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吧。说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年轻人，他们的形象是同整整一个时代相联系的。红卫兵运动是个潮流，不管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现象。在那个时代，这股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任何反对它的人都将陷于灭顶之灾。有人说，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头脑中除了“砸烂一切”和宗教式的狂热之外，没有其他思想；他们的身上除了一条武装带之外，没有其他束缚。他们穿着引为自豪的黄军装，臂戴一尺宽的红布袖标，手拿红色的《语录》本，好象其他装束全都违背革命的信条。

实际上，红卫兵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性格。

我也是一个红卫兵。在那个年月里，我也激动，我也呐喊，怀着真诚的革命愿望投入洪流。一年之中，我经历的事情多过以往二十年。从学校到社会，各种人物露出嘴脸，各种变化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在一天之内，真理可以变成谬误，功臣可以变成罪人。慢慢地，有些事情使我百思不可得解，激动之后往往感到茫然。不是没有一鸣惊人的机缘，但是我清楚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绝不会成为出类拔萃的英雄。一九六七年，在参加了各种斗争，踏遍名山大川之后，我回到北京。我看不惯学校里两派红卫兵的争斗，又苦于无所事事，就在几个同伴的怂恿下，参加了批判“文艺黑线”的工作。当时，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编辑了一个不定期刊物，名字叫《文艺黑线批判》，编辑部设在音乐学院。于是我们几个人到那里给刊物写几篇稿子。

那时节正是盛夏，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写文章，夜晚便在地板上铺席子睡觉。整幢教学楼没有什么人，比我们学校清静得多。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这里一定弦歌一片。如今这座大楼就象巴尔扎克笔下的夏倍上校，经历了埃洛大战，使人们无法辨识它原来的面貌了。大门的门心板掉了好几块，走廊的墙壁横七竖八地写上了标语，画上了漫画。门厅的地板烧糊了一大片，透了窟窿。好几架被砸坏的钢琴扔在走廊里。大多数教室里的桌椅不知何时飞走了。看来打跑了乐神，留下了破庙。但是我仍然喜欢这个环境，它可以使我日夜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

来到音乐学院大约一个星期，在一个月色明朗的深夜，我一觉醒来，忽然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它好似来自天外，轻渺遥远。一会儿，它飘近了，带着万种柔情，恰似一对情人在窗下喃喃低语。多么亲切的旋律！我掀掉薄毯，悄悄走到窗前。窗外月光如水，两排高大的毛白杨沙沙作响，象是给小提琴伴奏的大管和低音提琴。整个校园在琴声和杨树声中安然入梦，进入了幻想的世界。我看了看表，正是午夜时分，随后推开房门，循着琴声走去。

这是莫扎特的小提琴曲――《E大调慢板》。

在一九六七年的北京，听到这样一首曲子，人们会大觉惊异。琴声同周围的一切多么不协调！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各地武斗的战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大使”在各地指挥着战斗。想一想那时的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正在同旧日的文明作痛苦的决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店铺，每一幢房屋都改变了面貌。标语，数不清的标语，黑色的，红色的，用墨写的，用油写的，写在马路上的，写在大墙上的。古老的建筑物敲掉了额头打瞎了眼睛，新建的楼房用红砖砌出大大的“忠”字正悬当中。“联动”的勇士们刚刚打出了新的“招牌”，路人只要看到他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高傲和蛮横气派，就会躲得远远的，想起于“红色恐怖万岁”那句口号。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百万人大会，欢迎”旗手”的受伤了和没有受伤的部下从武汉归来。大街上刚刚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愤怒的人和麻木的人相杂其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纸旗和标语的无数碎片。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在简直容纳不下的旧书库里，大本小本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分量。屈原和李白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在小山一样的唱片堆里，贝多芬、莫扎特和梅兰芳、程砚秋聚在一起，被人们用镐头刨砸成碎片，发出同样的破裂声。“蒙娜丽萨”画上了胡子，“西斯廷圣母”是收藏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真迹一钱不值，只能与废纸一同出售。因为懂得它们价值的人都想躲开它们，不懂它们价值的人随意糟踏它们。路人的裤腿稍微瘦了一点，会被一直豁开到大腿根。烫发的妇女会被抓住剃成光秃儿。全聚德打掉了霓虹灯的招牌。丰泽园关闭了所有雅致的单间，在小院中搭起天棚，出售大碗面。只有路旁的绒花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一排一排站立着，开放着的粉红色马樱花，织成斑驳的彩带，却没有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受到惩罚。

一九六七年的北京，最广泛的“民主”和最严厉的“专政”交织在二起。一方面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噤若寒蝉，胆战心惊。也许，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要经历一些痛苦的年月吧，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