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小明死后的第二年，可怜的爸爸也死去了。他原来已经身体不支，小明的事情再给他沉重的一击，不能够想象一个虚弱的老人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苏阿姨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清队”以后，她被送到逐鹿县的山区插队落户。我去送她，陪她在山沟的草棚子里住了几天。白天她不再说起小明，夜里却在睡梦中大声喊：“小明，小明，我的孩子，你回来呀，你回来呀！”

爸爸死后不久，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末冬初，我们这一批学生算作毕业，分配了工作。我分配到西北的一个县办工厂。临行的一天，乔建国赶来送我。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工宣队进校之后，他便到四川的分校去了，这次他的工作分配在东北，比我迟走两天，所以是他送我。

我们久别重逢，真是亲热呀！正如巴尔扎克说的，“我们都喜欢参与我们爱情秘密的人，特别在爱人故世之后……这样的人有种魔力，身上有一道光轮罩着的。”我们一起到翠华楼吃饭，乔建国叫了满满一桌菜。一端起酒杯，我止不住泪如泉涌，竟至于哭出声来。乔建国的眼圈也红了，他说道：

“哭吧，哭吧，痛痛快快哭一场吧……有什么办法呢?唉，应了‘红颜薄命'那句老话……还有可怜的程叔……”

周围桌子的顾客都看着我们，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服务员走过我们的桌子，“唉”，“唉”地叹了两口气。我什么也不顾了，一直哭了很久很久。泪水就是汇成汹涌的大河，也无法洗刷我心中的痛苦。

那天晚上，乔建国送我上火车。舅舅也来了，他驼着背，瘦而高的身材好象经不住月台上凛冽的寒风。他不住地说道：

“当心身体，当心身体……一路上多加小心。到了那儿就来信，不然舅妈心里要难过，她现在只惦着你一个人了……”

我的行李都托运了，手上只提着那把“阿玛蒂”。这一次我没有哭，好象泪水已经流完了。乔建国却哭了，这条硬汉子，象小孩子一样地涰泣。他紧紧抱住我，用拳头敲着我的后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火车徐徐开动了，舅舅挥动着手中的帽子，露出一头雪白的头发。乔建国跟着火车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渐渐地，他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故乡，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然而学生时代留给了我什么?我只有愤怒和悲痛，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得越遥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稿一九八○年一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