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家修房子，麦生伯身体还强壮，跑来做泥水匠。我从城里赶回去帮工，因为修房子在我们老家是件大事情。

我们那山里人，一生就三件大事：修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这就是我们山里人的全部的事业和辉煌的前程。他们不知道也不去想还有别的什么，只为了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一代又一代。

我们家乡的房屋分两类：瓦房和草房，很少有窑洞。但全都是黄土泥墙，站在山坡上去望我们的村庄，就像一群黄牛卧在那里晒太阳。不断有山风吹歪一股股炊烟，就像黄牛们举起来的尾巴。

房墙大都由土坯先垒起来，外边再抹上黄泥。黄泥里拌有麦草，它们是泥墙的筋肌，手挽手把着不让风雨吹打进去。常年的雨水洗干净麦草的脸，天晴时麦草上便反射出金灿灿的阳光。

这种墙的好处是可以更换，屋宇用木柱架起来撑着，墙倒屋不塌，过许多年，人们闲下来时，就把老墙扒掉，当肥料送进田里去养庄稼。这种肥料叫壮土，劲道很大，在肥料中算上品。然后再用新土做成新墙，十分方便，又给人一种新房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家乡，庄稼人极少用砖做墙，过去的大地主富户也只用砖做个墙腿以显排场，都不肯一砖到底，只有一些老庙宇例外。这些神仙住的地方才完全用砖做墙，而且一砖到顶不见黄泥，和庄稼人住的黄泥墙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只有神仙才能脱离土地，飘出人间飞上天空。爹和麦生伯都对我讲过，这是老辈人的古训，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如果细细去追踪，这话里好像有些什么神秘的启示，在深深的揭示着人和士地之间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无处不有，能使人联想到漫无边际。

不过在家乡时，并没有觉得住那土屋有什么好处，除了比城里的房子多一些老鼠洞，并没有别的优点。一直到在城里住了许多年后，才逐渐体验到那黄土泥屋的温暖。具体说，那只是心灵上一种温暖的感觉，住在家乡那黄土泥屋里永远有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安全和幸福，而且这感觉是住在城市的楼房里体验不出来的。于是每每从城里远远地返回那乡村，走进那黄土泥屋，就像一个大人又回到婴儿的世界。在这里见人不用说你

好和谢谢，谁要感谢谁，见面不用说好听话。这就使我在城里活得很累，我害怕城里人。

我小时候怕狼，现在害怕城里人。

麦生伯给我们家干活不要工钱，又特别卖力气。每天早早上架子，吃饭时才下来。撤尿时就解开裤裆掏出家伙，往墙上滋，好像满世界就他一个人。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老伴，里里外外一手人，经常吃不上应时饭。妈妈心细，每顿饭都给他碗底卧一个鸡蛋，想补补他的身子。爹让我每天都给他衣袋里塞包烟，让他随便抽。而他并不常抽，却喜欢把纸烟像旗帜一样夹在耳根。他还把抽剩的烟屁殴留着，剥去外边的纸，把烟末装进旱烟锅里。他在替我们家节省，他知道这纸烟都是用钱买来的，而钱又是用汗水换来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庄稼人就这样，啥时候都是细水长流过日月。

那几天活儿紧，人累，但夜里全不急着去睡，一定要聚在一块排闲话。因为我从城里回来，麦生伯想听我说外边的事情，晚上也不回郑家疙瘩，就住在俺家。排闲话时，爹爱坐在木圈椅里，脚蹬住桌边儿。麦生伯爱躺在床上，扛着被卷儿，把一双臭脚蹬在木圈椅的靠背上，差一点就放在我爹的肩膀上。只有点烟时才起身，把旱烟锅对住灯头儿，把灯头火吸得一会倒下去，一会又站起来。

“娃子，”麦生伯有天夜里忽然问我，“你说，咱中国老富不起来，这是他妈的啥问题?”

“中国地大，人多呗。”我说。

麦生伯重新躺下去后，自己讲起来，“闹土改斗地主时，咱们去发动人家，就说咱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们服务的。现在还这么说，还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咱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可要是咱共产党的干部们比群众吃得好穿得好，群众咋会相信咱?不相信，就不能上下一条心，不一条心，就搞不上去。”

爹说：“可是总要有人去当官儿。没有官儿，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天下不就乱了?”

“可是谁来管这些当官的?”麦生伯说，“有些官要是不好好服务时，咱老百姓管不住他们，时间一长，不就生外心只为自己不为国家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的官儿，是凭良心官儿。”

爹说：“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群众们一发烧当官的就头疼，群众们一肚子疼当官儿的就拉稀屎，这才能心连着心命连着命。这个社会主义搞好了，保险能搞过资本主义。”

麦生伯叹口气说：“唉，这个办法可不好想。咱老两个想了几十年，还在这原地转圈圈儿。”

我这才明白，他们这些年来想得很苦，虽然脱离革命队伍回家当了庄稼人，却并没有停止过思考。

麦生伯那晚上的话一字一句如一块块石头压在我心上，直到他死后，也没能够放下来。虽然这些话很家常，我却知道这里边的深刻内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到麦生伯的坟地，对他说您安息吧，您想了一辈子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挺灿烂地升起来，每次都放射出万道金光一样，难道这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