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劝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的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点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两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的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分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的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分，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做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裁政治，先到中国来，做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翻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人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表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怕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九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十九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上道的发展太偏向一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脯堡，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但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兔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柯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家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袁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