在科尔沁草原时，妈妈就常讲大舅的故事，甚至拿大舅来吓唬红卫兵，而当时我大舅正在马庄这里也挨红卫兵批斗呢，真是一个滑稽好笑的年代。那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年代，大舅的英雄形象在我们兄弟当中已根深蒂固。
可是今天面对这个六十多岁的残疾老头子，十一岁的老三与心目中的英雄怎么也对不上号，所以与这位英雄的革命大舅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但他毕竟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儿，在吃饱了饭的新家里，他要到野外温暖的阳光里去释放童心，尽情地去玩耍或者找陌生人打架。
革命者出身的英雄大舅是决不会娇惯地养育老三的，一套吃苦耐劳的培养接班人的方针是我们党早就设计好的。按照情理讲，这样做无可非议。但是按照心理分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老三当时内心的世界里完全不承认这个新家，甚至有一种排斥力。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不理解人的心灵不尊重人的个性的愚蠢的时代。他强迫你按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好孩子的标准，去吃喝拉撒睡，去学习劳动走路唱歌。当你一旦节奏慢一些或者说叛逆时，你便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大家一致拥护的惩罚。但是老三天生就不是好孩子，其实，按照他们好孩子的标准培养的下一代，都当上了红卫兵，开始残忍地斗争培养他们的上一代，老师老子老干部，统统被年轻的红卫兵踏在了脚下。
岁月就这样开始了，从家里到学校，各种惩罚让老三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越是这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对妈妈和草原家的思念就越是激烈。
一九七五年，我大舅，那个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下荒辽宁马庄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回来时路过我们家，把放暑假已经上中学的我错误地带到了马庄，大舅这一次错误，注定了他一生都没有儿子的历史悲剧。
刚来马庄，我也感到新鲜，尤其是这么久没见兄弟老三了，特别感到亲切，不过老三在这里，我一点都不羡慕，甚至觉得他可怜。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一首歌口U：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当时老三见到我这个家里的代表和从前打架的战友，都眼泪汪汪地哭了。他不断地问我：妈好吗？爸好吗？大哥好吗？老四好吗？老五好吗？老六好吗？老七好吗？老八好吗？狗好吗？我们打过的那个长命好吗？我们救过的那个张大爷好吗？
老三问得我心酸，我跟他说，干脆我带你回家。老三听了很兴奋，于是我们便开始酝酿一场逃亡马庄的阴谋。一天晚上，一个手电筒引发了我们下定决心，马上开始逃跑行动。
像从前在草原一样，吃完晚饭，我和老三出去在村子里闲逛，实际我们是在找机会打架。这时一个手电光在漆黑的夜空里，像鬼火一样向我们飘来，打手电的人用一块红布蒙在镜片上，并且嘴里发出鬼叫声，吓唬我们。
我和老三都不怕，就一起喊：
有钱没处放，
买个照爷棒。
有钱没处扔，
买个照爷灯。
那个家伙就追我们，最后追到大舅家，声嘶力竭地叫骂着，要揍我们。他说：你们两个小蒙古球子，我今天要揍扁你，看谁是真正的大爷。
其实那个家伙年龄不大，也就比我们大个一两岁，但是他辈分大，是真正的爷，我大舅还要管他叫二爷。
这一下惹了麻烦，夜里我和老三商量，趁明天那些高氏家族还没收拾我们之前，天没亮就起来逃跑回家。
那时的人们虽然愚昧无知，但却淳朴单纯，没有人会怀疑我们要逃亡。当时十三岁的少年老三穿着革命英雄的老婆——我的大舅妈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衫，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凭着兜里攒的几个零用钱，没有任何告别，买了一张短途车票，便从辽宁郑家屯登上了奔向北方草原的火车。
我和老三上了火车发现火车上人很多很挤但很友好。上车之前我们为自己的逃亡设计过各种阴谋，比如列车长来查票，可以提前进入厕所不出来等查票过去了再出来，如果当时厕所里有人进不去，就钻进座位底下藏起来，如果不幸被抓住就说是阶级敌人把我们从草原骗到了辽宁，然后是我们自己聪明像小英雄海娃一样从敌人的魔爪里逃了出来，现在要回家。我们一遍一遍地回想父母的名字和家里的住址。很遗憾在通辽下火车时，我们被抓到了，这些策划都没派上用场。
下了火车，我们在出站口给抓到了。
你们从哪里来呀？
辽宁。
你们票呢？
我想解释，每次和老三合作，遇上动脑的事，他都不伤这个脑筋，全听我的，就像遇上动手的事，就全靠他来摆平一样。
你们有票没有，啥也别说，就说有票没有？
我没办法解释，只能回答：没票。
走，跟我们走，没票还说啥。
原来没票就没有权利解释。
我和老三被领进一个屋里，那个女检票员说：让派出所的来，这里有两个从辽宁来逃票的小家伙。
两个穿蓝衣服的警察来了，看上去虽然威严一点，但是也很客气，警察让我们哥俩走过去站在一个大秤上，他在秤我们的分量。我觉得好玩，我还从来没有秤过自己的重量，老三站在秤上，故意往下用力，他想让自己的重量超过我。但是老三还是没有我重，我九十一斤，他九十斤半，重半斤，不管怎么说我没白比他多吃十个月咸盐。
警察秤完我们的重量，和颜悦色地问我们：知道为什么给你们秤体重吗？
我和老三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
警察对我说：我看你长得比那个小子聪明，你猜猜，为什么？
我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还是谦虚地说：不知道，猜不出来，你告诉我答案吧。
老三站在那里，无知地傻笑。
警察启发鼓励我们说：不对吧，有头脑从辽宁逃票到内蒙来，也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想说？
我诚实地说：真的想不出来。
警察说：那好，我告诉你们，秤你们的分量，是用来罚你们的款。从郑家屯到通辽的票价是五元钱，我们不按票价罚你们，要按斤罚你们，一毛钱一斤，算一算，你们两个人，每人罚多少？
我和老三都不吭声，警察火了：你们连算术也不会吗？
我说：会，我罚九块一毛钱。
老三说：我罚九块零五毛钱。
老三的数学不好，后来我问他，你怎么算得那么准，那么快？
老三说：我抄的近路，我比你少半斤，肯定也少五毛钱吧。
这小子今天遇上事，倒显得比我还聪明了。
警察这次很满意我们的回答。警察就是这样，他问啥你就回答啥，有时他要的不是什么答案，而是他的自尊心和对他权利的尊敬，即使一个人不是警察，问你问题，你不回答，他也会恼火的。但是对警察不能乱回答，不是你干的事，千万别承认是你干的，是你干的，承不承认就由你自己决定了，有时好汉做事好汉当会害了自己，法律不比江湖，义气狗屁用都没有。
但是这个答案我们不满意，我和老三都傻了，长这么大，我见过的钱最大的是一元钱，这么多钱咋还呀。况且，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有用这种办法罚人的，但是当时，按斤罚款，我没想到是一种侮辱。后来我长大成了人物，选拔人才干事业时，我真想把这个有创意的警察找到，让他帮我搞策划。我正胡思乱想着，一股浓烈的臭味，毫不客气地涌进我的鼻腔。不用去调查，一定是老三放的。能放出这种令人恶心味道的臭屁，只有老三。我想现在如果警察重新秤我和老三的重量，我肯定比他重一斤，也会少了五毛钱罚款。我在心里责怪老三，这臭屁为啥不早放？
警察可能也闻到了，捂着鼻子，不耐烦地又问我们：你们有钱罚款吗？
我和老三一起摇头说：没有。
警察让我和老三把衣服脱下来，脱得干干净净，连一件裤头都不能穿，他一点一点检查，终于拍了我的屁股一下，很失望地把衣服还给了我们，他没有找到他要罚的钱，有几毛零钱他不感兴趣，又给我装进了口袋里，我眼睛一直盯着他拿我钱的手，一直到他放回去，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警察自言自语地说：一般有钱都缝在裤裆里，看来你们真没钱，有钱罚钱，没钱罚力，罚你们去煤场推一个月煤。
煤场在火车道旁，第二天推煤时，根据火车上始发和到站的名字，我看好了往我们牧场方向的火车道。我和老三商量晚上收工时趁着混乱，就顺着铁道往家逃跑。
下午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我用兜里的九毛钱买了几个大面包，偷偷地塞进了我和老三的怀里，晚上收工时，趁着混乱，在滚滚的煤烟中，我们果然逃跑了。
我和老三离开了城市，顺着铁路，在夜色里开始了狂奔。我们向牧场的方向奔跑。一开始我们很兴奋，像从屠宰场跑出来的牛一样，欢叫着庆祝我们的新生，我觉得整个夜空都充满了幸运。我们跑得满身大汗，城市的灯光渐渐地消失了，我们在铁轨上奔跑，越来越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喘气声。
当第三种声音出现时，肚子呱呱作响，于是我和老三便接连不断地开始放屁，声音响亮到极其夸张的程度，就像当年土匪打的冷枪一样清脆。这时老三说：二哥，饿了吧？
于是我们从怀里掏出面包开始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吃完面包，正渴得着急，一列火车呜叫着盛气凌人地冲了过去，我和老三跑到路基下躲避火车时，却发现了一片白菜地。火车过去，我们不敢停留，一人拔一棵大白菜，又爬上铁路，就边走，边啃白菜，当一棵白菜全部啃进肚里的时候，我的胃里开始了翻江倒海，白菜沫像肥皂泡一样开始在我的呼吸中，向夜空里飞扬，我边打着饱嗝，边飞扬着白菜沫，边想像着，如果在白天的阳光下，这轻舞飞扬的泡沫肯定是色彩缤纷的，一定很壮观，边想像着，边为这夜空中的浪费，而感到遗憾；老三没有这特异功能，只是听到他的肚子里，像牛一样在吼叫。
我们奔走着，我突然感觉，后面绿绿的有两只灯光在幽怨地闪着，我感觉到我的灵性在复活，后面有一只狼在跟着我们。我从小就懂的生活常识，如果遇上狼跟在后面，不要停止脚步，速度既不要快，也不要慢，不要做出任何要跟它搏斗的举动，甚至你要假装没有发现它，狼就不会进攻你，狼也假装没有发现你，等天亮了，或者遇上人群了，狼就会走了，否则当它发现你要进攻它时，它会捷足向你进攻。
老三早就发现了，当他发现我发现狼之后，他说：二哥，你不要怕，或许不是狼，是一条狗。我心里感激老三对我的安慰，但是我知道狗是不会在野外跟人的，那目光也不会是绿幽幽的。
火车又来了，我们跑下路基躲避，火车过去后，我们又上了铁轨，我希望狼被吓跑，或者最好被火车撞死，但是我用余光往后看，绿幽幽的两个目光还在闪耀，并且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可能由于紧张，我和老三又同时放起了屁来，根本控制不住，声音更加洪亮，更加有猎枪的效果，不仅仅声音像，连味道都是一种火药味儿，我心中祷告，真怕后面那匹狼误解，以为我们是措人，已经向它开枪了，然后它向我们拼命扑过来怎么办？我把意思跟老三说了，他不这么想，他说如果那匹狼很愚蠢地误解了，我们放屁就是猎人开枪，那就是好事，从来都是狼听到枪声就逃跑的，没听说有哪匹狼，可以扑向开枪的猎人的。老三说完更加用力地放起屁来，他说最好让狼怀疑我们是两个猎人。
老三说：二哥，咱们走的方向对吧，从哪里下铁路能走回咱们牧场，你能知道吧，别走过了。
我说：没错，城里到咱们下铁路的地方是五十里，下到铁路走四十里，我早就清楚，天还没亮，咱们这个速度一夜走不出五十里。
其实我是这样说，我的自信来自于一种感觉，我总是看到前面有一盏红灯在引路，而那盏闪耀的红灯一定就是小红骒马的灵魂，在帮我带路。
我恍恍惚惚地就好像骑在了小红骒马的身上，飘飘悠悠地向前走着。
老三突然摇晃我喊道：二哥，你怎么走路睡着了，你看前面，有一匹红马？
我一下子醒了过来，天亮了。在前面远方的铁轨上，朝霞下，一匹浑身闪着光的枣红马在冲我们嘶鸣。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这不是我在牧场骑的那匹枣红马吗？
我和老三跑到马跟前，搂着马脖子亲热得热泪盈眶。枣红马怎么来了呢，难道他知道我们回来，来接我们？老三困惑地不解，向我发出愚蠢的疑问。我知道，是谁在帮我们的忙了，一定是小红骒马叫来了她的兄弟枣红马来接我们，她的灵魂肯定一夜在跟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再回头看，那匹狼早就不见了，老三坚定地说：肯定是用屁吓跑的。
我和老三骑上枣红马向牧场的家里奔去。
一九七五年九月草原上已是寒冷的深秋，在牧场炊烟袅袅的一个早晨。稀稀疏疏的几个晨起的影子在无精打采地晃动咳嗽。
这时我们家的土坯房门被敲开了，正在做早饭的妈妈见门口两个脏兮兮的少年在敲门。
妈问：你们找谁？
我声音颤抖：妈我是老二，我把老三带回来了。
老二和老三回来了！妈妈激动地一喊，爸爸和大哥等众兄弟都从炕上爬起来跑了出来，狗群也前后兴奋地跳着，一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