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于富贵头脑一热，就把杨光背起来了。把一百多斤的大活人背在身上，他才感到了沉重，他已经好多年没干过这种笨活了。

如果于富贵这时候背的是女人呢，可能会轻些。男人背女人，背上就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性感。物质使人沉重，性感就使人轻松了。男人背男人，就不同了，背上完全是物质，是一堆肉，只剩下负担，就觉得非常的沉重。

于富贵背着杨光，又没有灯，往外走时拐来拐去还得找路，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建筑工地。刚开始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妥，等到他背着杨光来到金水大道边上，往路灯下这么一站，才觉得自己荒唐了。他自己在心里先笑了。这算什么呀？警察背小偷。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我于富贵这是怎么了？如果电视台的记者正好碰上，把这一幕录下来放给大家看，他觉得那才逗哩。

但是，有一点是真切的，那就是他背着小偷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他也觉得奇怪，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这么愉快过，和领导和同事们在一起没有这么愉快过，和小偷在一起还把人家背在身上，心情怎么会这么愉快呢？

他自己也无法理解，怎么会产生这种又荒唐又真实的美妙感觉。

他没有往深处想，他不明白他一直沦陷在自卑的生活意识里。和家里人在一块儿，他总觉得惭愧。身为男人，他没有本事多挣些钱，让家里人的生活好一点。由于太忙，连家务活也没时间多做。长时期以来，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和领导和同事们在一起呢，又总觉得人家看不起他。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说话办事就处处小心，总害怕犯错误和得罪别人。由于他做人一直做得很小心，当然也就很累。而这天晚上就不同了，他是和小偷在一起，自卑感就没有了，反而还有些居高临下，对他来说，这种感觉并不常有。杨光多年迷失在黑道上，是自己搭救了他，亲手把一个大活人从黑道上背了回来，让他重新做人，这等于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改变别人的命运，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精神。占有别人的精神，实在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精神享受了。就是这种精神享受，让于富贵产生了美妙的感觉。

精神享受，永远是人生最美妙的感觉。

现在我们再看着于富贵背着小偷，在夜晚的路灯下，心情愉快地站在金水大道边上，伸手去拦面的，就理解他这种非常行为的心理动机了。

郑州的黄面的很多，蝗虫一样爬满了各条大街小巷，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有，拦一辆面的是很容易的事儿。于富贵几乎是刚站到那儿没有两分钟，一辆面的就开过来了。司机发现他背着人，还主动下来为他们打开车门，帮着于富贵把小偷弄到座位上。

这就是城市文明。

城市文明的钥匙就是金钱，金钱就是通行证，只要你给钱，就有人给你服务。

“上哪儿？”面的司机问。

于富贵说：“上医院。”

“上哪个医院？”

“让我想想，这样吧，上省体工大队医院。”

“健康路那个？”

“对，是健康路。”

车开起来，游在河流一样的灯光里，使人想到城市的夜晚像梦境。

刚才，于富贵及时地想起来了一个王大夫。王大夫是省里治疗跌打摔伤的名医，和他于富贵一样也是郑州市的政协委员。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会吃饭，有一点交情。他记得王大夫在省体工大队专门给运动员看外科，他就让司机把他们往那儿送。他想，送到王大夫那儿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也可以少花些冤枉钱。现在医院里也不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了，你给钱他才给你救死扶伤，并且宰人宰得厉害，所以该躲还得躲。

如果我们留意于富贵这时刻的思维线索，就会发现，他刚才背小偷时还觉得荒唐，现在他已经把小偷当成朋友了，不仅背他上医院，而且还想着为他省钱呢。

还好，王大夫正巧上夜班，找王大夫没有困难。

“他怎么了？”王大夫问。

“摔伤了。”于富贵开始替小偷掩饰。

“老于，病人是你的……”

“朋友，朋友。”

这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二个非常行为，把小偷做为朋友。

朋友，这可能是一个警察送给小偷最好的礼物了。

于是，等到把杨光安排在医院里，他一个人走出医院准备回家时，站在大街上先呆住了。这时候他才认真回想起来，我今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呀？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他才感到自己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时候已经夜深了。从医院到他家虽然不算太远，打“面的”也要花六块钱。随随便便就花六块钱，他可不舍得。他点着烟，一边抽着一边溜达着回家去。他边走边想，今天晚上这事儿该怎么对人讲呢？

这时候他才发现，好像怎么讲都不合适，而且怎么讲也说不明白。你总不能说你去单刀赴会和小偷明挑吧？这算什么呀，算警察和小偷决斗？事先怎么不向组织上汇报？又不能讲人家只偷了你一个工作证，你就逼人家跳楼自杀吧？更不能讲你一个警察不但没铐小偷，还把小偷背着去看病，这不就和黑社会扯不清楚了吗？这一下可麻烦了，不但没有人相信你，还认为你和黑社会钻一个裤裆丧失了立场。那就算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唉，多少年来的经验使他深切感到，什么事情只要一本正经地摆到桌面上，一扯到领导那里，就麻烦了。

能不能不讲？

也许别人可以不讲，他于富贵不能不讲。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没入党的时候，办什么案做什么事都还向领导如实汇报呢，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党员干部了呢？

那么向谁汇报？当然给李大队长。虽然他也是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毕竟是副的，李大队长是正职，正副之间虽然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他就得向李大队长汇报工作。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办公室的白主任也和他的领导差不多。凡事不向李大队长和白主任说说，就觉得对组织上隐瞒了什么一样。但是，今天晚上这事儿，可怎么汇报呀？

想着走着，就走得快。已经走近厂区的小胡同了，于富贵忽然看见胡同口处黑乎乎一团，黑暗里好像蹲着一个人。

“谁？”

果然，一个人从黑暗里慢慢地站起来。

“我。”

一搭腔，才知道是王海。

“你怎么在这儿？”

“废话！等你嘛。”

好兄弟。于富贵心里一热。

“等啥哩，没事儿。”

“怎么，结了？”

“结了。”

“那走吧，回电话去。”

“给谁回？”

“李头嘛。”王海连忙说，“对不起老于，我呼你，不见你回，我怕出意外，就给咱李头汇报了。现在李头还在等电话呢。”

这下可糟了，不说也不行了。于富贵连忙问：“你没给我家里人说吧？”

“没有。”

“还好。那，那走吧。”

这也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了，由于职业的关系，警察成天和坏人打交道，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每每执行任务回来，都要及时互通情况，互相报个平安。

“也好，先报个平安混过去，详细情况以后再说。”于富贵说，“王海你记着，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张扬出去。”

王海笑了，“什么事儿呀？你还没有给我说哩，我怎么张扬？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出事儿了？”

于富贵也笑了，“你看，我自己先糊涂了。出事儿倒是没出多大的事儿，只是今天我办这事儿，咋想都没法儿对别人说。”

王海说：“你这话一丈深一丈浅的，到底是怎么了？”

于富贵说：“走吧，先回电话，回了电话我给你细说。”

已经深夜了，两个人还得去找公用电话。于富贵想，有个手机就好了。他任副大队长后，办公室白主任曾经给他配过手机，那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要。总觉得自己不是个正经领导，工作作风朴实些好，别再搞得脱离了群众，就里外不是人了。后来局头们为这事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弄得他想要也没法伸手了。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