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潘卫东来到北京火车站。天气很好，几缕白云悠悠飘在天空。面对东长安街一座座崭新的高楼，北京站显得十分破旧。广场上人头汹汹脏乱不堪。钟楼上奏响了《东方红》的曲子，更让人想起破旧的年月。他没有买月台票进入车站。他不知道鸣放的车厢是几号。如今铁路客运繁忙，每次列车要加挂好几节车厢，在中等以下的车站，列车的头尾停在月台之外。上月台很难找到鸣放，他只有在出站口等。他买了一杯可乐，又买了一份《北京晚报》。出站口有许多接站的人，有人举着牌子。旅馆拉客的人也举着牌子。54次还没有到，他喝完可乐站在人丛中看报。

广播里告知54次晚点20分。还算好，不要等太久。这儿人太多了，很可能彼此看不见。如果找不到，鸣放只好打电话，玉梨等在家里。没有手提电话机了，手机早在Ｓ市卖了。鸣放会看见他的，他有身高的优势。

看完报纸天色已暗。54次到了，人们涌出出站口。鸣放一眼就看见他，扬起手。但是鸣放的箱子卡住了，他费了一番气力才拽出箱子。

“哥哥！哥哥！”

卫东好久没有这样叫了，自从上了大学，他一直是叫“鸣放”的。鸣放没有变样儿，比过去稍稍胖些。

卫东接过鸣放手中的箱子。和鸣放同来的有五、六个人，卫东只认识其中一个叫“老褚’的，去年为了银河大厦的装修，卫东和他打过交道。

“哥们，听说在北京混的好啊！”老褚拍着卫东的肩膀说道。“进了洋行了！”

“洋行也是打工的！”卫东说道。

“卫东，老褚现在是一公司经理了！”鸣放介绍说。

老褚他们去旅馆，拿走了鸣放的箱子。他们在广场上分手。

“卫东，明天一起去东来顺涮锅子啊？”老褚说道。

“好啊！”

兄弟俩告别众人进了地铁。卫东问起父母，鸣放说两个老人都好，家里没啥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红旗，那一阵子她有点不正常了。”

“为啥？”

“因为陶总的死。”

“你是说红旗？”

在摇荡的车厢里鸣放的话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是啊！”鸣放是怜惜的嗟叹的口气。“东建的变化也大了，就像经历了一次大地震！说起来话长啦！”

他们在车上来不及细说。他们在车公庄下了地铁，卫东叫一辆夏利车，开到老虎庙。

当他们走进家门的时候，玉梨已经摆好了桌子。她把家收拾的焕然一新，自己也精心打扮了一番。窗帘换了，台布换了，还有一大瓶娇黄的意大利菊。玉梨穿一件黑色晚妆裙，这裙子是宽腰身的，可以遮掩她的身体。她的头发盘高了，脸上上了浓妆。她娇小玲珑打扮起来算得上漂亮。

“大哥！”

她的表情还是个孩子。

“你的小窝挺不错的嘛！”鸣放是衷心赞叹的语气。“还是北京人啊——咱们Ｓ市人到底土气！”

鸣放用这样的方式称赞了女主人。

卫东让鸣放洗洗脸随后开饭。玉梨拿出一瓶洋酒一瓶五粮液。凉菜摆在桌上。他们喝了一口酒，玉梨回到厨房做热菜。

“鸣放，你说红旗咋回事儿？”卫东问道。

鸣放大口吃着菜，又一仰脖喝干了杯中酒。他在体验一种畅快。

“红旗和陶总的事，妈的，我原来一点不知道。”

“我有点感觉。”

卫东想起钱芳芳出车祸的那天夜里的事。

“是红旗自己说的。红旗说，是她害死了陶总！”

“她跟你说的？”

“不但跟我说，还跟陶初云说！遗体告别那天，她当场昏过去了。你想那个场面，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你不该让她去。”

“谁知道啊！这以后才知道的。”

“后来呢？”

“我们不让她自己过，让她搬到老太太那儿。她不干。后来陶初云去陪她住了一个月。陶初云真是难得！人家死了爹，还要来安慰你！没有第二个女孩儿能这样！”

鸣放提起初云，这是他和鸣放共同爱过的女孩儿。鸣放不称“初云”不称“云云”故意称“陶初云”，但是一派深情溢于言表。鸣放和初云有更深的交情。他干了第二杯酒，这一回不是畅快而是苦涩。

“初云姐儿俩不是去南方了吗？”卫东说。

“是啊，陶总家一个人没有！陶总太太去厦门了，不知道地址电话。说来也巧！出事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在陶总家，有崔经理，有陈主席，有小侯，商量怎么找人。正没主意，陶初云来电话了。她从海口打过来，找她爸。她和末雨从三亚回到海口，正准备到厦门去。哎，她爸已经不在了！电话里一声撕裂的哭声，啊，啊，那个哭声！我们在场的人都跟着掉了泪。第二天她们飞回来了。”

玉梨端了两盘菜进来。

“看你们哥俩说的好热闹！”

“我们说Ｓ市的事儿呢。”鸣放说道。

玉梨放下菜转回厨房。

“钱芳芳呢？”卫东又问。

“那时候没敢告诉她。过了新年，陶初云到厦门把她接回来了。”鸣放干了第三杯酒。

“陶总的太太也受不了！”

“哎，人已去了。有啥办法！”

“陶家亏了有初云啊！”

卫东想到最后一次见初云是在北陵的小岛上，那一次他失态了。她的偶然出现就像一片霞光从天而降。这霞光刺痛了他的双眼，也刺痛了他的心。他痛惜不已。

“还有一件奇事呢！卫东，你听说陶小姐和韦家昌的事吗？”鸣放接着给自己倒酒。

“没听说——这可真是奇事！”

“这事儿我早就知道！妈的，去年夏天我和陶总在长春华侨饭店遇上了。韦家昌一直追她，费尽心机。他前年离了婚，瞒着，谁都不知道！陶小姐真的被他缠住了！韦家昌还要拿钱给她开个设计事务所，执照都办下来了！从长春回来，陶总为这事和女儿吵了一场。陶总这个宝贝女儿，从小到大就挨了这一回骂。这事对陶总是很大的刺激。”

“这事咋知道的？”

“难道陶小姐还能跟我说吗？当然是红旗说的。陶总这一死，韦家昌是彻底凉啦！”鸣放是庆幸的语调。“在陶小姐心里，陶总生前的态度，也是他的遗嘱。我想她会这样想。也许有别的原因，总之不行了。圣诞节那天，红旗给我打电话，说是给陶总扫墓——那天正好是陶总的七七四十九天。我带车到了红旗家，有陶家两个女孩儿。三个人一人一把鲜花，也不知从哪儿弄的花！那天是Ｓ市最冷的一天，滴水成冰。一出市区就是北风烟雪，刮的道儿看不清。到了回龙岗，找到存放陶总骨灰的地方。三个小姐哭的泪人儿一样，足足哭了20分钟！她们商量，要在东陵买块墓地，把陶总的骨灰迁过去。那天陶小姐告诉红旗，她绝不会嫁给韦家昌了。”

一瓶五粮液喝完了，卫东打开了洋酒——早上玉梨从超市买来的黑标威士忌。玉梨做了四个凉菜，六个热菜。主食是三鲜水饺，她一个人包的。玉梨忙完了来入席，她扎了一条鹅黄色的亚麻布围裙，同黑色晚妆裙配的好看，只是她的肚子显露出来。

“我的小侄子啥时候出世啊？”鸣放问。

“九月份呢！”玉梨说。

玉梨在场，他们不便说女孩子的事。鸣放酒酣耳热，谈兴正浓。他能吃能喝好像三天没吃饭。

“一喝酒就误事！”鸣放拍着自己的脑袋。“把好事给忘了！”

说着鸣放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是一个老式的荷包。

“这是婆婆给儿媳妇的礼物！”

“哎呀！”

玉梨打开荷包，是一枚旧的纯金胸花，中间镶了一块翡翠。

“我看看！”卫东接在手上。“这么大的翡翠！老太太有这个宝贝，我从来没见过呢！”

“我小时候就见过。”鸣放说道。“姥姥家解放前是很有钱的。文化大革命时候，妈手里有一包首饰。后来抄家抄走了。文革后期找了回来，十几件首饰只剩下两件，后来公家给赔了3000元，就算完了。这两件，一件是镶了蓝宝石的项链，红旗结婚时候给了红旗，一件就是这个！你看这么大的翡翠，现在要值个两、三万呢！”

“还得多吧！”卫东说道。“我在中街看过，谢瑞麟的店里，只有五分之一大，要一万多，成色也不如这个！”

“哎呀，我都不敢接了！”玉梨涨红了脸。

“你们走的太急，老太太没来得及。”鸣放说道。“老太太还说，玉梨别挑我的理儿啊！”

是的，卫东和玉梨是匆匆忙忙离开Ｓ市的。玉梨到家里去过一次，见到老头老太太，见到鸣放，只是没见到红旗。离开Ｓ市的时候，卫东并没有说马上结婚，而是在办完婚事以后才告诉家里的。卫东自知对不起两个老人，他这个老儿子，欠家里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