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冒守财真恨不得来场战争或地震什么的，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开始新的一轮利益均摊。在大混乱的时候，就没人给你排座次，什么你有没有北京口，父母是什么官，谁管那个？谁有本事谁上，比如大家都挨饿时，谁有本事弄来粮食谁就占粮为王，要不怎么叫乱世出英雄呢。
一转眼就是深秋。长安大街上流金溢彩地滚动着落叶。秋风飒飒一阵子，又有金黄火红的树叶萧萧飘起，铺天盖地，恰似春天的缤纷落英。
瓦蓝瓦蓝的天，脆生生的爱人儿，真个是秋高气爽。
这长安街旁的小胡同里，秋色则比长安街上更浓郁。狭窄的街巷，夹在两趟子大树之间，人就踩着趟着落叶走路，头上就啪啪散落着片片彩色的叶子。清洁工这时是清扫不过来的，眼见着街角上就堆起了小山似的花花绿绿落叶。
移民楼迎来了一个平平常常的秋天，依旧在淅淅沥沥的落叶拍打下散发着酸甜油烟厕所杂味。人们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奔着生活，似乎没人去捡一片枫叶。捡叶子的准是闲人。
沙新头顶着落叶回来，只觉得那叶子十分沉重地打在头上。站在楼前，透过纷纷落叶看这座厮守了六七年的脏楼，想到要离它而去，心里不禁怅然。自己是以这个楼为大本营度过了青春中最宝贵的一段年华，24岁到30岁，一个男人金子般的一段日子，恍恍惚惚，实实在在，有滋有味地在这里度过。厮混其中时毫无岁月的流逝沧桑感，一旦要离开，且是被迫离开这在北京唯一的窝，竟会生出无限留恋。没有，从来没有这样仔细端详一下移民楼。七年来它就像一件唯一的破衣服捂在身上，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哪会想到脱下来端详一眼的？
沙新不知不觉中靠在一棵大槐树上，久久迈不开脚步，他不知道该跟老婆说什么才好。
社里刚刚开过大会。社长总编的齐刷刷在主席台的一溜桌子前就位。议题只有一个“要改革，要赚钱”。
张大壮是元老，自然首先发言定调了：“现在公费包销买书的黄金日子快没了，咱们‘向导’要想法子从读者腰包里掏钱了。只要不违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我想谁都知道是哪几条，我就不重复了。只要不违反这个，想出什么就出什么。当然要既赚钱又捞名，别一窝蜂出那种‘擦边球’书，擦不好就给你擦进去，让查出问题来停业整顿就麻烦了。总之，不能出亏本书，每人每年要定额赚多少利润，完不成，就没奖金，月月儿百十块干工资吃稀的。总之，图书要成为商品，要卖钱。至于怎么赚，权力下放，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随之表扬了滕柏菊和高跃进，说他们一个有本事赚公家的钱，另一个肯吃苦，大江南北奔波赚私人的钱。号召大家多想点绝招儿。
接下来各编辑室分组讨论，文艺室首先拿来讨论的是沙新这摊子文艺理论。
沙新编的那些新潮文艺理论书没一本是赚钱的，全赔。社里决定首先改革了它，停止再出，责令他手头的稿子该清退的清退，或请作者自己包销，或视情况不支付稿酬，“向导”不再背这个高雅的大包袱。沙新的退路是从明年起选一个组或一个编辑室，实行收编。若不愿与人合作或别人不收编他，他可以自成一路，自负盈亏，出什么不管，每年上交五万块承包利润就行。但一切仍然要三审后方可。如果自以为无法承包五万块，可以调去做社里的宣传秘书或发行员。
沙新马上表示愿意被胡义收编，与胡义一起编外国小说。虽然他与胡义没什么太深交情，但至少两人都算是新派洋派文人，还有共同语言，胡义总不能见死不救。胡义当即表示同意，说只要领导同意他没意见。沙新心里暗自感激，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边大姐马上说先别忙，胡义那摊现在是自身难保的过河泥菩萨，谁跟他一起谁会与他一起沉没。“马上讨论胡义的问题。”
胡义立即浑身一颤，像是自己犯了什么罪过。他这两年没大成绩但总不至于给社里赔钱。“向导”社一贯以青年的良师自居，几十年来没受过上头批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稳重、形势不明朗从不乱跟一气，还因为对外国文学出版把得严格。因为“向导”的中高层领导中没一个能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或俄文三十三个字母全念对的，所以对翻译作品格外小心。想当年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时，“向导”也没让潮流冲昏头脑，对老大哥的书也不认为是坚如磐石的一块社会主义文艺铁板，因为他们坚信“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那时出版老大哥的作品时就抱定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办法，为一本书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直到没有争论再出。据说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都曾引起过“向导”内部的争论，有人认为保尔和冬尼娅那段青梅竹马关系应该删了才好。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人批评，认为是极端保守主义。其实正因为他们儿时感情深厚，才更能衬托出保尔为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忍痛别弃小布尔乔亚的冬尼娅这一壮举的高尚。打那以后“向导”才敢出点有爱情的苏联作品，但仍然慎而又慎。因为人们发现，同是社会主义，那边儿毕竟是欧洲人种，年纪轻轻就闹恋爱，连写中学生的作品里都整这个。还有那种表现侦察兵孤胆英雄的，恐怖的破案小说什么的，总觉得这类东西不对头，就一律没出。事实证明这做法对，果然没过几年中苏就掰了，说是他们变修了，资本主义复辟了。那类文艺作品必然是修正主义无疑。幸好“向导”的脚后跟站得稳当并有先见之明，没出，也受不上批评。而“向导”出的清一水儿的歌颂莫斯科青年远征西伯利亚开荒的作品则是永远站得住脚的，因为什么时候开荒种地长粮食都不会错。几十年一贯制下来，社会上几乎没人知道“向导”还出外国文学，哪一朝代哪一潮流中均发现不了“向导”的痕迹。那一阵子兴西方现代派，胡义狠张罗了一阵子，又组稿又翻译，弄了一个系列，报上去被打回，请示上用铅笔批着“我们要敢于有所不为”。又兴西方通俗小说，“向导”又是不为者。胡义几经兴奋几经萎缩，就随它去了。一年上报十几本，过五关斩六将总能有二三本上头说行的，就改改错字发表之。久而久之胡义发现这样也不错，自己有了大块的时间翻译自己的书。出不来叫座的书可以一推向上，历数这书那书被“向导”退了稿转到别家成了畅销书，别有一番昏官误国的淋漓痛骂，更显得自己报国无门是一颗埋没的珍珠。这几个被退走成了畅销书的例子便常挂在嘴边，很显示自己慧眼识珠。从此再也不用卖力气使用自己的慧眼去识珠，只须随时抱怨即可，既表明自己努力工作了，实际上又可以混工资搞自己的自留地。到头来是“向导”的昏官昏政策养肥了胡义这个青年翻译家还落胡义一通儿抱怨。当然与胡义吃着社会主义工资干私活儿成名相比，“向导”的领导不被上级批评则更重要。胡义不过是白吃白喝，一年下来工资没几千块，可若放手让他出版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出点格儿，“向导”的领导就要丢官啦，那官位比这几千块工资重要得多。几经折腾，胡义也知趣，主动编起中学生英语辅导教材来，这类东西永远不会给领导惹麻烦，还有经济效益。出两本赚钱的，搭上一本什么外国诗集，两相抵消，不赔不赚，日子混得还算可以。
但他马上面临着形而上的失业。边大姐传达上头文件说，西方坚决要求中国尽快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入了伙，以后再翻译外国的书就要给人家美元版税。“向导”出版社没有外汇，人民币也手头儿紧，怕是以后要停止出版翻译书。让胡义做好后事的处理工作，不再约新的翻译稿。
胡义一听便十个明白，笑笑说：“这可省事了。原先总不放心我，怕我趸进点儿腐朽没落的西方坏文学。这回他西方人自个儿出来阻止中国人翻译他们的书了，可算把咱们领导给解放了，不出翻译书，省大心了。也省得外国腐朽文化毒害中国人。”一席酸溜溜的话令边大姐颇不愉快，拉长了脸说：“话不能这么说，平常领导对翻译书要求是严了点儿，那也合情理。不懂外文要审定翻译稿子可不就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呗？你身为外文干部，你有责任仔细说清楚，而不是抱怨。你是英文研究生，不能要求你的领导个个儿为你去学英文吧？”
“所以我说这回咱们全解放了嘛。省得两头儿全难受。”
“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还是想想一年后你怎么办吧。干什么工作？”
“干脆我们都来给浙义理当编辑算了。”
“那不行。恐怕你和沙新都得自谋出路了。”边大姐随之宣布社里新规定：砍掉的专业人员，如不服从社里工作安排，可以自行调走。找工作这一年之内发全工资，一年之后仍调不走又不服从分配者，只发七成工资。
胡义笑嘻嘻地说：“我不怕。有这一笔英文一嘴英文，吃遍全中国。我倒愿意马上停工，享受一年的全工资。一年中我可以译一百万字出来。行了，边大姐，从明天起我就不来上班了。不，从现在起，这个会我也不听了。”
边大姐急了，说：“谁说你可以不上班了？”
“您不是刚传达了指示？我雷厉风行响应，不对么？”胡义笑问。
“你在赌气。”
“我有什么资格赌气？”胡义开始收拾办公桌。“哦，改革改革就是改革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呀？领导自己呢？你们凭什么铁交椅照坐？张大壮怎么一块钱利润也不承包？砍这个专业那个专业，谁给他这么大权力？我们还要砍下去几个社长总编主任呢，行吗？这出版社成了某几个人的了不成？官僚资本主义没了，又出来了资本官僚主义。出版社办不好全是老百姓的事了。他凭什么打游击出身就能得编审职称？编审是教授级，国家规定要懂一门外语的，他二十六个字母跟拼音的区别弄清了没有？少来这套。我再不行考美国去，教中学英语去，干嘛要受这种资本官僚主义的气？”说完就扬长而去，开始第一个享受不上班拿全工资的待遇，并一路扬言准备再拿一年七成的工资，呆腻了再调个单位。
胡义洒洒脱脱而去，却给沙新出了一大难题。心中暗自痛恨起胡义来。只感到全体眼睛都盯着自己，尤其浙义理正在幸灾乐祸地蔑视着他。他没有勇气像胡义那样甩手而去，因为他老婆的户口还悬着。他沉思片刻，抬起头，发现无数目光立即从他这里转移开去，像耗子一样快。他明白现在就看他的了。他这人一贯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人，此时他似乎听到人人在说他：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个该死的北京户口很快就要到期作废了，社里仍旧不偏不倚，让他和冒守财去私了，再这样相持下去，只能两败俱伤。眼下沙新彻底明白了自己是个废物，在别人眼里一分不值。既然如此，他决定不要那个北京户口了，让给冒守财成全这个叫人恨又叫人怜的人物。他决定一走了之，与老婆孩子一起举家打道回府，或回山东或回四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沙新说着一跺脚站起，一点不比胡义逊色地潇洒走了出去。
沙新这一壮举惊得人人感叹。只有冒守财欣喜若狂，沙新不再与他争那个北京户口了，他冒守财捡了一个大便宜。他星夜兼程奔去大同，不舍分秒地把大肚子老婆接来，暂时安插在单丽丽屋里，一边办着她的进京手续一边打报告向社里要房子。人事处房管处的人此时反倒同情起沙新来，烦透了冒守财，面若冰霜地说：“你老婆的手续还没办完呢，急什么？再说了，就是办进来了也不一定马上给你安排房子呀。哪有你这样没良心的？也不知道谢谢沙新去。沙新若是使坏，他办不成也不让你办，再拖一个月，这个户口指标就到期作废了。看你老婆还来不来北京！你就得老老实实回大同去。人家沙新帮你这么大忙，你还以为人家活该呀？真没法儿夸你。”说得冒守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冒守财心中恨透了人事处房管处这帮子人，因为他们不拿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当人，好像北京是他们家的，别人都是来拣便宜的。尤其对他冒守财这样的农村人，态度更恶劣，动不动就说他完成了三级跳，还弄来了大肚子老婆，这些人是成心看他笑话，就不给他房子。
冒守财忍住泪水，咬紧牙心里骂着，决定走最后一条路——自力更生。这次他豁出去了，要彻底得罪门晓刚和沙新，坚决把门晓刚轰出屋去，让他回去与沙新同住。
回来刚把这话说出口，门晓刚就猛然一巴掌打在冒守财脸上，随之破口大骂：“我早看出你不是人养的。白上大学了，农民意识一点不改，大傻X一个！亏你有脸说这种话。沙新很快就要去山东了，很快就会腾出房来，你他妈就这么等不及了？你就不能让沙新平平静静地走？你这时候让我回去，不是赶沙新快走吗？”
“我老婆要生了！”冒守财红着眼说，随手抓起一只瓷碗，“你再动手我就不客气了！”
“你就知道你老婆你老婆，要不是沙新把户口让给你，你能有今天？”
“他反正是给社里改革出去的人，再赖也没用。这名额他不止，社里也会给我的。”
门晓刚大骂一声：“白眼狼！”随后一拳打过去。冒守财奋起还手，两人扭作一团几乎把小屋子撞破了。两个女人大着肚子只会喊救命但爱莫能助。
沙新跑过来拉开他们，惨白着脸对冒守财说：“你别闹了，我保证在你老婆生孩子之前去济南，晓刚马上就会搬走。跟你这种中山狼，没什么好说的。”
冒守财翻翻白眼：“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没必要感谢你。要是当初你早早儿让了呢，我们全家会感谢你一辈子。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沽名钓誉干什么？这名额算我白拣。门晓刚，我告诉你，你的床位是在沙新那屋，你住进我这屋算我客气帮沙新的忙，成全他老婆在这儿坐了月子。我还没图他谢我呢。你再在我这屋赖下去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别怪我不客气，狗急了还跳墙呢，何况人？别忘了我是农民出身，拉过车耕过地，有一把子力气，真打起来你这种小四川不是个儿。再说了，我从我屋里轰你出去是正义战争，我占理。”
冒守财从来没有如此昂首挺胸扬眉吐气过，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口气掷地有声他说完这段有条有理有力有节的话，竟让沙新门晓刚们听得不知如何回答。其实冒守财上大学时是系学生会的干部兼团委的什么委员，常口若悬河地向人们发话。这样的小人尖子一进北京，跟别的人尖子们一比却给比傻了，才知道天外有天；再加上老婆问题弄得狼狼狈狈，就更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现如今老婆也进了京，马上可以正正规规过日子了，才发现自己并不比谁矮一截儿，不再以农民出身为耻反倒突出自己的农民优点——咱爷们儿有力气，会打架，以此来吓唬城里的小白脸儿们。
沙新再一次向冒守财保证他不出半个月就走，不会耽误他老婆生孩子，就别轰门晓刚了。
冒守财带搭不理，哼两声，就算答应了。
可旁观的滕柏菊看不下眼去了，忍不住抢白冒守财：“小冒啊小冒，真想不到你这么烂心眼子。人家沙新倒了霉你就这么落井下石啊？到底是行还是不行，长嘴是说话的不是放屁的，你就不能吐个准话儿？至于这个样儿吗？翻了身就变脸儿。要是让你这样的人当了什么大官儿，还不得用机枪把老百姓都给嘟嘟喽？”
“行，行，”冒守财不耐烦了，“什么事你都管，乱搅和。明天社里成立个妇联吧，准选你去当主任。我怎么翻身又怎么变脸了？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明镜儿似的，我姓冒的从此再也不受欺负了。沙新你替你的老乡考虑着，半个月内让他给我老老实实搬回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可要说话算话。我成全你们。”
“走走，”门晓刚推推沙新，“别理他，这号土冒儿，进了北京也是垫底的。你到哪儿也是条龙，理他呢。”
滕柏菊闻之大为不悦，压低嗓门儿说：“门晓刚你注意点儿！你怎么就永远忘不了讽刺讽刺农村人呢？讽刺人家你能得一百吊钱是怎么着？你生在成都，你爸爸说不定就是大山里的呢，凭什么威风？”
门晓刚不敢跟滕柏菊叫板，知道这个唠叨嘴子不好惹，就吐吐舌头：“滕大姐饶命。不过我声明，农村人跟农村人也不大一样，比如咱跃进大哥就跟你不一样。”说完赶紧钻回屋去。
滕柏菊没理门晓刚，而是跟进了沙新家，发现屋里已大包小包收拾得差不多了，就红了眼睛，安慰沙新：“别难过，是汉子，到哪儿都成大事，我就看你不一般。其实北京这地方不是咱们的，过好日子的是当官的，有钱的，咱是垫底儿的。你要去了济南，说不定就成了山东的大理论家了，哪儿哪儿都显著你喽！”
滕柏菊好心来安慰沙新却不成想十分招人讨厌。沙新的老婆连招呼都不打，突然抬头说：“我们沙新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青年理论家。到了山东自然是第一流的，而不是显著怎么样。北京的大笨蛋到了你们河南也还是大笨蛋，总不至于是北京去的就聪明了。要那样，傻子都奔河南算了。”
柏菊尴尬地一笑：“我可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现在这种户口制度太害人，外地好样儿的多的是，来不了北京。倒让冒守财这样的人在北京逞能。”
张艳丽并不领情，“这个社会逐渐要多元起来，以后不见得北京就老是什么什么的中心。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搞文化的全集中在北京，这不正常。像你们河南这么一大省，比德国还大，要是现代化了还了得？就因为穷，人们才往北京啦省会的跑。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的，再不变这国家就完了。要是每个省都像德国一样强，哪怕赶上它一半儿，中国可就不得了了。人才也就都分流了。像你这样的回河南还不混个妇联干部当当？”
滕柏菊好心不得好报，好话说不好听，最终自己惹一肚子委屈回去了。
胡义推门进来，皱着眉头：“这老娘们儿快成无事忙了，哪儿都有她。妈的，好人留不住，北京全让滕柏菊、冒守财、谢美这帮人赖进来了。”
见沙新挚妇将雏给逼出北京，竟一时语塞，欲语还休。屋里一片狼藉，几乎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孩子又尿了，张艳丽正忙着换尿布，屋里的味道很难闻。胡义与沙新对视，沉默片刻，沙新先开了口：“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胡义像是自言自语：“是呀，怎么想起上这儿来了？我怎么进来的？”说完不禁叹口气。
张艳丽换完尿布，若即若离地招呼胡义坐下。胡义笑笑说不坐了，这就走。走到门口，转回身，很沉痛地说：“都怨我，太冲动，把你害了。妈的，是我把你推上这一步的，否则你完全可以在社内调动一下。”
“他胡大哥别这么说，”张艳丽说，“就是你不带头辞职，沙新也不能忍下这口气。人么，要活的就是一口气。”
“可至少要把那个户口弄到手再说呀，”胡义痛心地摇摇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才行。至少现在在北京搞文化条件好。外省条件差多了。要我说，沙新不妨在北京换个单位，再干二年再说，也许能碰上个有进京名额的单位。”
“不了，”沙新湿着眼说：“逼到这份儿上，我也活明白了。窝窝囊囊憋在北京顾了头顾不了尾，即便写出几本书来也没意思。活到三十才明白，人首先要吃住行，才能弄文学艺术，其实退而结网或许还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原先有间房住着，穷点也就算了。现在可好，连老婆孩子都快保不住了，还在北京干什么？一走了之吧。”
胡义露出一脸悲戚，一拍大腿叹息：“唉！”默默地走了。走两步又回来说：“沙新，我从来没请过这楼上的人，但我今天想请你去我那屋喝两杯。行不行？”
“你的心我领了就是，这酒就免了罢。”
“也罢。我的心到了就是了。过两天搬搬运运的事叫上我，我能干。”说完大步流星地回去了。
沙新回到屋里，张艳丽悠悠地说：“咱们现在成了众人可怜的对象了。真是天晓得，他们凭什么可怜咱们？”
“嗨，人么，可不就这样呗，比别人幸运点就不知姓什么了。所以，我想让翠兰先陪你走，东西我托运走，剩下我一个人在这空屋子里再清闲上两天，然后我一个人悄悄地走，连门晓刚也不让他送。”
张艳丽点点头说就这么办。
要说现在顶惬意的是浙义理了。他知道沙新用什么金林的鬼笔名写评论不说他好话，从此就一肠子的怨怼。对胡义，他也死看不上眼，因为胡义这种臭知识分子太各路，穷清高。但这两员研究生出身的人的确对浙义理升官构成了威胁。这一半年浙义理的纯情诗大本小本袖珍口袋本卖得着实欢，名声大振，自己也就开始对只当个普通编辑和通俗派诗人不满意起来。他至少想赶紧当上个副主任，这样就与边大姐平起平坐了。他深知要当官必要先入党，便开始很真诚地学了一通儿党章，然后以如花的诗笔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了上去。他很自信，以他现在这种大诗人的身份，也算有点分量的人，肯定会引起充分重视的。他硬着头皮去找边大姐，希望边大姐再扶他一把，比如当他的介绍人什么的。
边大姐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老对象，一来二去感情甚笃并定下来新年结婚的。见义理来了，先是一惊，随之一喜，嗔怪着年轻十岁地垂下眼皮来：“你还想着你大姐啊？反正是没事不登我的门。有一年多没来过了吧？坐呀，我又不会吃了你。你不用躲我，我知道我命苦，四十大几让人甩了，只配找个六十的当填房。我不想让你付出什么，可你也不能拿我的感情当大粪。你就真连点表示都没有？”义理很诚恳地为她点上一支烟，边大姐吸几口平静了许多，手上有支烟占着，也就妨碍她动手动脚。义理说：“我真心实意要拜你为大姐，新姐夫过了门，您这个家又兴旺了，我也算北京有了门亲戚，这不是挺好么？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弟，我若入了党，咱就是好同志。要是再裹进些个别的事不就俗了？”“得了吧！”边大姐悻悻地说：“你觉着跟我亏了你什么，是吧？我知道自己长得丑，又这个岁数了，配不上你。我这辈子算完了。”说着嘤嘤哭泣起来，边抽泣边说：“你放心，我能帮你就帮，谁让我心肠软呢？”
边大姐果然帮忙，替义理向组织上说了不少好话。可一经征求群众意见，却招来普遍反对，几乎无一人赞成义理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进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人们都明白现如今不少人走的就是入党——当官——分房子三部曲，因此坚决阻挠浙义理走出这决定性的第一步。沙新和胡义自然是反对让义理入党的人。边大姐为此很气愤，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嫉贤妒能的坏作风。她引用达尔文的话说：生物中最激烈的斗争是同种间为争生存空间进行的斗争。浙义理要从移民楼中奋斗出来，那些移民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她要领导上明白：不是浙义理不好，是别人落后。但有的领导也认为不能培养浙义理这样的人入党，有损党的声望。他既然有本事写诗写歌挣大钱，就用钱自己买房子去呗，何必当官分房子？什么他都占着，那可不行。群众们能没意见？结果就轻而易举否定了浙义理入党的要求。为此义理十分苦恼。他知道自己的那种诗不出二年就卖不动了，很快自己就会过时。现在手头这十来万块是买不了一套房子的。从长远角度考虑还是当上个副主任分一套房子实在，那样自己手里这十几万就干落下了。凭什么当了官的都分房蹭公家的，他就该用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钱去买房住？当个官岂不是太赚了？自己写这么多还不如人家什么都不干玩心眼儿混个科长合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凭什么不让浙诗人也沾上？义理不服气，由此更痛恨这些玩权术当官和平庸无能却又嫉贤妒能的革命群众。就是这两类人毁了他的前程。这两类人其实同种，只是后一拨儿没混上去。
现在好了，一下子去了两块心病，沙新和胡义全被改革掉了，浙义理又可以重振雄风再努一把力去当官。现在的形势对义理十分有利，因为出版社开始用利润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了。出版社自负盈亏，再装正经，讨人喜欢，编不出赚钱书来也白搭。而论赚钱，义理是文艺室的台柱子。他的诗社里规定不许由别的出版社出版，“肥水不外流”。他只须不停地生产诗，边大姐给他做编辑，写一本卖一本，本本好销。而这次全社的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权力下放，各编辑室分别挂一个出版社的牌子。于是“向导”就要变成九个出版社了。准备叫“向导九联出版公司”。文艺室准备打出“向导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这意味着刘主任将任出版社总编，边大姐任副总编，比原先名字好听多了。义理这次要改变战略，他准备不费那牛劲去入党，要直接当副总编，否则他就要跳槽，离开“向导”，并收回自己在“向导”所出诗集们的版权。他相信，带上自己这几本畅销诗集的版权，投奔哪个出版社都会大受欢迎。
不幸的是，这次战斗在他与边大姐之间打响。“九联公司”规定所属各出版社每社只能有一个总编一个副总编，义理要想当副总编，边大姐必须下马让位。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义理决不含糊，他果断地提出边大姐下来他上去的建议；若不行，他就准备收回版权，跳槽走人。他号称这叫“权力的转换”。
边大姐万万也没想到她培养拉扯并苦恋着的这个小个子男人最终成了她的对手。过去所有的柔情、缠绵、思恋全抛入九霄云外，边大姐拿出当年在大草原上搏击风雪的劲头，在领导务虚会上含泪陈辞：“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问一个为什么：难道改革就意味着金钱第一吗？我们就可以让一个品行不佳、没有群众威信的人来当领导吗？我们能这样拱手把权力交给那种钱串子吗？浙义理可以是个好诗人，可他决不是个好人，不能让这样的人当领导。别忘了，改革开放是党领导的，不能让他钻空子，连党员都不是就先当官。最近群众们都在反映浙义理，说他要入党就是想当官。他不愿意用稿费买房子，散布怪话，说别人都是入党当官分房子，他凭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房子？听听，这是什么话。战争年代的人入党，是把脑袋揣腰带里，为的是冲锋陷阵，为人民的利益身先士卒。我们当年奔大草原，积极入党，是图个率领广大知青战天斗地做新牧民，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天真，可我们不是图享受的。现在的小青年入党图什么，浙义理这种机会主义分子的态度最明显，就是图升官分宽敞的房子。这种人的阴谋不能让它得逞。他一计不成又施二计，想利用改革开放的时机，用利润代替政治，赤裸裸地要官当。最可恶的是他用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观点称这叫什么‘权力的转换’，没听说过吧？就是说他的书能赚钱，他就要有权力。还说这叫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样的阴谋家居然跟我们打经济战，用收回版权调走来要挟，还两分钱的韭菜拿一把儿。他别忘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党领导的，他想拿一把儿，让他走人！我们还有滕柏菊、高跃进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可以发现新的畅销作者，就不信他一个破诗人就能卡我们的脖子。这世界缺了谁都能活。当年苏修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过来了。美国想打服这个打服那个，不是连个眼皮子底下的小古巴也拧不动？日本想仗着经济实力称王称霸，可他不得人心，谁服他？”边大姐一口气慷慨说完，猛坐下大口喝水。
领导们忙安慰边大姐说别着急别生气，谁说改革就不要政治方向了？谁又说改革就是认钱不认人了？再说了，那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上头出点子，往下就是月亮走我也走，再往下就是跟着感觉走，到咱们这基层谁知道怎么个改法？走着瞧吧。谁知道他浙义理犯了什么病，硬是觉得一改革，这世界就成他的了。别忘了，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完善，不是把社会主义改了。要是搁在过去，浙义理这样的早给打成右派了，他明明是想夺权嘛！没那么容易。引进外资还讲个主权问题呢，外商再怎么投资占多大股份哪怕是独资，他也是在中国地盘儿上，也得听共产党的，敢炸刺儿，给他轰走。嗬，现在倒好，一个小破诗人臭转几行歪诗，就想闹夺权了，也不摸摸自己脑袋圆不圆。几个人连哄带劝，总算边大姐不激动了。但充分考虑到浙义理对本社的贡献，不能不照顾他的情绪，决定任命他当文艺社的总编助理。这意味着他享受副总编的待遇，长工资，分房子，装电话，但没有副总编的权力，可能属于高级幕僚之类。随之宣布了各个社配备的总编助理，主任助理甚至科长助理，一时间几乎人人成了不同档次的助理。被安排当助理的全是一些有实力但不是党员或因为老的没退仍占着坑不走而无法安排的。在所有这些助理中只有浙义理是个年轻的总编助理，别的年轻人大都是主任助理或科长助理。滕柏菊为“向导生活出版社”赚了大钱，也不过才当个编辑室主任助理，是正科级。高跃进勇于吃苦，用两个月绕半个中国一站一站推销台历，拉了十万印数，也荣升“向导哲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助理，夫妻双双把官当，不仅能分上一套房子，还可以优于其他助理们先挑一个好的楼层。浙义理跟他们一比，自然是最得意的，因为他是惟一的副处级了，工资高了，分房也可以优先挑楼层。斗争目的基本达到，出师即小胜一把，也就见好就收，不再继续斗争，免得输个精光。
就在“向导”出版社迈出改革的步伐之时，霍铁柱亲临指导，提议改名叫“香岛九联出版公司”，猛一听以为是“香港九龙出版公司”。他这两年香港新加坡走几趟，那边的出版界均提出“向导”有点政治色彩浓郁，不敢与之合作。回来后他就大胆设想，提议“向导”挂两副牌子。对内仍叫“向导”，做广大读者的指路人；但对外叫“香岛”，有利于公关，打开国际市场。既然国家实行一国两制，咱也来个一社几制，从此后，“向导出版社”鸟枪换炮，大门口左边一溜九块牌子，依次是“向导哲学”、“向导文艺”、“向导生活”、“向导科技”、“向导少儿”、“向导史地”、“向导青年”和“向导体育”。右边一拉溜儿九块牌子，从“香岛哲学”开始到“香岛体育”。大门上方两块金匾，分别是“向导九联出版公司”和“香岛九联出版公司”。各社分别有两套信封信纸和图章，需要哪个用哪个。编辑们的名片也有两套。
这一片万众欢腾的落木萧萧时节，没人注意沙新的存在。连门晓刚也很少去注意他，因为门晓刚此时正忙于争他的职称。他工作已满六年，按规定的年头儿，他应该得到编辑的职称，不应再是助理编辑。评上编辑，工资就可以一下长上去三级。可九联眼下忙于分权到户，没人关心评职称的事，只有他这种毫无希望当官的人才关心评职称。前几日他帮沙新把老婆孩子装上车送走，沙新说要一个人再在空房中住几日，扫扫尾，写完一本批评集再走。屋里只剩一张桌、一张椅和一张床，满屋的垃圾废品。门晓刚把自己的米面给他一些，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偶尔半夜看到沙新屋里的灯亮着，就进去寒暄几句，只见沙新在埋头苦写。这两天没见沙新，以为他是去向朋友们告别了，也就没去注意。下午晓刚收到一封本市的信，打开才知道沙新前天晚上一个人独自去济南了，跟谁也没打招呼。信也很简单：让晓刚马上搬回来，钥匙在门楣上。门晓刚好不心酸，捧着信湿了眼睛，回到屋里就冲冒守财说：“你终于称心如意了，今天晚上就接你老婆进来吧！”冒守财已经是和颜悦色，嘻嘻笑笑：“这是怎么说的，我可是没赶谁。我老婆还有半个月呢，沙新再拖一个星期也没关系嘛。”
沙新那几天似乎像没发生什么似的。他的一本什么《论中国特色后现代主义》约好这几天交稿，送走老婆孩子保姆，就关在空荡荡的屋里奋笔疾书。平时总有时间可以浪费，逗逗孩子，逛逛街，吃吃饭喝喝酒侃侃大山，约好的稿子总是拖着写不完。中间不停地接受报刊的约稿，东写一篇西攒一篇，大钱没有，几十几十的小钱一月总有几笔。手握小钱，时时和朋友下下三等小馆，偶尔吃大户或做东吃一次大馆子，很有三十年代上海三流文人的优雅感。大家自称做批评家不能没有钱，一定要有点经济基础才有闲心去指指点点以醒世警世喻世，中国需要批评家，因为中国老百姓大都活得太实际委琐；好容易出几个知识分子，又大多被同化为乌合之众，毫无人文主义灵气，更谈不上诗意，顶多算得上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已。沙新一喝酒必谈三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马尔库塞，总在推崇批评家应担负起给后工业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自称自己就是在扮演着一个牧师的角色。
那天在东四的什么天鹅酒馆里就着煮花生、拌粉丝和拍黄瓜喝酒论天下，几个人决定组织个后现代主义研究会，专题研究后现代社会里人类心灵的孤独与庸俗问题。沙新提议文艺批评与市场挂钩，建立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开通谁家的电话，每周一三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有一人值班解答心理问题，并用书信形式解答。每次收一定费用。再编几本《现代人心灵一百问》之类的小册子配卖，这样以文养文，研究会就有了活动基金。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挂靠单位，作为群众团体登记注册。随后花了二百块钱租了一个咖啡馆的两个小时开成立大会。那正是沙新要离开北京的下午。沙新被推选为常务副主席，会议由他来主持，他不能不去。但他决不想让人们知道他晚上要离京，因此一脸的平静，照旧迎来送往讲话寒暄。只是与每个人握手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也有力得多，握得大家莫名其妙。开完会一人分一盒三块钱的盒饭，肉炒青椒，肥肥的肉片，顶着几片发黄的大椒，吃得大家面红耳赤，抹着油嘴纷纷告别。
这是沙新在北京的最后一顿晚饭。一直忙到华灯齐上才散，几个主要领导人又相约到酒馆里喝个通宵。沙新喝了几口，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三马，就告辞了。临行前约好下周三老地方聚会。沙新掏出二百块，说下次我做东，这钱先存在小张手里，免得我提前花了到时喝西北风。然后摇摇晃晃顺着长安大街回移民楼。回去蒙头大睡，一直睡到午夜时分，这才起床去洗了脸，又最后喝了一口移民楼的自来水，背上包出了楼拦了一辆面的直奔火车站。木然地上了车找到铺位就枕着包昏昏然睡了过去。
梦中恍惚觉得车停了，眼前叠画出当年意气风发坐硬座车两天两夜赶来北京报到上班的景象，心里一阵发热，在看到北京时喜得热泪横流，他要成为京城最叫响的理论家。青木季子正在车窗下等着接他，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似乎就宣告了一段情缘的开始和注定灭亡。沙新狂乱中拥紧了赤裸的季子，高叫着自己听不懂的日语（我怎么会讲日语？），痛苦难当——咣当一声巨响，车停了。沙新猛醒过来，黑夜中明晃晃的地方是天津站。他就是这样如坐春风般地离开了曾视为自己生命的北京，而济南正在夜雾中等待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甚至那朝夕相处的妻儿在此时也显得陌生，似曾相识，但又如坠云雾。难道这就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半辈子之时划上的一个标点？是逗号，问号，还是随便的那么一顿？
夜雾袭进车厢，他裹紧了毯子，茫然地望着外面影影绰绰的灯光，站台，穿梭的人影，眼皮子那么一沉，就又迷瞪过去。火车又开了。
我会回来。
他迷迷糊糊地喃言着。
车轮咣咣噹噹，让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移民楼的不少人升了大大小小的官，自是喜不自禁，喜上眉梢，似乎连说一句“上厕所”都带着坚忍不住的笑意。滕柏菊则更是不愿做忍者，摆出一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样子来，在厨房里与人们眉开眼笑地谈论社里分房子的问题，一边回顾一边展望一边观照眼前。能够谈论分房这本身就显出一种气派，因为只有升了科级干部的人才热衷于谈分房，因为只有混上了科级才有资格分到两间一套的房子，别人均是等外品，只配分平房、移民楼或两家合住。现在滕柏菊的谈话对象是浙义理。
她很自谦地祝贺浙义理升任社级领导，然后马上与利益挂钩祝贺他稳打稳地能分个两间一套，弄好了就能分个三楼的黄金楼层。冒守财闻之，也凑过来搀和，他是老牌的总编室主任助理，这次正式定为科级干部。他自以为比滕柏菊早当了二年科长，分房时一定可以优先挑楼层。他忍不住说：“义理，咱们弄不好就住上下层了。我顶多弄个二层，不行就四层。你说二层好还是四层好？”义理说当然二层好，少爬楼梯。可冒守财说四层好，安静，小偷也懒得上来。
滕柏菊最不能忍受冒守财，就说：“就你那个破家，哪个小偷去偷？连彩电都没有，敞着门都没人进。”
浙义理说：“别太乐观，咱们年轻人，能分个顶上层的就不错了。”
滕柏菊气不忿儿地说：“那怎么行？你分顶层，我们不就没层儿了？”
义理忧虑地说：“真的，我听到点风声儿，说这次提升的科级太多了，没那么多房子，弄不好有的科长还分不上呢。”
滕柏菊一脸的赫然理直气壮：“我反正不怕，我都三十五了，我们是双科长，再怎么着也得有我的。我们反正双保险。”
“那要看按什么标准了，”冒守财寸步不让，“按年龄您当然沾光，可若按年头儿呢？”
“按什么年头儿？你大姐十六岁就回乡当教师了，工龄比你年龄都长。”
“我说的不是工龄，”小冒说，“是官龄。”
“嗬，德性样儿，”滕柏菊说，“你不就比我早当二年主任助理吗？可那二年也没有说你算科长啊。你正式当上科长是跟我同一天。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没我的也没你的，别整天往外择自个儿，总想比别人先。再说了，你老婆的户口才进来几天？按规定她户口要跟你在一起十年才行。”
“十年是指父母，弄错了。”义理说。
“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吧，像我们这样双双在北京六七年的，当然要比后来的人先分房。”滕柏菊昂首逛胸地走了，她又压冒守财一头。
浙义理喃喃地说：“这娘们儿，处处她都占先。”
冒守财关心的是：“你说的当真，我们年轻的科级这次没戏？”
“听天由命吧，”义理不凉不酸地说。他这次成了副处，很自信，无论如何会有他的房子分。
“狗舔鸡巴，自美，”冒守财嘀咕一句，“不就闹个副处嘛！”
浙义理的话还真是有根据的。几天后分房方案果然证实了他的话。这次分房正赶上一大批老干部老“向导”离退休，对他们来说这是这辈子最后捞一把的时机，再不捞，以后不在位了，黄瓜菜就全凉丫的了。于是这批人纷纷风起云涌地闹房子，明着吵，暗着托人情送礼物，全家老小搬着铺盖占据办公室的一时间奇人奇事层出不穷。最吓人的是老朱的老婆，第一榜名单上没老朱，她就提着“敌敌畏”瓶子闯入社长屋里，以死相逼。社长说老朱自己条件不够，话没讲完，那女人已仰脖灌毒药，并把瓶子往社长嘴里塞，号称同归于尽。社长立即签字同意，随后喊人送她进医院涮肠。那女人拼命抗争，说没喝，瓶里是水，“敌敌畏”洒身上吓人的。社长不听，医生也不睬，强行涮肠。这之后，领导根本没心思管出书，全部夜以继日地忙于应付这批人了。
这中间总会出间谍之类的人。领导们开分房会全都是起了誓的：以党性担保，不泄露分房方案。张大壮大手一挥：“什么党性不党性的，咱是大老粗儿，不说这文词儿。总之，谁他妈把方案露出去，谁不是人，是这个。”顺手做王八状。“对，是这个”。全体伸手做王八状，代替了誓辞。可方案还是被什么甘做王八的人露了出去，资料室的人甚至复印了数十份方案公布于众，上面是平面图，每个房间里填着一个人的名字。人们都说资料室和医务室是情报室，什么谁谁入党提干出国分房，举凡有利可图的事儿，领导上午做了决定，中午就能在这两个地方听到十分准确的消息。几个老娘们儿往那儿一坐，织着毛衣钩着花边儿就全有了，没有她们不知道的秘密。
这方案一出来就引起未分上房的人们强烈抗议。开始了对社领导的又一番进攻。头儿们顶不住，就全体坐飞机去海南岛“考察”了。
最倒霉的是移民楼这批人。方案中写明，除了浙义理这个副处级给分了一个底层的两居室以外，科级（包括科级）以下的人仍原地不动。人们一想也是，这次一个出版社孙猴儿似的一下变成九个，每个社都是处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任什么的又添数个，下面自然要分化出无数个科级单位，牛毛一样的科级们太多了，而房子只有那么二十几套，又碰上老干部离退休，只能先牺牲年轻人了。官太多了，官价就下浮几十个百分点。
移民楼的人仗着年轻，还可以熬下去。但他们害怕的是再以后就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了，不能像现在这样白分房子。据说南方住房开始商品化，分一套房子，住户要交万把块；要买房就得二十来万块。一算，妈呀，一万块可不是个小数，存好几年呢。二十万，工作到死也凑不齐。这次分房意味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末班车，挤不上去，就成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吃亏。
于是移民楼的人，除了义理以外，纷纷激情满怀地在厨房里商量对策，怎么采取集体行动目标一致言行一致万众一心地对付社领导，同时谴责浙义理是既得利益者，是人民公敌。
骂归骂，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代表全楼人去找领导，只是各自为战，自己代表自己私下去找。一个个早出晚归，各显其能，心照不宣地活动着。惟一的众矢之的是浙义理，人人骂他“不是个东西”。滕柏菊骂浙义理骂得最公开，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人啊，真是一阔脸儿就变。你也好意思一个人逃脱苦海把我们扔下啊。”
浙义理无可奈何地一摊手：“我能说什么？给移民楼每人分一套房子？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大锅饭，还是要讲个贡献大小，讲个差别的。否则就没人拼命工作了。现在不是开始讲竞争了？有的人就爱干这个，自己不得意了就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别忘了，上次全楼闹肝炎，胡义想弄一份签名书竟没人在上头签字。你那会儿怎么表现的？你去带头打了乙肝疫苗！所以你们现在仍然是群龙无首，各自为自个儿暗中求情去吧，谁有本事谁杀出移民楼去。”
滕柏菊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地说：“我希望这楼烧着算了，一着火就全没房住了，准先紧着咱们分。”
这话梁三虎爱听，插嘴说：“对，放把火。烧了它。反正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来去无牵挂，连彩电都不趁，烧呗。”
“那可不成，”柏菊说，“把你烧死了，你那一拨儿一拨儿的情妇还不哭死。”
终于，火没烧起来，但移民楼的人民却真因祸得福，拣了一个大便宜，坐上了最后一班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车，人人逃脱了苦海，住进了单元楼房。
这便宜拣得实在容易，也大大出乎意料。
就在全社的离退休老“向导”们喜气洋洋准备搬新房时，一个噩耗从天而降：这房暂时分不成了。社头儿们辛辛苦苦折腾出来的分房方案从此泡汤。
原来这座移民楼产权不属于“向导”出版社，而是属于它的上级国家某部。几十年来，“向导”作为宣传机构，全部的盈利均上交部里，由部里分配办公楼和住房。“向导”社五十年代向部里借下这座楼作集体宿舍，就一直占着，一批一批的干部流水般地在这里住，又从这里中转进正式住房。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了。但没人想到这是向人借的房子。一晃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突然有了商品意识，部里想起了这座离长安大街几尺之遥的楼颇有商业价值，打算在此开辟个第三产业什么的。最实际的就是办个中档旅馆。现如今在北京办旅店的，要么是金碧辉煌的一流儿大饭店，令百姓望而却步，掏不起美元也甩不起人民币住那高档地方；而在火车站举着牌子拉客的店多是些类似大车店的地方，住进去颇失优雅。最缺的就是四五十块一宿的单间儿旅店。部里打算收回移民楼，把每个单间改装为单元房，配上煤气设备，开办一个国内独一无二的中档自助家庭式旅馆，让旅客在此可以独自起伙做饭。人们相信，这样物美价廉的旅店，定能吸引一些常住户，一些外地的公司什么的肯定乐意在此包房设点。部里听说出版社刚从一栋楼中买下了三个单元，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收回移民楼。
搬迁通知下来，领导们慌了手脚：新房已分定，这批移民们往哪里安插？惟一办法是停止分房，把移民们塞入新楼。
几经交涉和抗议都白费，部里一纸公文下来，出版社必须限期交房。出版社虽说经济上独立核算了，但它毕竟是下级，哪敢不服从上级的？立即就服从命令听指挥，答应如期搬空交回移民楼。
离退休老“向导”们最后一把儿没捞着，便宜让移民们拣了。消息从资料室传出，全体楼民举楼欢庆这终生难遇的大好机会。这意味着他们捞准了这最后一把儿，以后不用掏腰包买房了。移民们那天做饭，不知谁带头唱起震耳的《东方红》。
滕柏菊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鼓动，在厨房里不住地号召：“咱们这回可是千载难逢，一次失策，后悔一辈子。既然这大便宜让咱捞着了，那咱就狠捞一把。不给两间一套咱不动窝儿。”
大家纷纷赞成，一定要两间一套，否则就赖住不走，让社里还不成房子，部里就会施加压力，要他们好看儿。
移民楼的人几乎是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要大捞一把，几天内热热闹闹谈着新居的装饰，是贴墙纸还是刷涂料，是铺地板革，还是镶地板砖，厨厕要不要镶瓷砖铺马塞克，装不装暖气罩，装不装窗帘盒，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终于要告别这个臭气冲天的破楼，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个北京人了，三十大几就要混出个正经人样儿来，真叫人打心眼儿往外喜。不禁唱起《打土豪，分田地》。
这种不良的居心早被社领导洞察，那点小小的阴谋怎能顺利得逞？大权在领导手中，你七十二变也跳不出他的手心。除了移民们，全社上下再没有一个人愿意眼看着他们占这大便宜。房管处的人信心十足地说：“等我们的政策一出台，就全瓦解了他们。看他们哪个顶得住。”
几天后新政策出台：移民们全部迁入新楼。除浙义理得一个两居室，其余的人全部两家合住一个单元，有孩子的家住大间，没孩子的住小间；单身者三人住一大间，二人住一小问。
原以为移民们会拒不搬迁，把着楼提条件的。却不成想，政策头一天出台，当天晚上分到大间的人就连夜收拾行装，打包打捆儿，兴奋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社里派来五辆小卡车，这些人就争先恐后地连人带东西一次性落花流水搬清了。社里有规定，只派一天车，以后拖延者一律不派车，搬迁费用自理。
几家有孩子的一走，单身汉们也一走，就剩下几户没孩子但不甘去挤小间住的了。他们还候着不动，想混个大价儿出来。这里顶惨的是冒守财。他老婆几乎要生了，预产期还有一周，但按规定不能算有孩子。他气得半死，打遍全社也没用。“没生出来就不是人！”几乎是众口一声。冒守财打算就此再泡一个星期，老婆一生，他就够上住大间了。这点小心眼儿立即被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识破，纷纷在领导那里指责他卑鄙无耻。领导让大家放心：大间早已分完了。他生出孩子照样住小问。这才熄了群众们的怒火。移民们就这样秋风扫落叶地被迅速瓦解，骂骂咧咧地搬了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冒守财。他真想不通，这些人竟让一根骨头全逗引走了？为什么每次想众志成城地干点什么都干不成？他恨这些人太实际，太贪小利。可想想自己的表现也就不骂了。他每次不也是见事儿就躲，生怕让领导认为自己混同于俗众而误了仕途？现如今自已被抛到这个位置上，没人与他并肩战斗，他也不怨谁，只有直面现实，当一次孤胆英雄了。他忽然有点明白，单靠自己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躲躲闪闪唯唯诺诺巴巴结结是当不上官的，老实听话一辈子不如耍它几个手腕，哪怕拙劣一点也没关系，想干什么就不能怕丢面子。浙义理不就是恬不知耻地要党票、要官当？尽管丢了大脸，但最终还是当上了，大房子也住上了。冒守财一下子聪明起来，但总有一种聪明迟了的感觉，只能跟着感觉朝前摸了，至少先弄上房子再说。他突然明白，人们都往官道上挤，就是因为只有这一条道儿能致富。打从有了考状元这一说，知识分子们不就忙于做官了？致富的路子多了，人流就分洪了。冒守财甚至想，如果他有了房子住，他就不用爬上个什么官阶，安心工作无官一身轻得了。他这样的人在北京只图个小康日子，没太大的追求。刚来时还雄心勃勃过一阵子，可让四方八路的人才一比就相形见绌，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可这环境却逼着他死活努着这把力，像只能拉八百斤一车，却曳着脖子拉一千，随时都有垮下来连车带人滑下大坡的危险。归来归去冒守财想应该怨自己起点太低，愣头愣脑杀进北京这个处处秩序良好的地方，他拳打脚踢顾了头顾不上尾左右不逢源。为此冒守财真恨不得来场战争或地震什么的，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开始新的一轮利益均摊。在大混乱的时候，就没人给你排座次，什么你有没有北京户口，父母是什么官，谁管那个？谁有本事谁上，比如大家都挨饿时，谁有本事弄来粮食谁就占粮为王，要不怎么叫乱世出英雄呢。现在可他妈好，谁先来北京一辈儿，就排挤外地新来的，好像北京是他的地盘儿，别人是来抢他碗里的肉似的。似乎外地来的就只配干弹棉花、收废瓶子、泥瓦匠，进入个上层建筑就让人觉得是傻×捞一票。小冒着实气不忿儿，很恨这个不合理的贵族式秩序。凭什么他们父辈比我还土、大字不识一碗的，他们一进城生下的第二代就蔑视我？而我又为什么那么把他们当人？想来想去冒守财想不通，而眼前的事就是背水一战，争取个做北京人的基本权利，蹭个大间住上再说。他发现自己现在跟动物没什么两样，无非吃喝，外加找个暖和点儿的窝儿。
移民楼几天内轰轰烈烈地搬空了，只有冒守财在坚持不懈地斗争，就是不搬。这些天为生存而专心致志，早就发现这些移民们没好心眼儿。他们搬过去后发现那边的煤气眼上缺三少四，没有火盖儿的，没有旋钮的，少挡风板的，塞子不严露气的，总之几乎没有囫囵个儿的，人们都不去水暖工具店买，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移民楼，成群结队地骑车回来拆楼上的煤气灶，缺什么拆什么，拆得管道泄气了，干脆把总闸关死，放肆地把煤气灶们大卸八块，然后风风火火地回家，痛痛快快地烧上了火做饭开始新的日子。冒守财眼明手快，也干净利落地拆下一套零件保存起来，等强盗们凯旋而归以后，默默地装好，随后用水泥把其余的煤气眼儿堵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地在楼里挨着老婆生产的日期。
空旷，黑暗的筒子楼一片狼藉，一眼的苍凉，如同一场大灾难后的遗址。
老婆的妈来伺候月子，就在隔壁屋里支了一张床。现在冒守财十二分地富有，楼上的房子随便住。
老婆终于生了，生了一个七斤重的大胖儿子。
还没高兴完，装修队就进驻了移民楼，开始了改装粉饰工作，不仅满楼震耳欲聋的施工噪音，且停了煤气和水。好在还有电，冒守财就买了两个一千瓦的电炉子，烧起不要钱的电来。每天数十次去邻近单位用桶拎水，令人可怜，人们干脆一次性给他家送来十几盆水。浩浩荡荡送水大军十分壮观。
领导们被统统召到部里，讨论冒守财的问题。部里要求社里妥善解决，终于引起张大壮怒火满腔，指着鼻子痛骂那个副部长：“你说的是人话吗？是你们不顾我们死活硬要我们还楼。我们做了最大的牺牲，现在就剩这一户了，你他妈不但见死不救，还装什么孙子？好人你去做吧，我没办法。你要让我解决这问题，我他妈不当这个鸡巴官了，反正老子活够了！”说完又咔嚓卸假肢，准备扔过去。副部长是个四十几岁的新人，见老首长真发火，也就草鸡了，马上扶住张大壮的手，一口答应解决。随后电话召来行政处长，脸一拉：“怎么这样逼人家，太不像话了，赶紧找间好点儿的房给那个同志。”
处长联想都不想就熟练地提出三环路以外的一栋楼里仍空着几套底层的一间一套没人住，就匀一间给“向导”吧。
张大壮闻之不但不感激还骂骂咧咧：“瞧瞧，你们空着房子却没人住，我们是穷挤，还逼我们还楼，这他娘的什么道理嘛！”
处长并不把张大壮放在眼里，看都不看地说：“那是因为我们分房合理，决不允许一家占几处房子。你们社有人把孙子的房子都占到手了，全空着，年轻人能有房住嘛？人家没集体抗议罢工就不错了。”
“这年轻人，这话有导向问题，影响安定团结。”大壮又要理论，处长忙为他点上烟，嘿嘿一笑叫两声大叔就走了。
房子拿到手，大家一致决定不能便宜了冒守财，就把这一间一套的房子分给了滕柏菊，由冒守财搬进滕家的大问。到了这个份儿上，历经磨难的小冒再也顾不上与柏菊比官龄，臊眉搭眼地搬进了滕柏菊住了一个多月的房子中。
住进去后，丝毫不觉得是住上了新房，因为这新楼被移民们一个月内就住出了十年的沧桑，早已是垃圾成堆，杂物堆满了楼道楼梯。人们知道物价一涨，任何破盆烂坛子都值钱，就一样不舍得扔，全从旧地方搬进来，堆得屋里屋外水泄不通。俗话说“破家值万贯”。
冒守财把家安排停当，已经是十二月落初雪的时节。孩子也已经满月，白白胖胖气儿吹的似的长到十斤。岳母被安排在阳台上住。小小阳台用纸糊个严严实实，拉上落地布帘子，等于又出来一间屋。一家人欢欢喜喜，但总觉缺少点什么，这才想起一直忙，忘了给宝贝儿子起名字。冒守财为此想了一个通宵，几年的辛酸一齐涌上心头。折腾半天，才获得个北京人的基本资格，从此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可就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了。冒守财决定就叫他京民，就是北京市民的意思。
这名字与姓氏连一起就成了冒京民，听起来成了“冒充的北京市民”。但冒守财从不往这方面想，日子过得很火热。人不到三十，就老婆孩子房子全凑齐了，冒守财知足了。